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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杂谈 真空速和表速的关系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是运动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我们先谈运动相对性原理。设想在一列运动的列车上有一个坐椅,列车上的乘客认为坐椅是静止的,而在地面观察者看来坐椅是随列车一起运动。可见我们想要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情况,就必须选择一个假定不动的物体做参考,这个物体就称为参照物,选择不同的参照物,对同一物体运动的描述可能是不同的。如坐在运动列车里的乘客以车厢为参照物,认为列车上的坐椅是静止的,而在地面观察者以地面为参照物,认为坐椅是运动的。为了定量的描述物体的运动,我们通常将坐标系绑定在参照物上,这样就够成了参照系。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指出:一切物理规律在所有参照系中具有相同形式,所有参照系都完全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任何理由选某个参照系把它置于特殊地位。爱因斯坦光速不变原理指出,在所有参照系中,光在真空中传播速率具有相同的值,都是30万公里/秒,我们把这个速度用c表示。这是因为光是电磁波,而麦克斯韦的电磁定律以及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计算出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是c。而一切物理规律在所有参照系中具有相同形式(因为所有参照系完全平等),而麦克斯韦电磁定律是物理规律的一种,应该适用所有参照系,所以麦克斯韦的电磁定律以及麦克斯韦方程计算出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是c这一结论也应适用于所有参照系。光是电磁波,所以在所有参照系中真空中光速不变都是c。

但这就出现怪现象,静止观察者看到一束光速度是c,而运动的追光者看到的同一束光速度仍然是c。这就好比静止的观察者看到一辆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而当运动的观察者以每小时40公里速度追赶那辆汽车时,汽车相对于追赶者的速度仍然是不变的每小时80公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爱因斯坦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运动者和静止者的时间是不同的,运动者的时间变慢了,导致静止者和运动者看到同一束光相对于自己的速度都是c。当然运动者速度要接近光速,时间变慢效应才明显。因此要推导出高速运动者的时间变慢,前提是光速不变。

光速不变虽奇怪,却是应该的。物理学家不但在意事情是怎样的,更在意事情应该是怎样的。真正的物理学家心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宇宙原则,他们对这种原则有一种虔诚的信仰。按这种信仰和原则,有的事应该有的事不应该。物理学家固执的认为按照所有参照系平等的原则,光速是不变的,虽然这有些奇怪,但却是应该的。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应该的事很奇怪,而很多不奇怪的事却不应该。比如说:要保护野生鹿群,就应该保护鹿的天敌狼,这的确有些奇怪,但这是生态学规律。而随地吐痰,我们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却是不应该的。物理学家按自己信仰的宇宙原则判断一件事应该不应该。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原则立场坚定不动摇,他们固执而倔强,如果常识和原则抵触,那么物理学家宁可认为常识是不对的,也不削足适履的怀疑原则。物理学家认为原则上光速应该是不变的。

原则这个词,物理学家藏在心里,并不挂在嘴上,而总把原则这个词挂在嘴上的是官僚。他们经常说要坚持原则,而这个“原则”是空洞的口号和官腔。当官僚们根据红头文件的政策说某件事原则上应如何如何时,这个原则实际上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跑关系走后门的伏笔。言外之意是:大多数情况要照原则办,但可以有例外。可物理学家却坚持认为在原则上应该没有例外。于是就有人说他们太迂腐,没见过世面。应该的事多着呢,当官的应该是被人们唤来唤去的不加引号的公仆,实际上能吗?纳税人应该是“大爷”,实际上能吗?投标竞争应该是凭质量凭成本的公平竞争,实际上能吗?……应该的但实际做不到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使很多人习以为常的麻木了。只有刚出校门初踏社会的不成熟的年轻人,才对什么都看不惯,对很多事大惊小怪,像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说出“社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之类幼稚的话。而当人在社会上摔打的久了,才会见怪不怪,难得不糊涂,于是就有了适应能力。渐渐地,大家都有了适应能力,于是一些不应该的事变成应该的,应该的事变成不应该的。例如医生不收红包是应该的,现在却被当作难得的典型事迹来表扬和宣传,人们却习以为常。某地曾有过这样一道行政命令:凡拖欠教师工资的官员,一律不准配备高级轿车。言外之意是:如果官员赐给教师工资,那么官员就应该配备高级轿车,而平民百姓只能坐公共汽车。曾有报道公共汽车上有这种事:车厢中一个因保卫国家战斗负伤的残废军人站着,而没有一个人给他让座,按说这也太不应该了,可坐着的人却说:“军人应该给我们让座”。一个人曾经问我:“你为什么不吸烟?”我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当和尚?”在他看来,吸烟成了应该的,不吸烟成了不应该的。曾有记者到监狱中采访一位因受贿服刑的大贪官,问他为什么要受贿,大贪官的回答是:“我也不想超凡脱俗”。似乎只要不是神仙,凡人就应该受贿,而腐败成了应该的。

应该的与不应该的事颠倒了位置,这是社会的怪现象之一。而对有些事的应该与不应该去“较真儿”,就成了“不成熟”的表现之一。至于光速到底应该不应该变,这种无聊的问题更是只有不成熟的傻子才去计较。而很多人见到不应该的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有棱角的石头被磨圆滑了,人也就世故麻木了。庸人管这叫“成熟”,而真正的男人更不可缺少这种成熟的“魅力”。而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是不会对应该与不应该的事去“较真儿”的,更不会对光速应该不应该变而去探究。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在社会上混的久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见识过,他们过的桥比物理学家走过的路还多,是不会象物理学家那样“天真”的。

而天真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则上一切作不同运动的观察者应该是平等的,所以都应该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说某个物体怎样运动两个事件是否同时以及光速不变。并且他们的结论都正确,因为他们是平等的。可现实中所有的观察者能平等吗?领导才是最有发言权的,领导说一个物体怎样运动,那它就是怎样运动,而与别的无权的观察者无关,是绝对的。所以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认为两个事件是同时的,那就是同时的,领导认为两个事件不同时,那就是不同时的。所以领导手下的人不敢说领导公款大吃大喝与贫困地区人们吃糠咽菜这两个事件是同时的,而只能说领导吃喝同时也是在忙“公务”。天真的物理学家以为参照系可任意选取,而现实中人们只能选取领导的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是绝对的唯一的,不以其他的无权的观察者的运动改变而改变。这个道理,那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们很容易深刻领悟,所以他们就不容易深刻领悟相对性原理,达到很高境界。

天真的物理学家认为法律应该象麦克斯韦电磁定律和由其推出的光速不变定律及其他物理定律一样,对任何运动状态的人都适用,是绝对的,可在现实中,如果某些人通过钱或关系上下“运动”,那么法律就不能象光速不变定律及其他物理定律一样对这个“运动”的人适用了。所以虽然从理论上可推算出对于任何运动状态的人来说光速不变等于c,可如果现实中对于某些运动状态中的人来说光速不等于c,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法律不也对某些“运动”的人不适用吗,所以对光速可变这一点,那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们不感到奇怪,所以他们对光速不变感到奇怪也就不奇怪了。而对于由光速不变推出的高速运动者的时间变慢这一结论,那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更是感到不可理解。

下面简要的介绍一下广义相对论,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空间和引力关系的理论。为了说明问题,爱因斯坦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电梯实验。设想你在一个断了缆绳的自由下落的电梯中,手里拿着一个铅球。这时你不会感觉到铅球有任何重量。放开手,铅球也不会往下掉。对于这一现象,地面上的人们会说:“这是因为电梯,你和铅球都在地球引力场中以相同的加速度下降,再没有别的力来改变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对状态。”但你也可以争辩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地球。我是在没有引力场的空间静止着。我无法通过任何内部物理实验来确定电梯的运动状态。”爱因斯坦以此为线索提出了有名的等效原理。这个原理说:在任意引力场的每一定点,总能选择一个适当的参照系,使得在该点附近充分小的范围内,自然定律中不再包含与引力场有关的部分。根据这一原理,爱因斯坦创建了广义相对论,对引力现象作出了本质上全新的解释。引力其实是由于地球的质量导致四维时空的弯曲造成的。但为什么人们不认为四维时空是弯曲的而误认为时空是平直的呢?这可以作一个形象的说明:想象有个只有长宽没有厚度的平面的扁平虫子,它只能感知长和宽两个维度,感知不到第三个维度高,如果这个扁平虫子在一个球面上,它会认为球表面是平直的,而无法理解球表面是在三维空间中弯曲的。这正如我们这些习惯三维空间的生物不容易理解四维时空的弯曲一样。

总之,地球上静止物体的重力是因为地球的巨大质量引起四维时空的弯曲对物体施加影响而产生的效应。物体由于惯性沿直线运动,但在弯曲的四维空间运动,表现出来就是受引力影响。事实上,引力扭曲的是四维时空。

但上述这些都只是书呆子的见解。而在现实中,只要领导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把有相当“引力质量”的屁股牢牢的占据在没铺虎皮的铁交椅上在三维空间中静止着,那么别的人谁都别想在四维时空自由运动。又因为那决定人们命运的大印握在领导手里,所以对于那大印几万牛顿的重力,领导手下的人只敢说那重力是由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而不能耍小聪明说那重力是因地球的巨大质量引起的四维时空的弯曲而产生的,更不能说那重力是用战争年代士兵的鲜血换来的或是支援解放战争的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样说虽然显出智慧的洞察力,可这样说的人却忘了,那三国时曹操手下的谋士杨修是怎么死的?

做奴才的必须牢记,永远不能显得比主子聪明。这样才能突出领导的才能和“智慧”。例如:在领导面前提出套合理化建议或方案,不能太完美和全面,而要故意留下些不完善的地方,留有余地,以供有才能的领导点拨和指正。当然更不能谈四维时空的弯曲这类领导不懂的高深问题了。如果领导听到四维时空的弯曲之类深奥难理解的语言,他就会感到有某种东西凌驾于他之上,原来在他下面用大角度仰视着他的人居然敢跑到他头顶上俯瞰他,真是“反了”。领导的威严何在?而为了这威严,领导煞费苦心。在人才市场将招聘学历条件订的高不可攀,就是为了用学生寒窗苦读的代价去垫高领导的台阶。领导居于高高的台阶之上,自然就威严了许多。其实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用。而好不容易有几个幸运的拔尖人才被领导录用,他们却不知道领导拿他垫台阶,还以为自己才能出众,于是就象“杨修”似的趾高气扬,大谈什么四维时空弯曲之类领导不懂的高深问题,全不知“山寨”中“老大”“老二”的规矩,这怎能不叫那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们耻笑。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几个远远不够用的大学生,要么被陷进泥里,要么被磨成无法建筑房屋的圆滑的石头。而这个过程却使领导的威严提高了。至于领导参加活动时迟些到场让众人等他是为了威严,领导故意用慢的语速发言是为了威严……当领导用尽了手段终于建立起帝王般的威严时,却出来个不懂事的“杨修”,谈什么四维时空的弯曲,那么大的不怒自威的领导被说成了只有宽窄没有厚度的平面扁平虫子,它在二维平面上爬,感知不到高维立体空间,却被那高维的立体的“杨修”慢慢细细观赏,连平面的内脏都一览无余,那不怒自威的平面扁平虫子领导威严何在?虽然“杨修”生活中二维平面以外的高维空间,可主宰“杨修”命运的大印却掌握在二维平面中平面扁平虫子领导手里,那“杨修”什么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曾有位文人说过:“人在一种环境中久了,就会成为那环境的一部分,人在一种关系中久了,就会成为那关系的一部分。表面上是那人占有了环境和关系,实际上是环境和关系吞噬了人”。的确如此,试想如果在二维平面中观察那平面扁平虫子领导“一维”的脸色变化久了,那么立体三维四维空间的想象力就发达不了,就看不懂复杂的机械图纸。那高维立体的“杨修”是难以适应二维平面社会环境的,总不能把高维立体的“杨修”压成二维平面的薄片吧。而适应了二维平面社会环境,则自己也就成了只能在二维平面中爬的平面扁平虫子。

在二维平面中的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认为自己精通“博大精深”的关系学,“杨修”那点浅薄无用的狗屁知识与自己的“智慧”相比,简直是大海中的一个泡沫!于是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才自信甚至狂妄,而不会象许多大科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很无知。自信狂妄的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暗暗耻笑“杨修”不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实在是太幼稚太嫩,而“杨修”却认为对二维平面中具有成熟魅力的雄平面扁平虫子谈四维时空的弯曲是对牛弹琴。而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认为聪明的自己在领导面前装作愚蠢才显出真正的“智慧”,而在领导面前表现成智者的“杨修”,才是真正的愚蠢。而“杨修”认为二维平面中的具有成熟魅力的雄平面扁平虫子才自以为智慧实则愚昧的不可救药。这就好象列车路过站台时,坐在列车中的“杨修”认为自己静止而在站在站台上的大愚若智的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在运动,而站在站台上的自以为大智若愚的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认为自己静止,而大愚若智的“杨修”在列车上与列车一同运动。这就是相对性原理。所以静止与运动,大智若愚与大愚若智一样都是相对的。但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是由大智若愚的人创造的而不是由大愚若智的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们创造的,这一点却是绝对的。

在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看来“杨修”的确够傻的,他为了演示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作起了爱因斯坦电梯实验,他拿着领导的大印进到高楼大厦顶层电梯中,自己弄断了电梯的缆绳,“杨修”知道自己必将被摔死,却在自由下落的电梯中拿领导的大印做实验,实验证明领导的大印的确失重了,说明自由坠落的电梯中不存在地球引力。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是正确的。最后“杨修”虽然被摔死,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壮烈的死,能唤醒愚昧的民众,使他们懂得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和科学精神。但是愚昧的看客们满满围住满是“杨修”鲜血的摔坏的电梯看热闹,象一群被无形的手提起的鸭子。结果“杨修”的鲜血不但没有起到以血醒民的目的,反而成了前车之鉴的反面教材。愚昧的看客们不但没明白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和科学精神,反而明白了明哲保身的麻木鹅卵石的处世之道。看客们说:“想让领导的大印失重而追求摆脱地球引力的四维时空中的自由,就是‘杨修’这般下场”!于是“杨修”成了傻子。

这年头精明人多的都成灾了,现在想找个傻子简直比登天还难。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都学乖了,都一门心思搞钱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争论意识形态。现在更是只有傻子还在四维时空中想入非非,而不是在现实商品经济空间中想法赚钱。中国人总是一哄而起,又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显出中国人太缺乏理性,而科学理论是理性的基础。没有了科学理论思维,一个国家不但实现不了科技强国,社会也会失去价值标准和理性导向。而普及科学,不仅是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向大众普及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作风和科学的道德观价值观,能大大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其作用和效果,远远超过政治教育。

然而一提起科学,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科学技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壮大国防力量,却往往忽视了科学的社会作用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其实就是只谈发展经济,我们国家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学术带头人,而更需要成千上万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劳动者在进行复杂劳动时,是靠技术而不是直接用理论物理和高等数学来工作。但这并不能说他们不需要理论物理和高等数学,为什么这样说呢?试看现在国有企业普遍大而不强,甚至有的企业下岗现象严重,因为市场竞争力差,而产品质量不过硬是一个重要原因。产品是人生产的,产品质量问题往往是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作风,与人的科学素养有密切关系。缺乏科学素养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学会对不应该的事“不较真儿”,这种人就不会有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而学过了理论物理和高等数学的人即使把具体内容全忘了,但剩下的那种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态度体现在他的工作作风中,会使他对加工零件尺寸的头发丝万分之一的偏差都不放过。这种人对不应该的事绝不容忍,对人治和长官意志非常蔑视,并坚持原则勇于抗上,而不会成熟得难得不糊涂。这种人多了,不但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会提高,而且有力的遏制了社会的歪风邪气。而缺乏科学素养麻木世故圆滑成熟的人多了,不但对社会歪风邪气起了推广放大作用,使歪风邪气有了市场,微观上,企业也不能健康成长。我们的企业曾学过国外先进技术,崇洋媚外的领导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种事人们不感到新鲜了。当年清朝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北洋舰队,不也全军覆没了吗。今天有些企业虽引进先进洋设备,但管理方式仍是落后的。于是有人说我们的企业不但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

我们的企业也的确学习过国外的全面质量管理,可是在外国企业起了巨大作用的质量控制图,到了中国某些企业车间墙上就成了摆设品和装饰画。在中国某些企业,车间加工出的零件尺寸精度是否超差,有时不是靠精密量具测出,而是取决于企业内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那物理学家只知道高速运动的尺会缩,其长度是相对的,却不知工厂加工零件的尺寸在中国某些企业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不要以为全面质量管理象光速不变适用于一切参照系一样适用一切企业。在中国某些企业中,相对论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企业人的精力都在“窝里斗”中消耗了,“杨修”处处受排挤压制,立体的脚上总穿着二维平面的小鞋而步履艰难。人在企业中见风使舵,那么企业就不会在市场中见风使舵。我们把国外的先进管理规章制度逐条逐句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某些企业中,那些规章制度本来在国外很有效,可到了中国某些企业,就变了味,走了样,不是人适应制度,而是制度去适应人。于是又有人说我们的体制还不完善,所以还要继续改革。

中国人总是在改革或革命,从洋务运动开始,已经改革或革命了一百多年了。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每次都指望让旧的人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可每次新的制度最后总要去适应旧的人。如果人的深层次观念仍然是旧的,即使他西服革履拥有私人洋飞机,仍是假洋鬼子。即使社会制度表面上如何进步,也会被歪曲和变形。如果在革命或改革中仅仅是用新的方法去一次又一次改变本质不变而形式千变万化的旧,改变追随时代潮流的旧的新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不但要一百次,一千次的改革,还要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的改革,永远改革下去。表面上我们一直在前进,实际上我们如同平面扁平虫子一样在莫比乌斯环上转圈子。而想跳出这个怪圈,要有三维四维的高维想象力。要唤醒莫比乌斯环上的平面扁平虫子们。唤醒民众,就要有科学以及大众的科学精神的普及来保证。在此,我不想重弹科学救国的老调,但科学虽不是革命或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却是革命或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且是每次革命或改革时被忽视了的。例如现在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对此有人开出的改革药方是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以法治取代人治。这当然有必要,但不知人们是否想过,如果连科学都不敢凌驾于领导权威之上,那么法律的威严比不上领导的威严也就不奇怪了。如果长官意志能凌驾于科学定律之上,那法律能至高无上吗?人治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人们在自然定律面前都不能平等,何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自然定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相对论的精髓。

要人治,就要建立领导的威严,如果建立起科学的威严,领导难以威严。所以封建家长式的领导容不下有科学素养的人,同样,搞专制独裁的统治者也容不下科学。希特勒就要打倒相对论,迫害爱因斯坦,还悬赏两万马克要爱因斯坦的人头。四人帮也要打倒爱因斯坦这个最大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相对论这面黑旗。因为搞愚民政策才能便于统治,而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就不能不宣传科学精神。

写到这里,听我的口气,有人可能误以为我在宣传鼓吹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是那种满脑子中学西学,“体”和“用”,张口闭口吸收和继承,或动不动就讲“拿来主义”的人。很多人误以为科学是西方的专利,以为西方人擅长中国人不懂的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发展的水平相当高,绝不在亚里士多德之下。只是当初诸子百家只顾为真理而争鸣,却把皇帝冷落在一边,皇帝被排挤在圈子外边,威严何在?所以就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学术的山中没了老虎,儒学这只猴子才称得霸王。因为虎崽被皇帝扼死在摇篮里了。皇帝封儒学为真理,那它就是真理。皇帝凌驾于真理之上,自然就威严了许多。这还不算,后来皇帝又发明了科举制来垫高自己的台阶。用人们头悬梁锥刺股的自虐,用无数人寒窗苦读的汗水,用无数人皓首穷经的一生,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为仕途这根救命稻草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垫高皇帝的台阶,大批古代读书人只有少数作了官而大部分中了皇帝投饵钓鱼的诡计给皇帝垫了台阶。皇帝居于高高的台阶之上,虽然威严了许多,中国却落后了。若不是皇帝搞这一套把戏,把浪费的毫无意义的垫台阶的巨大精力消耗用在正道上,恐怕还没等西方人造出蒸汽机,中国人就已经登上月球了。所以说科学就是科学,不分东西方。所以不能用一个人的英语水平或思想是否西化来衡量一个人的科学素养。科学的最终精神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求真求实求新。

当然,就是在最严格的科学数学中,也有难得糊涂的模糊数学,也有瞪着眼说瞎话的虚数理论,也有大搞形式主义的元数学,还有指鹿为马,把面包圈当茶杯的拓扑几何学。但这些理论却更严密。瞪着眼说瞎话的虚数理论能在电工学,电子学,光全息理论和自动控制理论等广阔领域有着实实在在的用途,充分说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而敢于最大胆幻想的科学家即使能设想时间机器,也想不到水能变油!而前些年社会上闹的沸沸扬扬的水变油的闹剧,正说明国民的科学素质太差,大众科学知识贫乏,更缺少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作风。而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是要大力开展科普工作,不仅要向民众宣传科学知识,更要宣传科学精神。这要靠科普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的科普工作者不但要介绍相对论本身,还要传播相对论的精神。当然这对麻木成熟的人来说已经晚了,所以更要在教育中传播科学精神,不能搞唯应试教育,而要搞素质教育。

但素质教育从个体和功利的观点看,是对受教育者很不利的。如果我们培养出有科学精神,科学作风,并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但这样的人就象立体的“杨修”适应不了二维平面环境一样。他会在现实的畸形社会中处处碰壁。就象人被关进动物园的猴山,会因两条腿直立走路而被当作异类遭到“正常”的四条腿走路的猴子的攻击。人不会给猴大王捉虱子理毛,猴大王领导就会给人小鞋穿。素质教育使人适应不了猴性,所以素质教育使培养出的人要做出个人牺牲。并且科学技术都难以转变成生产力。因为高素质的人虽掌握先进生产技术,但封建家长式的领导和小人要排挤和压制有才能的人,高素质的人往往得不到重用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个体没有发展前途,国家也实现不了人才强国。

这么说来素质教育有这么多问题,是不是就不应该搞素质教育呢?恰恰相反,因为搞唯应试教育,对国家更为不利,而素质教育虽然从世俗功利观点看,不利于个体但很有利于国家长远前途。素质教育力度不够,培养出的有科学素养的人太少,那么他们就只能在畸形的社会中孤军奋战,如果素质教育使民众科学素养普遍提高了,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杨修”式的人多了,他们就是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他们明知山有猴,偏向猴山行。为了唤醒民众,他们宁愿走上断头台,宁可在爱因斯坦电梯实验中摔得粉身碎骨。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他们来说,除了真理,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在窝里斗的残酷磨砺中,他们不会被磨得圆滑,只会被磨得更尖锐锋利。他们不会去适应丑恶环境,更不会与之同流合污。人有了大智慧,才能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们就一定不会害怕艰难挫折,勇于改革创新。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大批这样的人,也只有素质教育能培养出大批这样的人,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素质教育,任重道远。

我原本想写篇科普文章,通俗的讲解相对论,谁知写着写着就走了题,这也是我老毛病了,上学时,我写作文经常走题,所以语文总考不好。考物理时,如果考题中故意拐个弯或放个“烟幕弹”,“考试专家”立刻会看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潜台词而得分,而我却会上当答错。但在考场外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拐弯问题,我绝不会被烟幕迷惑而犯错误,而“考试专家”在考场外却往往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这是因为“考试专家”总是怀疑考卷出题者却不怀疑常识。我是因为作文走题的毛病才考试升学总吃亏的,所以对于本文的走题,还希望读者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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