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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礼堂访谈录】重考据兴义理 结硕果植桢榦——孙钦善先生访谈录(六)

《高适集校注》

《龚自珍诗文选》

《中国古文献学史》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

《中国古文献学》

《高适集校注》

王锷:从《论语注译》到《论语新注》,完整呈现了您研究《论语》的成就。孙先生您出版过《高适集校注》,这本书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于2016年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介绍“上古出版社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60年”时曾说:“当然,出版社从不排斥自动投稿的作者,甚至挖掘了很多彼时名不见经传、但很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丛书》正式推出之后,来稿不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年轻讲师就投来《高适集校注》,编辑们看了以后,觉得比已经出的一位前辈学者的整理本还要好,便接纳了投稿。这名投稿人就是后来成为《全宋诗》的主编、《儒藏》总编纂之一的孙钦善先生。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领头人物,孙老今年也有82岁了。”(文汇报记者于颖《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一个出版社和一套丛书的60年 》)您为什么要整理《高适集》?

《高适集校注(修订本)》

孙钦善先生:《高适集校注》是我长期研究高适的一个成果。前面已经讲过,我研究高适是从研究生学习阶段与陈铁民、武青山、何双生三位同学合作编著《高适岑参诗选》开始的。当时我和武青山负责高适诗的选注,书稿完成后,我持续不断对高适进行研究,多有创获:第一,撰写高适年谱。两《唐书》虽然有高适的本传,《河岳英灵集》《唐才子传》虽然有高适的小传,但皆比较简单,且错误又多又严重,难以为据。我根据有关墓志、高适的交游材料,特别是抽绎高适本人的诗文,撰成《高适年谱》,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63年第5期对高适传记资料及前人所撰年谱多有补正。后又撰《高适年谱诸疑考辨》,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3年第4期,除考辨前人所撰年谱的疑点之外,还对自己第一稿《高适年谱》有所订正。继而撰成《高适年谱》定稿,收入《高适集校注》附录。第二,撰写《高适集版本考》(发表于《文献》第11辑,收入《高适集校注》附录),对传世的高适诗文集进行翔实考证,理清其版本系统和源流。并特别对具有极高的补遗和校勘价值的敦煌写本加以考述和利用。第三,对高适诗文进行校勘、辑佚、辨伪。第四,对高适诗文作了系年考证和切实的注释。在以上诸方面成就的基础上,撰成《高适集校注》,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出版。总而言之,《高适集校注》对高适诗文作了考证编年,对集外诗文作了钩稽补遗,对伪诗作了考辨剔抉。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确定底本与校本,并首次利用敦煌残卷对高集作了校勘,补正颇多。

:钱玄教授也对《高适集校注》有过评价,1988年钱老在《校勘学》一书中把《高适集校注》列为民国以来“利用新资料进行校勘,而成为目前比较完善的校本”的十例之一。

孙先生:承蒙贵校钱老肯定,很荣幸。钱老所说的“利用新资料进行校勘”,具体到《高适集校注》来说,就是指利用敦煌发现的写本残卷。敦煌残卷保存高适诗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高适诗集》,伯3863,凡三十六题,四十八首,为敦煌残卷保存高诗较多者,订讹补遗之价值均很高。如其中有后世传本集外佚诗三首:《双六头赋送李参军》《遇崔二有别》《奉寄平原颜太守》,第三首思想艺术成就尤高,又是考证高适身世的重要资料。又如其中的《武威作》二首即后世传本之《登百丈峰》二首,可据以订正后人严重妄改之误。二是《诗选》,伯2552,其中高诗凡四十题,四十一首,校勘、补遗价值均很高。如其中有后世传本集外佚诗二首:《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前一首思想艺术价值颇高,又是考证高适身世的重要资料。罗振玉辑印之《鸣沙室佚书》中署为《唐人选唐诗》之诗选残卷,存高适《信安王幕府诗》一首及《留上陈左相》前数句,下与伯2552高诗部分珠联璧合,实为此残卷割裂之部分。《信安王幕府诗》此本多佚句,可资校勘。其他如:诗选,伯2555,有《塞上闻吹笛》《别董大》二首其一;伯2748,有《燕歌行》;伯3195,有《燕歌行》(残)、《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佚诗);伯3619,有《饯故人》、无题“一队风来一队砂”(皆为佚诗);伯3812,有《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疑伪);斯288,有《古大梁行》(残)、《燕歌行》;斯2049,有《汉家篇》(即《燕歌行》),等等。《高适集校注》利用敦煌残卷校正传刻本重大讹误的情况很多,我曾撰《〈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做过总结,发表于《文献》第17辑。其中涉及诗作67首,校例220则。收在您和永祥编的《斯文不坠在人间》一书中的我的文章《校勘实例举隅》,也选了一些校例。有关具体校例说明,敦煌残卷的校勘价值确实极高,传世《高适集》版本的诸多讹误,非借助敦煌残卷不能纠正。

:请您举例谈谈。

孙先生:例如(所标传世本文字,以明覆宋分体十卷本为底本)

1.单父逢邓司仓覆仓库因而有赠

此题伯3862作“单父逢邓司仓覆库因而有别”。

四人忽不扰:“四人”,当作“四民”,《穀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人”,系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讳改为“人”,高适诗亦有佐证,如《古飞龙曲留上陈左相》“天子富平侯”句 :“平”,伯2552作“人”,清影宋抄本、《文苑英华》同。按作“人”是,“平”误。富人侯,即富民侯(“富民”为地名),典出《汉书·车千秋》:汉车千秋做丞相,并被汉武帝封为富民侯。唐陈希烈天宝五载官至左相,封许国公,与车千秋身份相值。“忽”,伯3862作“惣”,为“總”字俗体。玩诗意,作“總”是。疑“惣”因形近而误(或妄改)为“忽”。

粲粲府中妙,授词如履霜:“授”,伯3862作“挍”,同“校”。挍词,盖捡校库藏的念词。履霜,即《周易·坤》“履霜坚冰至”之意,用为防微杜渐之戒。此谓校词精审谨严。

开襟自公馀,载酒登琴堂:“公馀”,伯3862作“公馆”,官府。按“自公馆”谓办完公事自公门而出,语本《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诗经》下句为“委蛇委蛇”,闲适自得的样子,正与“开襟”相当。故以敦煌写本为是,作“馀”,疑为后人妄改。

2.睢阳酬别畅大判官

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丈夫”,伯2552作“大夫”,是,作“丈夫”乃形近而误,或无知妄改。《资治通鉴》天宝六载十月,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前,率呼将帅为大夫,自居易诗所谓‘武官称大夫’是也。”

诸将出井陉,连营济石桥:“井陉”,伯2552作“冷陉”,清影宋抄本同,是。冷陉即冷口,为东北边塞长城之隘口,在今河北省迁安县东北七十里。作“井陉”则于地理不合。

3.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

此题诸本同,唯伯3862作“观彭少府树宓子贱祠碑作”,以敦煌写本为是。关于传世诸本原题,岑仲勉先生已有所考,其《唐人行第录》云:“又同人(指高适)《宓公琴台诗序》云:‘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赋诗三首,首章怀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贱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继子贱之理。’甲申,天宝三载,翥只少府,当非诗序之太守。考《金石录》七:‘唐宓子贱碑,李少康撰,李景参正书,天宝三载七月’。正高适登台之年。适又有《平台遇李景参有别》诗,一作翥,一作景参,似是两人,惟少康是否翥之字抑为第三者,尚难决定。《全诗》(《全唐诗》)三函岑参《送李翥游江外》云:‘相识应十载,见君只一官。’”按李少康与李翥实为二人,李少康当时做睢阳太守,高适有《奉酬睢阳李太守》即写其人。按独孤及《唐故睢阳郡太守赠秘书监李公神道碑铭》(见《毗陵集》卷八)及《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少康为太祖景皇帝五代孙,为毕国公景淑第三子。《碑铭》载:“中兴后乃筮仕,由朝邑县尉凡七徙,官至尚书祠部郎中。以大府上佐授潞州司马, 因考绩彰闻,拔为青州刺史。……玺书褒异,迁公于常州,……复以高第擢拜徐州刺史。玄宗后元年(即天宝元年,玄宗中间改元,前为开元,后为天宝),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天不惠宋,乃崇降疠疾。三年春赐告归洛阳,是岁十二月丙午薨,春秋六十有四。”高适诗云“本枝强我李,磐石冠诸刘”,正指其为唐宗室; “朝瞻孔北海”,正指其任青州刺史(青州即北海郡);“广周才登陟,毗陵忽阻修”,正写其由青州改刺常州”;“梁国歌来晚,徐方怨不留”,正写其由徐州刺史改任睢阳太守。故可断定李少康与李翥为两人,而不是一人称字称名之别。再看李九,按高适诗中李九凡四见,除此首之外,尚有《同李九士曹观壁画云作》《同崔员外綦毋拾遗九日宴京兆李士曹》《秦中送李九赴越》三首。后三首写于天宝十一载秋在长安之时,其中李九即京兆府士曹李翥。岑参有《送李翥游江外》,与高适《秦中送李九赴越》作于同时,岑诗云:“相识应十载,见君只一官”,据此知李翥至此只任过京兆府士曹一官,根本未做单父尉而立宓子贱碑。故可断定传世诸本原题“李九少府翥”有误,当从敦煌写本作“彭少府”。又参《唐人行第录》所引《金石录》,则此碑为单父尉彭少府所立,碑文为睢阳太守李少康所撰,碑字为李景参(高适亦有诗酬赠)所书。幸有敦煌写本留其真,遂使此疑涣然冰释。

:高适有些诗,应该与西北边塞有关。

孙先生:是的。比如:

4.登百丈峰二首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冥,胡天自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来,令人伤怀抱。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

诗题:传世诸本同,唯伯3862作“武威作二首”,是,说详下。

朝登百丈峰:“百丈峰”诸本同,唯3862作“百尺烽”。按以敦煌写本为是。“烽”即烽火台,西北至今仍有遗址,相当高大,故素有百尺之称,如李益《暮过回乐烽》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盖“烽”字因形近音同而讹为“峰”,中原人不解烽燧形制高大可称“百尺”,不悟其谬,反以“百尺”与山峰不协,妄改为“百丈”,致使面目全非,遂后又连及而改诗题,将“武威作”改为“登百丈峰”。“烽”“峰”讹混,唐诗皆习见,如李益诗:《暮过回乐烽》一首,因诗中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题中“烽”字不误,而《夜上受降城闻笛》首句:“回乐峰前沙似雪”,“烽”已讹为“峰”。幸《全唐诗》于“峰”下附注异文:“一作烽”,得以留其真迹。按回乐为唐灵州大都护府属县,绝非山名,回乐烽指筑於其地的烽燧。又王维《凉州赛神》诗云:“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凉州即武威郡,州郡名称几经更易,盖“百尺峰”亦“百尺烽”之讹。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寒山”,伯3268作“塞下”,清影宋抄本注:“一作塞下。”按以“塞下”为是,作“寒山”则涉妄改之“百丈峰”而讹。

五原徒自尊:“五原”,伯3862作“五凉”;“徒”,伯3862作“更”。按以敦煌写本为是。五凉即十六国时的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史称“五凉”,所据之地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及青海乐都一带。自尊,指不依附于晋朝而独立。“五凉”与此诗怀古之地相合。盖“凉”或写作“涼”,形近并涉“五原”而妄改为“原”(五原指长安之毕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阳原、细柳原,妄改者或借以代指京城长安,然忽略了晋朝京城为洛阳),遂又改“更”为“徒”。古书致误或臆改的错综辗转复杂情况,由“百丈峰”及此例可见。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白庭”,伯3862作“白亭”,是。按白亭为西北边塞地名,因白亭海而得名,在今甘肃省北部,唐河西节度使于此置白亭守捉,正与此诗怀古之地相合。

5.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

诗题:“物”字后,伯3862上有“得商丘”三字。清影宋抄本此三字为题下小字注。以作小注是。高诗另一首《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题目,伯2552无“赋”字,“得征马嘶”为题下小字注。由此发现一条通例:唐诗题下小注,例多误入正题。

地与星辰在:“地与”,伯3862作“与地”,二字疑倒(或“与”当作“舆”)。“星辰”作“辰星”,按作“辰星”是,辰星即商星(又名大火)。《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昭公元年:“(变)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可知宋地处商丘,星主辰星,远溯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经久不变,故云在。此句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宋,大辰之虚(墟)”之意。

城将大路迁:“城”伯3862作“时”。“大路”作“火正”。按敦煌写本是,用典已见前例考证。从致误之由寻绎,盖“火正”与“大路”、“火”与“大”形近,“正”与“路”左旁(或写作足)形近(“疎”如或写作“踈”),后人不明出典,臆改为“大路”,并随之改“时”为“城”。

墟落对穷年:“墟落”,伯3862作“摇落”,是。“摇落”指时令,上应“隐隐带秋天”句。

凄凄赋酒筵:“凄凄”,伯3862作“凄其”,当从,凄凉之意。语出《诗经·邶风·绿衣》:“凄其以风”。高适《送前卫李寀少府》有“留君不住益凄其”句,亦以凄其写惜别时凄凉之情。“赋酒筵”伯3862作“酒赋筵”,清影宋抄本同,当从。酒赋筵,即饮酒赋诗之筵。

例子尚多,不便再举,由上可见一斑。类似的情况,如果不据敦煌写本予以校正,恐怕只能延续讹误,留下后患。如有人注释传世本《百丈峰二首》,千方百计考证百丈峰在何处,非但徒劳无功,而且以讹传讹。

至于注释,1983年9月27日《古籍书讯》刊载一工《高适集孙注本一大特色——释典准确,注解切意》一文,与已经出版的有关注本对比,举例分析了本书注释方面的成绩。高适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学养丰富的学士,他写卢明府,称其“胸怀豁清夜,《史》《汉》如流泉”(《过卢明府有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故写诗用典,既富且深,如《行路难》其一,有两句诗:“安知顦顇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写当时有才士人的漂泊流落,实际是用典:《后汉书·第五伦传》李贤注引《三辅决录》,载第五伦少子颉“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客止(宿)灵台中,或十日不炊”。极易被忽略漏注。又如《过卢明府有赠》有两句:“时平俯鹊巢,歲熟多人烟”,前句“俯鹊巢”较难理解,其实是在用典:《淮南子·氾论训》谓远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又如《塞上》“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纵横谟”亦用典,指纵横驰驱,出奇制胜的谋略,语本《尉缭子·兵教下》:“十一曰死士,谓众军之中有材力者,乘于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敌也。”这一典故,拙著《高适集校注》初版漏注,后来才发现,于2014年出版之修订本补上。 又如《信安王幕府诗》“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句,别的注本就“玄兔”引《文选》谢庄《月赋》 “引玄兔于帝台”,李周翰注“玄兔,月也”。其实此处诗人并未用典,玄兔(菟)是旧郡名,系汉武帝所置,郡治在今辽河流域,与下句白狼川在同一地域。

《龚自珍诗文选》

王锷:您研究龚自珍,选注龚自珍诗文,与研究高适,校注《高适集》差不多同时?

《龚自珍诗文选》

孙先生:两个课题都是作学生参加集体科研时埋下的伏笔。《龚自珍诗文选》是关于龚自珍诗、文、词的选注本,完稿虽然比《高适集校注》晚3年,但研究龚自珍及其诗、文、词,发端于大学本科时参加编注《近代诗选》,比研究高适始于攻读研究生阶段还要早。参加编注《近代诗选》时,我就觉得,近代诗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龚自珍的,甚至在中国诗歌史和思想史上,他也不愧为一个大家。龚自珍的诗、文、词思想深厚,艺术也好,很吸引人,很值得研究。在研究生阶段,我写了一篇论文《试论龚自珍的诗》,对龚诗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全面论述,参加工作以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1年第5期。1983年发表《说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注释与鉴赏(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古文鉴赏辞典》)。1984年接连发表两篇赏析文章:《刺向腐朽的利剑——谈龚自珍的三首讽刺诗》《滚动在心底的风雷——读龚自珍诗〈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由中央电视台播讲,见《阅读与欣赏》八、九两集)。1984年5月《龚自珍诗文选》完稿 ,1991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收入《中国古代文学读本丛书》再版,2004年1月又易名《龚自珍选集》收入《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丛书出版,可见得到时间的考验,为学界所认可。1987年发表《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中国文化与哲学》1987年号)。1989年发表《试论龚自珍的古文献学思想和成就》(《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93年发表《论龚自珍诗文的讽刺艺术》(台北《中国国学》 第21期 )。2006年出版《龚自珍诗词选》(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诗词名家》丛书,以《龚自珍诗文选》为基础撰成)

《龚自珍诗词选》

:您是如何选注龚自珍诗、文、词的?

孙先生:《龚自珍诗文选》入选的诗、文、词,文字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王佩诤校订的《龚自珍全集》为据,个别地方据他本重新校定,均作说明。《全集》原存旧校异文,优者间采注中。三部分作品各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次。至于注释体例,每篇之前著一“说明”,交代写作时间、背景,简析思想、艺术。注释力求注明难词、名物、制度、典故及所涉人物、地理、历史事实。作者诗、文、词常用隐喻曲笔,对此综考有关篇什,参验核证(特别是用龚自珍作品互证),加以揭示,但注意避免龚诗解释中索隐一派的刻意求深,牵强附会。

:请您举例谈谈。

孙先生:举几例为证,关于整首诗的说明和注释,如: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说明〕这是一首和诗,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后,五月初南归途中。周仪暐(1777-1846),字伯恬,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嘉庆九年( 1804 )举人。初任安徽宣城县训导,后改授陕西山阳知县,又调署凤翔知县,不久以老病乞休。工诗,著有《夫椒山馆诗集》。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伯恬工六朝文辞,尤深于诗,拟古诸作,往往逼真。中岁奔走中南诸名郡,足迹半天下,为诗尤激昂慷慨。数奇不遇, 晚年始宰一山邑,不三载殁,可悲也。”周氏原诗为《富庄驿題龚孝廉自珍韵》(按,当为龚和周,此题盖周氏自谦而拟):“何曾神女有生涯,渐觉年来事事赊。梦雨一山成覆鹿,颓云三角未盘鸦。春心易属将离草,归计宜栽巨胜花。扇底本无尘可障,一鞭清露别东华。”(见《夫椒山馆诗集》卷十八)知周氏与龚一起参加会试,失意同归,共宿富庄驿舍,相和作诗。周诗还仅限于个人身世的感慨,而龚诗寓意深远,身世国事交感并集,深刻揭示了社会的没落形势和危机,无情讽刺了醉生梦死的腐朽势力,并对自己心系国家而身遭沦落的境遇甚感愤慨。逆旅:客舍。次韵:和诗的一种形式,要求入韵之字与原诗依次相同。按,此诗与周诗第二句韵字有异。又作者同时作有词《南浦》,小序曰:“端阳前一日,伯恬填词题驿壁上,凄瑰曼绝,余亦继声。”中有“羌笛落花天,办香鞯两两愁人归去。连夜梦魂飞,飞不到,天堑东头烟树”等句,可知时值阴历五月四日。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注释〕“名场”二句:是说仕途官场阅历已深,世人不过追逐名利而已,系念国家,顾往计来,心事纵横的,只有我辈有志之士。名场:科举考试的闱场,因系士子争名之所,故称。这里泛指官场及上层社会。莽:草木深处,引申为深邃。心:指济世之心,念国之情。史:指考察历史,熟悉掌故,引古筹今。作者《尊史》一文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对策》说:“人臣欲以其言裨于事,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秋气”二句:分别写在衰败没落的形势下,保守势力的麻木不仁,爱国志士的无限忧思。秋气:使草木凋残的秋天肃杀之气。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龚诗屡以“秋气”比喻衰败的形势,如《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堂内燕:比喻得势的达官贵人。《楚辞·九章·涉江》:“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前句谓贤者去朝日远,后句谓小人得势。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为南朝大族,“堂前燕”喻依附权势之人。燕为候鸟,冬去春来,这里说不为秋气所惊,讽其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又燕多喻趋炎附势之人,居安则可,遇危则飞散,如作者《明良论二》:“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者焉尟矣!”夕阳:比喻没落的形势,参见《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忽忽中原暮霭生”句及注。 恋:思念,顾及。这里是“为 ……所念”之意。 路旁鸦:比喻自己和周氏一类沦落失意的忧国之士。句意本温庭筠《春日野行》诗“鸦背夕阳多”及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东邻”二句:比喻年华将逝,难以永葆青春,奋发有为。东邻:司马相如《美人赋》:“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嫠(lí):寡妇。似:嗣,继续。《诗经·小雅·斯干》:“似续妣祖。”毛传:“似,嗣也。” 花:用作动词,开花。

“何日”二句:是说有朝一日隐逸出世,以美人相伴,读佛经遣日,葬送年华。这是失志时表示愤慨的话。冥鸿:高飞天空的大雁,比喻隐逸之士。参见《呜呜硁硁》“不然冥冥鸿,无家在中路,恝哉心无瑕,千古孤飞去”四句及注。

:每首作品都有这样的说明吗?

孙先生:是的。又如《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

〔说明〕据诗题对王鼎以“少宰”相称,知这首诗作于王鼎居吏部侍郎任内(明清时期称吏部侍郎为少宰)。按《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王鼎于嘉庆二十二年(1816)七月就任吏部侍郎, 嘉庆二十四年(1819)闰四月调任刑部侍郎。又按吴昌绶《定盒先生年谱》,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前三年作者均在南方,嘉庆二十四年春应恩科会试,未中,留京师。知此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春,王鼎由吏部调任刑部之前。龚氏旧集多将此诗系于戊戌(道光十八年,1838),风雨楼本系于庚寅(道光十年,1830),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本从风雨楼本,均误。此二年王鼎之官职、品衔皆与诗中所写合(详后王鼎事迹及注释)

关于辩驳刻意索隐、附会本事者,如《汉朝儒生行》:

〔说明〕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年(1822),本年作者应会试又落第。这是一首借古讽今之作。王文濡校编本(世界书局版)此诗眉批云:“儒生乃定公自谓,篇中所谓将军,殆指杨勤勇公芳耶?”据“三十方补掌故吏”句,颇与作者二十九岁任内阁中书、三十岁(道光元年)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的事迹相合。又次年作者作《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芳)》诗云:“绝塞今无事,中原况有人。升平闲将略,明哲保孤身。莫以同朝忌,惭非贵戚伦。九重方破格,肺腑待奇臣。”与本诗所写将军的思想亦相似。然杨芳建功西边为道光六年以后事,又与此诗内容及写作时间不合。还有人认为此诗为杨遇春所作(见温廷敬《读龚定庵诗书后》,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二卷五期)亦与其事迹及实际情况不合。故这首诗决不局限于写某人某事,意义十分深广。他先写一个富有才学而官微职卑、身遭沦落的儒生(颇有作者自己身世的影子),旨在反映正直的文人学士被埋没;然后又通过这个儒生的口,让不平人道不平事,诉说一个有才干、有战功的将军如何被夺功诬陷、排挤打击,从而不得不退缩自保,则又反映了英勇善战的武将也逃脫不了同样的命运。这样就对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和勾心斗角的上层社会作了全面、深刻的揭露。作者还大胆地用“酎金失侯”的旧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

又如《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说明〕这首诗,作于道光五年(1825)。本年十月,作者服母丧期满,客居昆山,始复弄笔作诗。题为咏史,实则讽今,深刻揭露了清王朝实行腐朽的权贵统治,并在思想文化上采取高压、禁锢政策的残酷现实。旧说此诗为惜曾燠(宾谷)鹾使罢官之作,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道光五年引程秉钊说及王文濡校编本注,实与此诗事不相谐。又按《清史列传·曾燠传》,曾燠于道光二年授两淮盐政,仍准用二品顶戴,道光六年四月始被罢官召回北京,道光皇帝对他作了如下处置:“一味因循了事,著以五品京堂侯补,以示薄惩。”与此诗作时亦不相合。旧说盖附会之词,且抹杀了本诗的典型意义。

:龚自珍诗、文、词反映了作者什么思想?

孙先生:关于辨析思想义理者,如对龚自珍的思想,通过分析他的诗文,我提出了三个要点:1.面对没落形势的忧患意识,2.针对腐朽现实的批判精神,3.呼唤风雷的改革理想。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递进的,自有它的逻辑理路。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有其哲学观为基础,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有其历史观为依据,就是《公羊春秋》“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龚自珍的用语,或为“治世”“乱世”“衰世”三等,或为一天当中的早、午、夕三时)。龚自珍的改革思想,以人才解放为依托,而人才解放又以个性解放为核心。1984年5月我在《龚自珍诗文选》前言中说:“如果说龚自珍的经济、政治思想还未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那么他在人性、伦理方面的个性解放思想,可以说已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情况紧密地联系着。”1985年10月赴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参加龚自珍诗文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后刊载于《中国文化与哲学》1987年号,1998年又收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文学卷),认为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史发轫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通过对其诗文全面考察和深入诠释,本人则认为他属于具有改革理想的封建阶级开明思想家,在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终未突破封建藩篱,而他的关于个性解放思想则具有新的特质。这一见解,被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探讨(2)》论文中加以引用,如厉文说:“龚自珍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尽管有不少对时政的抨击,对官场腐败的谴责,以及有关如何富民强国的建议等,但这些思想仍建立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反映龚自珍思想特色的,则是他的个性解放思想,主张天赋人性,反对封建束缚;反对矫揉造作。反对把‘天理’同私欲对立起来,这种思想‘在当时确实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的。’(原注:孙钦善《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因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孙钦善对梁启超这段话的评论是:‘所谓“若受电然”的感觉,除来自龚自珍对旧制度的尖锐批判和大声疾呼改革之外,当亦与接触到龚自珍这样犀利的新思想有关。至于‘稍进乃厌其浅薄’,则除了指龚自珍并未在政治、经济上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之外,也包括他的个性解放思想缺乏新的理论根据和更为深刻的表述。’”(原注:孙钦善《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转引自2005年4月3日《中国经济史论坛》网扫校版)我觉得自己辨析思想义理取得的成果,能被严谨的经济学论文所引用,是值得庆幸的。

:您如何看待龚自珍诗词的艺术特色?

孙先生:关于龚自珍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我在《龚自珍诗文选》前言中,归纳了三点:一是感慨深沉,二是深邃含蓄,三是大声疾呼、想象奇特。后来在《龚自珍诗词选》前言中又作了一些修改,也是三点:

龚自珍诗的第一个特色是正视现实,慷慨悲歌,富有战斗性。他对现实深有感触,欲罢而不能,必吐而后快。他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与江居士笺》)他反对摹拟雕琢,主张直面现实,推崇杜甫诗歌反映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苍茫”风格:“诗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阁夜锼冰。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己亥杂诗》,自注:王秋坨大堉《苍茫独立图》)他也反对吟风弄月,主张慷慨悲歌地去反映没落的社会现实:“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才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指已非盛世的中晚唐),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他认为“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是粉饰太平、玩世不恭的表现。他的创作出色地实现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正如他自己所说:“铁石心肠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见。”(《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

龚自珍诗的第二个特色是冷峻与热肠、执著与超然集于一腔。这可以看作龚自珍诗文的抒情风格。龚自珍曾说:“庄(子)、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而他自已正像李白一样,也是“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三)。龚自珍诗文中的冷与热不仅分别表现在对待讽刺与歌颂两种不同对象的态度上,例如他鄙弃“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称颂“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饮少宰王定九宅少宰命赋诗》);鄙弃“痴黠”,称颂“童心’(《己亥杂诗》);鄙弃“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称颂“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人草稿》);鄙弃“西邻吊罢东邻贺”,称颂“歌哭前贤较有情”(《歌哭》);鄙弃“京师”,称颂“山中”(《尊隐》);鄙弃“秋气不惊堂内燕”,称颂“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等等。有时还集中表现在对待同一对象的态度上,例如面对封建末世,龚自珍采取了冷酷严峻、不留情面的讽刺、批判态度,但是这种讽刺、批判,目的不在于推翻封建社会,而是幻想革除弊端,挽救危机,实现改良。因此在冷峻讽刺、批判的同时又怀有恨铁不成钢、忧国忧民、济世救邦的热肠。对于某些具体的讽刺对象也往往是冷峻与热肠并存,如《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待处在清王朝软硬兼施政策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又如《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对最高统治者既有严讽又有热望。当然对待自己所深恶痛绝不抱幻想的讽刺对象如达官贵人等,则只有冷峻而无热肠。

龚自珍诗的第三个特色是既深沉含蓄,又犀利辛辣。这可以看作龚自珍诗文的表现风格。龚自珍由于感受深刻,观察入微,认识透辟,对于人和事的刻画往往入木三分,形成深沉的风格,读他的作品总是感到意蕴深而韵味长,确如他自己所说:“欲为平易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恃”(《己卯杂诗》其一四)。至于含蓄,固然与在当时高压禁锢政策之下有难言之苦有关,但并不是怯懦的躲闪,而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用反语、曲笔、寓言乃至春秋笔法委婉吐词、迂回战斗的机智和深谙欲彰故隐的艺术辩证法。用反语者,如“纵有噫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舒轮囷?”(《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面对腐朽专横的权贵,表面上似乎要忍气吞声,实际上非像“大块舒轮囷”那样不足以倾吐心中不平之气。“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寒月吟》其二),明明是对自己的惩治,却说成“矜宠”,实为对“皇天”的戏弄。用曲笔者,或借古以讽今,如《汉朝儒生行》《咏史》等,或咏物以寄意,如《人草稿》《己亥杂诗》“忆北方狮子猫”等,或写景以隐喻,如《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夜坐》《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等。龚自珍寓言体裁的诗文写得尤佳,如《赋忧患》《尊隐》《病梅馆记》《三捕》等,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至于春秋笔法,《杭大宗逸事状》最为典型,不避要害,寓褒贬于记事,以致杭大宗的耿介倔强、乾隆皇帝的专横残暴,统统跃然纸上,而又无懈可击,难以被抓到加害的把柄。龚自珍诗文中犀利辛辣的手法比较明显,他大胆直言,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正如王芑孙复龚自珍信所说:“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我分析龚自珍的文学作品,很留意他铸造的一些艺术意象。在《龚自珍诗文选》一书中,还只是分散见于说明、注释各处;在《龚自珍诗词选》一书前言中,则集中作了归纳辨析。

:您是如何归纳龚自珍诗、文、词所铸造的一些艺术形象?

孙先生:基于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加之奇特的想象,龚自珍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意蕴丰富而又美感强烈的艺术意象。试举几个例子。

剑与箫。剑与箫是龚自珍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个意象,而且是同时对举。例如:“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湘月》词,作于1812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1820)“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1823)《湘月》词自注引洪子骏为此词所作赠词《金缕曲》词说:“结客从军双技绝,不在古人之下”,“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这里以剑代表侠骨,以箫代表幽情。但是对思想家龚自珍来说,剑又不限于表示一般的慷慨任侠,而是主要指他经世济民的壮志豪情;箫不限于表示一般的多愁善感,而是主要指他忧国忧民的深情和政治上失意的愤怨。因此综观“剑”与“箫”两种意象,是作者报国济民思想感情的两个侧面,是作者志向身世的两个侧面,也是作者豪放与幽深两种艺术风格的表现。

秋天与夕暮。前面已经说过,龚自珍以秋天和夕暮概括当时没落的形势。此外他还用秋天比喻自己沦落的身世和心境。龚珍诗文中的这两个意象也有其丰富的内蕴和鲜明的特点。传统诗文中秋天与夕暮的意象往往只有没落一面的意思,而龚自珍诗文中的这两个意象则有其两面性,即危机与希望同在。首先龚自珍敢于正视秋天与夕暮所表现的危机一面,为其所惊醒,而与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达官贵人绝不相同;同时又相信事物可以向反面转化的辩证法,敏锐地觉察到希望的所在,执著地坚持改变现实的理想,而与悲观失望者又不同调。例如秋天,是草木摇落的时节,是凛冽寒季的前兆,自古以来文学的意境取向都侧重悲凉一面,如宋玉《九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堪称为典型。龚自珍诗文中用秋天比喻时势的没落和身世的沦落也是如此,对其衰落十分敏感和清醒,总是大声疾呼,以唤醒世人,以嘲讽醉生梦死或苟且偷安者,而不甘没落和沦落,却是其诗文中有关秋的意象的独特之处。如对时势,居危思变,及早绸缪,改革图治,充满希望,毫不悲观,“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己亥六月重过州记》)对身世,虽悼惜而不颓废,仍顽强奋斗,如说:“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同上)又如:“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哭郑八丈》)等。对于夕暮的描写与此类似,一是突出其急遽初变,如“忽忽中原暮霭生”(《己卯杂诗·题陶然亭壁》),“夕阳忽下中原去”(《梦中作》);一是恋而不舍,并不绝望,如“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观心》),“恩仇恩仇日苦短,鲁戈如麻天不管”(《梦中作四截句》其三)等。可见作者笔下的秋天和夕暮,都是富有悲壮美的意象。之所以能创造出这样的意象,除了作者懂得相反相成的艺术辨证规律之外,还与他改良思想的哲学基础——《春秋》“三世说”的发展变化观有关。

落花。这是龚自珍诗文中最为多见、最为奇特、最富美感的一个意象。写落花最典型的一首诗是《西郊落花歌》。这首诗一反怜惜落花、为春去而伤感的常调,对落花大加赞赏,继探春热望之后,并无送春之悲伤。作者通过奇特的想象,用一连串生动形象的比喻,把落花写得繁盛美丽无比,把暮春渲染得富有生气。落花在作者眼里无疑是衰败的形象,由他以观赏落花来送春可知,由他以落花来比喻自己身世的忧患、沦落可知,由他“将萎之华,惨于槁木”(见前)的话可知,但是诗中绝无悲叹和忧伤,与林黛玉的《葬花诗》形成鲜明对照。为什么会如此?诗的结尾给我们透露出信息,这就是他不仅敢于正视没落,无所畏惧,而且从没落中看到新生,看到希望。末二句“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虽然典出《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得风吹萎华,更雨新好者”,但赋予更深的含义,表现出盛衰转化、改革图治的辨证信念,寄托着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坚定理想。其他如《己亥杂诗》:“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其三),词《减兰,人天无据》:“若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等,则单纯以落花喻自己沦落的身世,不能说没有忧伤,但与绝望无缘,其中仍透露出乐观倔强的精神和热情奉献的愿望。总之,无论以落花喻现实没落的形势也好,还是以落花喻个人的沦落身世也好,都是悲与壮辨证统一、兼有两个方面丰富意蕴、甚具艺术魅力的意象。这一个意象同样表现出龚自珍作为一个集批判与改革于一身的思想家的心态与品格。

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与对普通文献辨析义理类似,均应通过扎实的考证,特别是通过作者作品的互证,把握作者的原创意图,而不容读者随意附会。尽管文学作品形象大于思维,允许读者有想象、发挥的余地。但是作为文学史研究,不应超脱作者原创意图的客观性,而以读者的主观感受为依据。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有一篇论文《文学史与诠释学》(载《文史哲》2005年4期),认为“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有多种理解、诠释 ,并往往被视为正常的事情。‘诗无达诂 ’‘见仁见智’等近乎口头禅的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也包含了相当的宽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追问理解、诠释之正误,成为固执一己之偏见者的盾牌。承认文学诠释的多样性,并不是承认各种诠释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其中有误解,甚至是曲解,虽然也可能另有一种意义,但对被诠释的作品来说,毕竟不能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诠释,尤其是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中应当有的诠释 ”。通过对龚诗的研究实践,自己深有体会,非常同意袁世硕教授的说法。

关于龚自珍的诗文,我曾有过强烈的感受,就是鲁迅先生的旧体诗和杂文与其非常相像,当受其影响。我把这一想法写进自己关于龚自珍的第一篇论文《试论龚自珍的诗》,但发表时却被刊物编辑部删掉了,或许是因为龚自珍不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相比吧。后来竟然找到上述意见的证据,如唐弢《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说:“先生好定庵诗。”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二十二节中,曾录鲁迅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为杨杏佛送殓后写的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接着评道:“这首诗才气横溢,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于是在《龚自珍诗文选》前言中依然坚持论文原来的意见,并补充了新的证据。我还联想到,鲁迅关于陶渊明具有“飘逸”和“金刚怒目”两面性的评价,也当受了龚自珍的影响,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舟中读陶诗三首”,其一:“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其二:“陶潜酷似卧龙豪(诸葛亮,自注:语意本辛弃疾),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龚自珍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也是经学家、古文献学家,我的《中国古文献学史》就为他写了专节。在经学方面,他有古文家的传统,段玉裁是他的外祖父,他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关系也很密切。后来又受刘逢禄的影响,接受了今文家的传统。另外,他的经济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等,也很值得研究。

:在晚清时期,龚自珍是个代表人物!

孙先生:确实是代表人物。所以在芜湖安徽师大召开的第二次近代文学和龚自珍研讨会上,我就说研究龚自珍不能局限于文学方面,还有他的思想和学术诸多方面,而且各方面是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只有综合研究,才能把龚自珍研究透;只有综合审视,才能把每一方面研究深。

——未完待续——

微刊主编:子璋

文字编辑:子正 叶静燕

版式设计:叶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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