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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中华名人在江西 逸道

1、李白五上庐山

2、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3、“江西山水真吾邦”—苏轼与江西的不解情缘

4、辛弃疾在江西

5、王阳明在南赣

6、千年瓷都第一人—唐英

李白五上庐山

李白先后五次来到庐山,写下40余篇诗词。他在走遍千山万水之后,评价庐山说,“予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壮观也”。生性豪放的李白喜爱庐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抱负远大,不甘归隐于山间,所以他的一生都在“隐”与“仕”之间苦苦挣扎,而五到庐山的经历恰恰是他这种挣扎的真实体现。每当他在仕途中受到挫折,庐山总会用宽容温柔的胸怀接受他,抚慰他的伤口,帮助他重拾自信,抖擞精神,再度出发。或许,李白的命运早已同庐山纠缠在一起。

仗剑去国,豪情万丈

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十五岁已赋有多首诗词,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二十四岁的李白离开四川,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他带着一腔热血仗剑而行,路过成都、重庆、湖北,经洞庭湖顺长江而下,二十六岁(公元726年)初次来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李白到此的目的,其一是看望在江州做买卖的兄长,其二是游览庐山。

“庐山”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里的“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但没有对庐山作过多解释,也许那时庐山已是一座众所周知的名山。庐山的美景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它的吸引力也是李白无法抗拒的。他第一次登上庐山香炉峰就被眼前美景所惊艳,并留下了《望庐山瀑布二首》千古绝句,特别是第二首七言绝句广为流传。“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在这首诗里,开篇就营造了一个梦境或者说是仙境。他在头七个字里对瀑布一字未提,只告诉人们,阳光照在香炉峰上,朦胧的紫色烟雾笼罩了整个世界,仿佛山峰真的就是香炉,而云雾就是这香炉散出的轻烟。简单七字,瀑布的神韵尽在其中。然后才点出自己的位置和吟咏的对象:遥看瀑布挂前川。由“遥看”二字领出的这句,仿佛是一声惊叹,就像是李白不经意抬起头来,壮观的瀑布突然映入眼帘。“遥看”不仅将瀑布的空间感描写了出来,也显示了自然的伟岸和人的渺小。在这两句的铺垫下,李白在最后两句诗里完全飞了起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将庐山瀑布的雄伟绮丽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一首《望庐山五老峰》虽不比《望庐山瀑布》的知名度高,但也极有神韵。“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五老峰是庐山最高峰之一,也是庐山知名景点之一,因远眺山峰形状像五位老人并肩席坐而得名。正因为五老峰奇形怪状,容易使人产生想象,这对于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李白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佳的发挥想象的机会。特别是“青天削出金芙蓉”一句,让人不禁要问,青翠葱茏的五老峰怎么会有“金芙蓉”呢?原来,当夕阳西下,只要站在五老峰东南,纵眼眺望,落日的余晖照在五老峰上,众峰突兀,仿佛一朵巨大的金色芙蓉,在天空下尽情绽放。

李白首次上庐山所写的诗,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风采。但庐山并不是李白此行的目的,他的目光放在遥远的东海之滨,放在了富庶的东南一带,那里有极度繁荣的大城市。离开庐山后不久,李白先是到了金陵,后又游扬州,并在这座风花雪月的城市“散金三十余万”。但这仍不是李白的终点,他的终极目标是大唐王朝的中心长安。

求仙问道,韬光养晦

李白于天宝九年(750)第二次再访庐山,距首次来已过了24年。这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已经做过了翰林学士,虽然仅有两年,但亲见了朝廷的腐败和仕途的艰险。李白曾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宠信,令同僚不胜艳羡,也因自由豪放无拘无束的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

李白生活在崇尚道教的时代,求仙问道已不仅是一种宗教狂热行为,甚至变成了获得声誉、进入朝廷的一条“终南捷径”。这次李白来庐山,是求仙问道,更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虽然庐山并非道教名山,但是因为它灵澈幽静,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求道之士在这里隐居。这也使得庐山拥有非常深厚的道教基础。三国末年,道士董奉曾隐居庐山,《神仙传》里说:“董奉,字君异,侯官人。或云三国时人,或云晋宋间人。隐庐山,有道术,为人治病不取钱,病愈者使种杏五株,轻者一株。数年所种杏,郁然成林。”杏林日后成为中医医术高明者的别称,就来源于此。今天庐山莲花峰和般若峰下均有杏林故迹。

到了道教氛围浓厚的唐代,更多的求道之士在庐山筑庐栖隐,甚至还有不少女道士。天宝年间,在庐山五老峰旁的屏风叠,住着两位女真人,一位是在屏风叠北咏真洞天里修行的蔡寻真,另一位是在屏风叠南修行的李腾空。李腾空在唐代拥有盛名,因为她的父亲就是声名狼藉的奸相李林甫。但是李腾空的名声比其父要好很多,也许正是因为她很早就离家修行的缘故吧。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五十岁的李白再次与庐山结缘,多少和李腾空有关。在他来到庐山之前,他已经送自己的妻子宗氏到庐山拜李腾空为师。为此,他还专门写了《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在第二首里李白想象自己的妻子在庐山“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紫烟”的意象再一次出现了,它将二十多年前李白初到庐山时的情感与经历联系了起来。李腾空所在的屏风叠,也成为了日后李白的卜居之地。在送妻求道后不久,李白也于这一年的秋天来到了庐山。六年前,他已经接受了道教符箓,正式成为了一名道士。这次在庐山所写的诗歌也多是与道教有关。但庐山仍然只是李白漫漫长途的一个中转站。他那“经时济世”的雄心壮志,也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和现实的打击而逐渐消灭,他仍然试图寻找机会,一展自己的胸襟与抱负。正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所评价的那样:“像李白这样的人物求仙学道,是因为太爱现世使然的,所以他们在离去人间之际,并不能忘了人间,也不能忘了不得志于人间的寂寞的。”于是,李白很快便离开庐山,踏上了北上之路。

辗转乱世,失望归隐

离开庐山的李白一路北上,一直抵达幽州。幽州是范阳郡的中心,当时担任范阳节度使的是安禄山。李白本是想在这里谋求一个幕府参谋的职位,但看到的情况让他感到震惊——他发现了安禄山正在为谋反摩拳擦掌。于是李白迅速南返,安顿家人。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京都危在旦夕。面临灾难,唐玄宗惶恐不安,奔逃到川蜀。李白当时正在安徽、越中一带避难,尽管他深知朝廷腐败不堪,但也没想到会崩溃得如此之快。当唐玄宗逃亡蜀中的消息传到李白耳中后,他带着失望继续向南奔逃,带着宗氏夫人又一次来到了适合休憩疗养、能为他抚慰心灵的庐山隐居。

这是李白第三次到庐山,也许,这次他是真的想把庐山当作他后半生的栖居地。这次他在庐山居住长达半年之久,并修建了读书草堂,其间写下《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李白此诗,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个总结,并表达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自己却无从用力的悲愤失望情绪。此时的李白虽在庐山避难,仍有一颗爱国之心,无奈中还存有对国家山河抱负的向往。

应邀出山,梦断浔阳

就在李白隐居庐山不久,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时任镇守江陵的四道节度使向李白发出了盛情邀请。李璘的幕僚曾三次上山来代表李璘聘请李白,这让李白不禁想起了“三顾茅庐”的典故。李白动了心,决定再次出山,这也是他第三次离开庐山。

李白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在李白看来,天下乱局已现,唐朝将被割据。因此,他赞同永王攻占金陵,在江南立足,便于称帝,并随李璘军队一路东下,其间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虽然这些诗歌才气纵横、意气风发,但它们却成为李白附逆的罪证。即位不久的唐肃宗发现李璘的目标并非是安禄山的叛军,他不允许手握南方兵权的永王与自己分庭抗礼。至德二年初,肃宗下诏,命令永王回蜀中,永王拒绝,兄弟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最终,永王战败被捕。而李白因为追随永王,还背上了附逆之罪。永王被杀以后,肃宗开始清除余党,李白逃至彭泽时被捕,以“附逆作乱”的罪名被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对于这个天才诗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摧残。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囚禁他的地方,正是在庐山脚下的浔阳。当他看到庐山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如果当时能够一直隐居在那里,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历史没有假设。在浔阳狱中的李白,遭受了此生最大的痛苦和耻辱。他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每一首都感人至深,每一首都充满了苦难对一位诗人折磨所留下的伤痕。

五十七岁的李白,生死难测,尚在庐山的夫人宗氏听到李白入狱的消息后四方托人求救。终于,前来江南安抚百姓的宣慰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向他伸出了援手,他们向朝廷申辩李白无罪。李白感受到了恩情和善意,这使得他临终之前仍想报效国家,洗脱自己的污点。唐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三年。于是他再次远离庐山,开始了流放的生涯。在被流放夜郎之后,他写下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在这首诗里,李白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极为炫目的色彩与技巧和浓烈的感情,谈到了自己的一生志向,以及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遭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名句就是出自这首诗中。

获赦而归,永别庐山

乾元二年(759)春,关中地区遭遇大规模旱情,朝廷颁布了一条特赦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获赦的李白,立即欢喜而归,在白帝城,他乘舟顺流而下,写下著名的《朝发白帝城》一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李白无比兴奋,笔下满是意气风发,依稀之间,他仍是从前鲜衣怒马的少年。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再登庐山,这一次更像是一次告别。在李白的一生中,庐山与他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每当仕途受挫时,他被庐山召唤而来,而庐山的宁静给了他最好的安慰。现在李白老了,他似乎预见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向这座山告别了。在《过彭蠡湖》一诗中他伤感地说道:“青嶂忆遥月,绿萝愁鸣猿。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在另一首《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诗中,李白写道:“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从“青嶂忆遥月”到“石镜挂遥月”,这“遥月”究竟是山中之月,还是李白的化身呢?“香炉灭彩虹”,这句诗再次将他二十六岁那年的庐山之行连接了起来,只不过那时的彩虹,现在已经消散、熄灭了。李白离开庐山的第二年冬天,逝世于安徽,享年六十二岁。

李白一生中留给庐山的诗歌并不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浔阳狱中写下的。尽管如此,李白还是用他天才的情思给庐山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在他的笔下,庐山是战云密布的:“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豫章行》)、“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但更多的是空灵:“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庐山东林寺夜怀》),是可以洗去内心污浊的明净:“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一),还有他人无法领略的壮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首写于李白最后一次来到庐山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所有写庐山的最好的篇章之一,1959年,毛泽东曾书写此诗赠庐山管理局诸同志。人们对于庐山的感观,多是秀丽空灵,而李白用他宽广的胸襟,给庐山注入了一股宏阔壮观的气象,这气象包容万物,延绵不绝。正是这位过客给庐山写下的五色斑斓的诗句,为庐山留下了瑰丽篇章,使秀丽的庐山从此有了蔚为壮观的解读和丰富内涵。

李白离开了庐山,但这里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着这位翩若惊鸿的诗人。五老峰下李白曾隐居的山谷被命名为青莲谷,谷中有李太白书堂,明代还曾在附近建过青莲寺。今天这些建筑都随着时间远去,但他的伟大诗歌必然万载流芳。有了那些雕刻在人们心中的名句,对于庐山来说,已经足够了。(朱虹、宋佳星)

白居易遗爱在九江

白居易画像

一支浔阳琵琶曲,占尽天涯无限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诗《琵琶行》,情词兼美,情景交融,情乐并茂,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触动古今中外无数愁肠。不仅在当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句尾“江州司马青衫湿”更是将古代的江州郡,也就是今日的九江市,推到了时人视线焦点中,为千万人所诵。

不过江西人看《琵琶行》,真有点又爱又恨。既自得于这一段千古留名的风雅纪事,发生在九江,发生在江西人引以为豪的大江大湖之上,又对诗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地理环境,和“浔阳地僻无音乐”“呕哑嘲哳难为听”生活品质的评价心生芥蒂。

其实大可不必,白居易谪居九江的这段时期(815——819),头尾算上是5年,实际居住时间为3年5个月左右,江西山水与九江风物给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他较为顺遂的官宦生涯里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期。

白居易留下了约3000多首诗作,与九江相关的高达370多篇,占生平创作的十分之一强,远远超过他外放在忠州苏州杭州期间的总和。其中,更有《琵琶行》《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这样重量级的代表作。可以说,贬谪九江的日子,让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家素来将被贬江州作为他创作历程的分水岭。

白居易为何被贬九江

他在九江做了什么

他又给九江留下了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关注白居易

作为江州司马的这一段历史

从心而发的追问

一、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乐天其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所处的年代为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其时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倾轧,期间虽有过“中兴”的希望,但是旋即破灭,难挽颓势。白居易的文学创作既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映照,也是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个体生命的思考和记录。他与元稹共同倡导“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新乐府运动,他“无题不能入诗”的丰富著述,他关心时事也观照身心的闲适诗想,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的诗作,为他赢得“诗魔”和“诗王”的头衔,与李白、杜甫共尊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家族是“世敦儒业”的官宦之家,祖父(巩县县令)和父亲(襄州别驾)官阶虽不高,却极为注重文化教养。

白居易少时正值藩镇之乱,为避战乱,寓居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符离镇),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他从十一二岁起到吴越一带避难,奔走南北,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有深切的体察。白居易十五岁开始发愤读书,非常刻苦,读书读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相传他16岁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名句,却囿于家境困窘,迟迟不能参加科举,直到799年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得到宣歙观察使崔衍推举,才得以进长安应进士试。次年便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踌躇满志,挥笔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803年,他又考中了朝廷吏部的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作为一个朝中无亲故,以进士出身的寒门庶族,他的仕途和李白杜甫甚至同时代诗人相比,可算顺遂,以正三品的刑部尚书退休,晚年闲居洛阳,75岁病逝。他在生前就已盛名称天下,冠盖满京华。

白居易以“乐天知命,闲适身心”自诩,“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后世评论白居易的这种闲适官宦生涯,是在被贬江州之后,他深思熟虑创造性地采取“吏隐”的人生态度而谋求得到的。

那他为何被贬江州呢?

二、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湖潦倒翁——被贬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掌传令、讽谏、赞礼仪、教授诸郡王(指太子之子)经籍,一个与权力中枢颇有距离的官职,对于曾任左拾遗官职的白居易来说,这个职位是皇帝对他的一种训诫。

元和十年是中唐一个特别的时期,首先这一年发生了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主张打击宦官势力的新政,仅仅持续了146天就宣告失败,他们麾下的八名干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俱被贬为州司马。七天之后,白居易的挚友元稹被贬通州(四川达县)。

白居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政,但是他任左拾遗期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朝廷各项政策的不足进行劝谏,还创作大量讽喻诗,矛头直指权贵、宦官和藩镇,埋下祸根。他自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闻《乐游原》,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

权贵近臣们恼恨白居易,而一直喜爱白居易才情因而破格提拔他的唐宪宗,也因为白居易几次直言劝谏,对他有所不满。《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了唐宪宗对旁人怨言,白居易这小子是朕亲自提拔的,可他居然对我无礼,我必要斥责于他。幸亏当时翰林承旨李绛在旁,他和白居易交情不错,婉言劝解,唐宪宗才没有发作,但从此有意将白居易调离谏官的职位。

810年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唐宪宗借着给他升职的名义,让白居易调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他回下邽服丧,离开了权力中枢,也离开了皇帝的宠眷。814年,白居易三年服丧期满后回到长安,只谋得了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职位,这是皇帝的属意。

元和十年6月3日,“二王八司马”事件仅数月之后,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轰动朝野:当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刺客杀害,刑部侍郎裴度重伤。据说刺客还到处撒传单“勿急捕我,我先杀汝”,嚣张至极。惊天血案一出,百姓大骇,人心惶惶,这两位都是朝中主张对藩镇用兵的主战派,如果反应不当,恐怕朝廷对淮西藩镇的政事会有变故。

白居易虽不再任谏官,但他一直关注时局,忧心朝事,认为“朝廷有非常事”时自己有责任发声,他也知道一旦出头必有不妥,但是他自问“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他第一个上疏要求急捕凶手,以雪国耻。结果被斥为“越位”,“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说谏官御史还没有论请,赞善大夫“何忧国之深也”,于是“奏表为江州刺史”,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还不够,被白居易的诗歌针砭得体无完肤的权贵近臣们纷纷射来暗箭,有攻击他浮华无行的,有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他却作《赏花》、《新井》诗,是为不孝的。真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最后中书舍人王涯添上最后一块石头,说他行为不妥,“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三、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琵琶行》的诞生

江州司马是个什么官职?

在唐代,对于江州这样一个人口四万以上的上州而言,设置了刺史(从三品)一名,别驾(从四品下)、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各一人,余下不提。白居易贬官前的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任江州司马确实是贬了职。而且司马这一个官职名为副职,行政上主管军事民防,实际上由于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实力强大,刺史可以自行聘用幕僚,组建一套管理班子,所以长史和司马都成了非领导职务,只相当于巡视员。白居易自叙“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案牍来时唯署字”,唯一的工作就是签字。

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低谷。唐朝规定,凡被贬谪的官员,诏书下达的隔日必须启程,不许逗留,而且要“日弛十驿以上”,三十里一驿,一天要走三百里。

朝廷任职诏令下达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离开长安,前往九江。他走得很狼狈,农历八月初动身,十月初到达江州。

从长安到江州,顺汉水而下,过襄阳、抵长江、到浔阳,旅途的后半段全是水路,江南多风雨,正值一年中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时节,他乘着小舟一叶,飘摇于江湖风波中。强烈的抛弃感、挫败感、孤独感、无力感和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感,深深地缠绕着他,这一路上他写了52首诗。

越不安越作诗,越不平越写文,白居易以敏锐的思考和多情的咏叹,与命运对抗,与自己精神中的负能量对抗。此时距离他写出《琵琶行》还有一年时间,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琵琶行》的胚芽已经孕育,但是还要等他到江州,等他安排好俗世的负累和牵挂,等江州的山水为他洗去风尘垢污,他不再逞强,不再激愤,世间的荣辱悲欢都不再搅乱他的心灵,那动人的诗情才会瓜熟蒂落,绝世而立。

白居易其实知道,就贬谪地而言,江州不差。

九江市烟水亭

江州(今九江市),距长安四千里,居长江中下游,《尚书·禹贡》记录“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长江、汉江大水滔滔奔流向海,在“九江”众流归一,可见水势之澎湃宽广。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将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区、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江西大部列为九江郡。西汉时为扬州柴桑,晋武帝司马炎时划为江州,又有湓口城之称。到了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间,江州属江南西道,据白居易同时代的《元和郡县图治》记录,元和期间有户籍17945户约10万人,在1000多万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其实比今天还高。

江州治所在浔阳,世传是西汉大将灌婴于公元前201年所筑。灌婴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后来位及丞相,眼光开阔,他一口气在江西筑了南昌、九江、宜春、赣州等城市,可称江西城建之鼻祖。他在浔阳还掘了一口井,为市井繁华筑下了基础,可见此处不凡。

九江为江西北大门,北临长江,坐拥鄱阳湖,西北有汉江联长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张九龄拓宽的大庾岭商道可越闽禺,联络东西、贯通南北,是一个物资集散、移民汇聚的的水陆交通码头。南北朝以来受益于“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北方士庶举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劳动力注入,使得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发展。

这里“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与微之书》)还是陶渊明故里,有庾亮登过的高楼。山水滋润,风景优胜,物产丰盛,再加上江州刺史崔能有礼有节,亲自到江边以朱轮车迎接白居易。长官的优待,司马官职的闲散,白居易得到了一个较为优容的身心空间。

初到九江的三个月里,闭门不出,借口整理行李和诗稿。他在灯下检点书箱,编撰文集,对自己的过往履历、生平取舍、文学倾向进行深刻的剖析,并写成《与元九书》,凝练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他把眼光放大,可以审视人生际遇、宦途得失;他把视野放长,可以盘点文章千古、进退去留。他听着浔阳江畔的浪涛,神思驰骋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决定也将效仿河流的开泄转向,从“志在兼济”转向“行在独善”,他要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利性,转向更贴近人间与人民。

理清楚了乱麻般的思绪,白居易虽然情感上仍然无法释怀,但是向来乐天的他,随着春天一到,九江的山水、风物、人文都使他心神荡漾,兴致勃发。他正当壮时,年纪在45左右,腿脚灵便,又是从政后第一次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远游,司马一职的名头在地方上还是响亮的。

白居易拄着他的红藤杖,优游九江山水名胜,“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江州司马厅记》),脚印遍及浔阳城内外,连不在江州范围内的建昌区域也去了。他游得很细,当时还没开发的大林寺、北香炉峰等地他也登山游览了一番。再加上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时地利人和,由不得白居易游兴和诗兴大发了。

要问九江的山水对白居易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诵读《琵琶行》。细细去读充盈着泠泠水气和淼淼江浪的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江湖码头的生活气息,来去倏忽的舟楫商户,飘零和繁华并存、萍聚与离散伴生的人间世情。只有在九江的水边才会产生这样的相逢,只有在江边深切生活过的敏感的心灵才能营造出这样的意境,也只有搁浅在人生困境里抽离出来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似水光阴里稍纵即逝的永恒的一瞬。

将《琵琶行》与白居易年轻时的成名作《长恨歌》稍作比较,更能体会到这首传世之作的隽永魅力。《长恨歌》是一出“好莱坞式”的大制作巨片,它以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乱”为背景,以风流帝王与绝佳美人惊世骇俗的爱情纠葛为主题,以三千粉黛和天下群雄为陪衬,场地布景豪奢华丽到糜烂,故事情节上天入地到离奇,其中更有香艳入骨的场面、惊天动地的厮杀和旷古烁今的悲剧结局,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诗句辞藻华丽如缀锦联珠,摹情写景仪态万千,如盛唐一般气象恢弘。

《琵琶行》则去除一切华丽布景和离奇情节,一切戏剧俗套和繁复背景。一切都是极简,简单到了一幕剧,一个地点,两个人物,其他都是虚写,好像一道追光在茫茫江夜罩住了这条船,除此之外的世界化为虚无,浩瀚的时光里只有江上两条船的靠拢又分别,短暂的交织又相忘于江湖。这是一种哲学般的抽象,它的高明就在这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都是水的意象。“浔阳江头夜送客”,“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月明江水寒”,“移船相近邀相见”,“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有的场景都紧扣住江夜。

这个江夜不是桨声灯影里流动脂粉香的秦淮河,没有那么喧闹温软;不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瘦西湖,没有那么狭窄温暖;不是“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的武昌,没有那么雄浑热闹,它有大江大湖的开阔又有偏居一隅的冷清,它充斥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又有风平浪静可以停泊数月的港湾。它是工匠商贾通行无碍的天堂,也是恋栈庙堂之士的天涯。

怎么将这种与世相隔,尤其是和京都的繁华光明天壤之别的冷落感受表现出来呢?白居易选择了音乐这个载体。

在孔子倡导的儒学正统体系中,音乐是可以“通政、治道、修身、养心”的君子素养,而唐朝有唐玄宗热爱音乐并且亲自教导三千梨园子弟,整个国家的音乐水准都是很高的。这也是白居易为什么选择用音乐来表述“贬谪之意”的一个原因,“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的意思。以很久没有听到京都的琵琶演奏,来表达自己贬谪到偏远之处以后,已经是个与世相隔、沦落天涯的落后分子了。

《琵琶行》更为打动人的原因,是诗人将自己的社会存在降到很低,将世间非常重要的伦理稀释得很淡,人和人之间在这首诗里几乎没有隔阂。社会阶层的差异、贵贱身份的分别、主客宾朋的亲疏,这个江夜里都给人世间惺惺相惜让位了。做官的白居易和嫁作商人妇的乐伎是平等的,他们的人生遭遇是平等的,他们的痛苦感情是平等的,他们的飘零命运是平等的,这太奇妙了。

在《琵琶行》里,送客的白居易原本“主人在马客在船”,当琵琶女出现以后,“移船相近邀相见”“东舟西舫悄无言”这两句诗显示白居易也下马上船了,他们都成了江夜上飘摇的人,抛弃了所有被叠加的社会属性,坦诚相见。这才是这首诗最感人所在。当白居易脱去了所有的外壳,骤然一轻,他就会明白贬谪是一种社会属性,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外壳,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属性。只有将自己坦诚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同情,才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那个瞬间,白居易终于释然。

白居易通过《琵琶行》奏出了冲破自我囚困的最强音,脱去了被贬失意的沉枷,贬谪的负面情绪到达一个高潮后,开始回落。不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他承认了“有贬谪意”后终于挣脱出来,看看九江这个地方,看看身边的山水,看看余生要行向何处。

他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去追寻权力的游戏,他需要一个新的理想,一个时时在朝堂之外逗引他的念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朝堂之外追求的不二之选——隐居。

庐山秀峰瀑布

陶渊明的故乡田园和坟墓,甚至门前的五柳他都怀着仰慕去瞻仰拜访过了,道教与佛教的圣地之一庐山他也认认真真地游览过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隐居理想该如何施行,是像陶渊明一样辞官回故乡归田园居,还是像王维买下辋川别居一样在庄园里休憩?

迷茫中,庐山给了他灵感。庐山又名匡庐,传说在殷周时有异人匡氏兄弟隐居山中,依岩结庐而得名。

是不是可以效仿前人,在庐山建一座草堂呢?

四、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流连庐山

白居易对建房子有一种执念。

关于白居易早年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彼时白居易还是籍籍无名的赴考少年,少不得到处向大人物投帖干谒以求评鉴。文坛名宿顾况展卷一看帖上“白居易”的名字,就幽了一默:“长安物价正贵,恐怕居不易!”再往下看,首篇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不禁叹赏:“能写出如此的诗句,居亦易!”

故事只是故事,事实上一直到白居易贬谪九江,他还没有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宅。他在《卜居》中感叹说:“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少年时辗转飘零,中年时宦海沉浮,白居易对于构成身心安适空间的房屋,一直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他创作了超过160首以房屋空间为主题的诗文,这在整个唐代诗人里都是罕见的。

白居易在庐山营建草堂,既是源于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想以构建理想中隐居之所的方式,来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就像陶渊明创造桃花源,柏拉图描绘乌托邦。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庐山的风景,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白居易对庐山一见钟情,简直是宿命般的相遇。他在给元稹的信里描述这种心动“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他评价庐山的云水泉石以压倒性优势胜绝第一,他平生所喜好的景物这里全都有,不仅使人流连忘返,而且想终老此地。

从第一次上庐山,也就是写出《琵琶行》的816年,白居易就在诗中时时透露出要在庐山建草堂的想法“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来年春天,他果然在东林寺与西林寺之间,香炉峰的北面和遗爱寺的西边,营建了庐山草堂。

在白居易写的《草堂记》里,我们知道这座草堂大至营建位置、风水阴阳、房屋结构、庭院景观、建材用料,小到装饰风格、家具种类、器物摆放,他都亲自设计安排,可以说庐山草堂就是白居易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的一种具体呈现,是他安放躯体和灵魂的圣殿,也是他对于朝堂和官署所代表社会功利的一种対立。他以返璞归真的庐山草堂来对抗世俗道德的冠冕堂皇。这是一个“逃名地”,也是“别造一世界”。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身心泰然,“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每次前往都要盘桓十数日,可谓是灵魂居所,白居易命名为遗爱草堂。

草堂在春天落成,白居易在3月27日入住,4月9日他的文朋诗友以及东西二林寺长老等22位朋友前来庆贺,然后他们从草堂出发,赏桃花,登香炉峰,宿大林寺,身心怡悦。这一天白居易兴奋不已,诗情勃发,他写了《草堂记》《游大林寺序》《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等诗文,还随口就作了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句《游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看起来是即兴口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它之所以跨越几千年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妙手天成的语言,琅琅上口的韵律,还是短短28个字里诗人精心营造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和关于“春归何处”的设问解答。令人颇觉别有意味的是,为何偏偏是桃花,又为何与桃花的邂逅,类似于陶渊明笔下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假如把“春”解释为理想国,人间的芳菲已尽,庐山的桃花却在盛开,人间的理想无处追寻,盛开着桃花的庐山是不是另一个桃花源,乱世里“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是不是另一种春天?

写在庆贺白居易庐山草堂落成这一天的这首诗,大有深意。他从草堂出发遇见大林寺桃花的这个过程,这条路,和武陵渔人遇见桃花源的境界何其相近,不同的是,武陵渔人不懂得桃花源的可贵,而白居易懂得。白居易这一首吟咏大林寺桃花的诗,是对陶渊明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继承。他经过营建庐山草堂,寻访大林寺,无意间遇见错过人间季节的桃花,完成了对贬谪这一人生重大挫折的接纳、消化、沉淀和新生。于是,我们才能看见历史上那个始终豁达的白乐天,那个用不一样的视野和创作手法豪吐三千首的诗魔,那个无微不至无所不写登上唐代文坛制高点的诗王。

为了纪念这一天,人们将白居易遇见大林寺桃花的地方命名为“花径”。今天南来北往的游客慕名前来追寻白居易的诗踪遗迹,走进庐山花径公园,这里花径如故,草堂俨然,还能瞻仰到1930年出土的“花径”石刻,据传为白居易当年亲书。由著名雕塑家王克庆雕刻的白居易塑像作吟咏状,生动还原了时光片羽中,诗人惊艳于庐山春光之美的灵机一动。

五、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遗爱九江

元和十三年(818年),江州司马白居易在九江住满三年后,早年的好友崔群任宰相,在他的帮助下,白居易等来了一纸调任忠州刺史的诏书,这是他起复的信号。两年后,提拔白居易为近臣又贬谪他到江州的唐宪宗去世,继任的唐穆宗对白居易的文才十分仰慕,曾经一天之内三次下诏给白居易升官。从此后白居易宦途平顺,富贵终老。

白居易被贬九江时来得满心不愿,离开九江却走得恋恋不舍。818年腊月得到任命,次年三月才启程前往忠州。在九江的三年多,他编撰了文集,确立了将来的人生道路,尝试了或淡泊质朴或浪漫飘逸、或言简意深或率然成章的文风,认识了相交一生的朋友。在这里他迎接了三个女儿的到来,又送走了如父般慈爱的长兄,悲欣交集,实难忘怀。还有庐山上的遗爱草堂,是他亲手选址亲手设计亲手营建,此处不只是遗爱,还是他理想的遗蜕。临走前白居易前往草堂告别,把诗文书稿交付东林寺长老,再三嘱托代为照看草堂,并留下《别草堂三绝句》。他说“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他认为自己终将归隐庐山,此去不过是暂别。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特意到九江,上庐山,在草堂里安歇一夜,又匆匆离去,他感叹道“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不过“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只住一晚也聊以安慰。这时他还认为自己会“不能成一事,赢得白头归《重题别遗爱草堂》”。

二十年后(835年),白居易一直和九江的朋友保持联系,先后两次把编著《文集》交予东林寺收藏。三十年后(846年),已近天年的白居易还念念不忘庐山草堂,梦想重游:“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

白居易遇上九江,九江以灵秀的山水浸润滋养了落魄失意的诗人,诗人则报以倾心吐胆的锦绣诗文和一生难忘的眷恋。白居易遗爱九江,遗留下他根据梦中的家园而营造的诗意居所——庐山草堂,他追寻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径,他贯通音乐圣殿与人生共鸣的艺术绝响——《琵琶行》,他调动巧思慧眼记录的世情百态——写于九江的300多篇诗文,他生前身后以一己之力对九江文化产生的波澜壮阔的影响力,应了他的诗“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是慈悲亦是爱,如东林寺的钟声,至今仍回响在九江的山水间。(朱虹、张雷)

“江西山水真吾邦”—苏轼与江西的不解情缘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生于经济发达、重文轻武的北宋,是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和治水专家。

苏轼天赋异禀、才华横溢。他博采众长、涉猎广泛,在诗、词、文、赋、书、画诸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综合评价,在国内外堪称翘首。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多次被贬。他曾在14个州县担任过职务,足迹遍布神州大地。

苏轼虽然不是江西人,也从未在江西任职,但他对江西情有独钟,多次到江西,并留有一百多首诗词。他第一次到江西,就罕见的以江西省名为诗名,题写名篇《江西》,开头两句即是“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对江西的绿色生态高度赞美,并直抒胸臆:江西山水真是我的故乡啊!

“不识庐山真面目”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讽议新政导致“乌台诗案”,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5年后改迁汝州,途中路过江西,便有了与江西的初见。

首次游历江西,自然会选择闻名古今的庐山。4月是庐山最美的季节,苏轼在这里驻足了一个月。初赴庐山,他便被庐山美景深深吸引,古往今来的文人大家早就留下大量赞美庐山的名作,而苏轼也一发而不可收,四过庐山,在这里留下了50余首诗词,其中最有名的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开头两句描绘了庐山的层叠交错、千姿百态,而后两句是借景说理,人们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为庐山的峰峦所限,看到的只是局部而已,从不同的角度只能看到不同的内容。苏轼告诉人们,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最难看清的也正是自己!

以往写庐山的诗词,大多是赞美壮丽的景色,而苏轼既描绘了庐山的神秘莫测,又运用了深入浅出、朴实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处事的哲理,寓意深刻,启人心智。这与苏轼的人生感悟有很大的关联,他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反对新法,但并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

庐山含鄱口

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是扑朔迷离的,正如当时的政治环境,朝廷各党派都执著于固有的执政思路,不能理性的思考事物发展规律。苏轼对山水的体察,反映了他善于从不同方位认知事物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这首诗虽只有短短的四句,但却超越古人,后无来者,成为苏轼最有名的诗歌之一。

“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

苏轼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正是这双慧眼让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境,在失意之时不气馁,在艰难之境不潦倒。

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苏轼送其长子苏迈前往饶州的德兴任县尉。途中路过取名颇有争议的石钟山。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而得名。李渤却认为是山中石头敲击发出的声音得名。一座小小的石钟山勾起了苏轼的好奇心,便想一探究竟。

夜里,苏轼先是让小童拿斧头敲打石头,又乘小船深入山底,发现山下有多个石穴缝隙,波涛涌入拍打石壁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小船缓缓驶入深处,又发现山体中间有一块巨石,其石中空上面有洞穴,风与水搏击,在石缝中来回冲撞,发出“窾坎镗鞳”之声,与“噌吰”之声相呼应,故名为石钟山。

苏轼便发出这样的感慨:“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揭示了要了解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必须深入调研考察,否则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又较真的人,他叹息郦道元的简略,嘲笑李渤的浅陋。而作为这次考察成果写成的《石钟山记》,不仅辨明了石钟山命名的由来,而且还因其文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优美等特点成为苏轼散文的代表作。

“赖有高楼能聚远”

苏轼送子到德兴就职后,时任德兴县令单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单锡素知苏轼喜爱游览山水名胜,故盛情邀苏轼父子攀上城北枕山,游览新建的聚远楼。登楼眺望德兴山灵水秀,清风徐来,不汲不戚,不悲不喜,让人感觉宁静和谐,长途跋涉的疲惫仿佛烟消云散。

从黄州一路走来,游山玩水看似逍遥,但毕竟处在贬谪之境,进退之中思绪万千,饱含了多少艰辛苦楚。一时间,情感的交错在他的内心酝酿发酵,终于喷薄而出写下了《题咏聚远楼诗》:

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

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这首诗既写风景,又写哲理。云雾缭绕的山和烟雨朦胧的水难于亲近在一起,而野草和山花都各有自己的春天,幸好有这高楼将远方的景色聚在一起,整理给我这赋闲的游人观看啊。这里实际也寓意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他自己的心情。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高度赞赏苏东坡诗,兴之所至,特赐御书“聚远楼”金匾。才子作诗,皇帝赐匾,一时传为佳话。从此,聚远楼声誉鹊起,名人雅士纷纷登上聚远楼吟诗作赋。苏迈任德兴县尉期间,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百姓感念其恩,曾建“景苏堂”,颂扬和怀念眉山苏氏父子。

在历史的更迭中,聚远楼毁于元末兵乱,明代重修,又毁于清末。2003年高楼得以重建,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文人赋诗多是率性而为,有感而发,一首诗便让一处风景拥有了灵魂。纵观历史,多少亭台楼阁,多少山水湖泊,因与历史和文化的融合而拥有了生命力。

一代名流虽已远去,一件盛事也化为了历史,唯有这优美的故事成为了永恒,代代传颂。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尽废新法,苏轼得到重用,并被召还京。仅一年多时间,苏轼从散官一跃升到三品。但对苏轼而言,美好的光景总是短暂的。苏轼的一生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但他依然从容去面对。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苏轼被贬惠州,由北向南就任途中路过江西,在万安写下《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此时的苏轼,经历了世事的变化,仕途的险恶,却依旧达观豪放、坦然自适。他将自己比作水流湍急的惶恐滩上,一叶命运难测的扁舟,颠簸起伏、惊心动魄,不由感叹被贬的凄凉。然而苏轼的诗总能给人惊喜,笔锋一转似乎又有了搏击水流之上顺风出行的快意。

此次苏轼来到江西主要停留在赣州(北宋年间名为虔州),驻足一月左右。赣州奇特温柔的美景也给被贬途中一路奔波的苏轼心灵的慰藉,让他感受到了少有的放松恣意。其实苏轼与赣州早有渊源,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为赴陕州任职的孔宗翰送行,为满足好友两年前提出的请求,作《虔州八境图》八首,分别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马祖岩》《尘外亭》《郁孤台》《崆峒山》。当时苏轼并没有到过虔州,只能根据图画及其丰富的学识和想象,描绘出虔州的美景。十二年后,苏轼圆梦游览虔州美景,曾感叹“前诗未能道其万一”,后补作《虔州八镜图后序》一篇,来诠释映入眼帘的虔州美景。从此,赣州八景名闻遐迩,各地纷纷打造“八景”文化,掀起了旅游景区建设热潮。

苏轼还随阳孝本等好友游览郁孤台,登台远望,虔州美景尽收眼底。兴之所至,写下了《过虔州登郁孤台》:

八境见图画,郁孤如旧游。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郁孤台

在苏轼的笔下,郁孤台风景绝伦、美不胜收。此时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即将流放岭南的苦楚,但依旧乐观的希望能早日结束这漂泊的生活,与家人团聚。苏轼在被贬途中自然抑郁,但看到江西的锦绣山川顿时让他沉浸其中、忘却烦恼。甚至发出“他年三宿处,准拟系归舟”的感叹,用佛教“三宿恋”的典故,希望虔州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归宿。在赣州,苏轼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天竺山诗》,那是苏轼受其父苏洵影响所写下的;《廉泉》一诗将他在赣州的诗词创作推向了高潮。此时,苏轼虽遭贬谪,但他那清廉如水的品格,旷达超然的胸襟,令人称羡。

“曾见南迁几个回”

古往今来,文豪大家皆有失意之时,而在失意中,往往可以参悟人间世道,在诗词中直抒胸臆、一吐为快,最终诞生众多名言警句,为后人所传颂。每逢苏轼失意之时,便是他文学创作暴发之时。59岁的苏轼在被贬惠州途中,拖着年迈的身躯和疲惫的心灵翻过赣州和广东交界处大庾岭,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继续被贬,这一次被贬到荒芜之地海南儋州,这是他被贬最偏僻的地方,也许他再也没能想过自己还能重回故里。

遥想当年,年轻气盛,恃才自傲。初出茅庐,连仁宗皇帝都对他欣赏有加。遇上严厉上司陈公弼百般挑剔,苏轼内心总有些不服气,于是写文讥讽上司,没想到这位心胸宽广的长官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告知了对他严厉的原因。其实陈公弼也同样惜才,但怕才华超众的苏轼初入职场便骄傲自满,故意对他苛责。

时过境迁,苏轼早已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再看今朝,也许还有些遗憾,但都化成一声叹息,命途多舛的大文学家经历了人生的顿挫波折,磨去了当年的棱角和锐气,成就了如今的淡定和坦然。

靖国元年(1101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由南往北回归途中再次穿越大庾岭。当他在一村店休息时,一位老翁问到“官为谁?”随从答“苏尚书”。老翁感叹道,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苏轼微笑而谢之,并在墙壁上题写《赠岭上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被贬荒岛得以北归,从古至今有几人能够做到?命运最终没有辜负这位千古奇才,在暮年还能回家乡,这也许是苏轼最大的心愿了。可惜他的足迹未能走得更远,只是从赣州走到了常州,便永久停留在了那里。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时年65岁。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虽有辉煌时刻,然大多在贬谪的艰难中度过。在江西的这100多天应该是他坎坷崎岖人生中透出的一线光明。美丽江西的奇山秀水和亭台楼阁,让他可以短暂的忘却烦恼,在困苦的人生中感受些许温暖与欢乐。而他以自己的智慧、才情和心血为江西留下了大量的瑰丽诗文,给江西风物注入了斑斓色彩,馈赠给江西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不少名篇绝句进入大中小学教材课本,至今传诵不衰,仍在对江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发挥着巨大作用。江西人民永远感恩苏轼。(朱虹、宋佳星)

辛弃疾在江西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我国历史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辛弃疾生于1140年,逝于1207年。其所生活的时代,正值南宋与金朝南北分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彼时的南宋,偏安东南,苟安享乐,而中原地区的人民不满金朝统治,不断掀起抗金起义的浪潮。22岁的辛弃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加了抗金起义,而后归依南宋。南归初期,辛弃疾一心抗金,力图恢复中原,可朝廷对北伐之事并不感兴趣,只是让辛弃疾辗转各地担任地方官员。公元1181年,辛弃疾被弹劾免职,先后闲居上饶带湖、铅山瓢泉等地。之后,又有两次被启用的机会,但时间都不长。公元1207年,辛弃疾病逝于铅山瓢泉,墓葬铅山县永平镇瓜山虎头门。

军事天才

他是有勇有谋却又不得志的军事将领。他22岁就举起义旗,加入耿京领导的义军,担任掌书记。和辛弃疾关系相好的义端和尚随他一同加入耿京阵营,但是义端有了叛变之心,盗走了辛弃疾所掌管的帅印去金营邀功。耿京知道后大发雷霆,问罪辛弃疾。辛弃疾深知难辞其咎,立下军令状要追回帅印。他策马狂奔,追上义端和尚,手起刀落,义端身首异处。1162年,辛弃疾南下联络南宋,在此期间,起义军中发生内讧,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得知后,怒发冲冠,率领50骑兵,奇袭金营擒拿张安国,交南宋枭首示众。可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其年仅23岁。洪迈称赞曰“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南归宋朝后,他曾考察战局,分析宋金形势,写成《美芹十论》进奏朝廷,稍后又进献北伐计划书《九议》,致力推进光复中原大业。1180年,辛弃疾在湖南创置“飞虎军”,“雄镇一方”,这支部队也成为长江边上最好的防守部队。可是,朝廷中的主和派对辛弃疾十分忌惮,不仅不对其委以重任,反而不时打压弹劾。他心情十分郁闷,只有在醉酒之后,辛弃疾才能“挑灯看剑”,只能在梦里,才能“吹角连营”。他率百万雄兵,北伐征战的愿望终难实现。

治世能吏

他是政绩卓著却又不被重用的治世能吏。在辛弃疾南归后的前20年时间,他辗转于江西、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先后担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江西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判官、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等职务,他关切民生、民力,每到一地,必有政绩。公元1172年,辛弃疾知滁州。滁州正当江淮要冲,地位重要,但由于连年天灾战乱,经济萧条,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商贾不至。辛弃疾到任后,首先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将官府的库银贷给他们,给流离失所者土地、农具、耕畜、粮种,鼓励安家落户,恢复生产;然后上书朝廷,要求对滁州以边境之郡待之,免去历年所欠朝廷的赋税;他制定政策,宣布凡过往滁州的商贾只收取过去税收的十分之三;他还组织百姓砍伐木材,烧制砖瓦,恢复重建了市区的商店旅社。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地方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商贾们纷纷涌进滁州,财税日增,这里很快成为两淮地区商品的集散地,一改往日荒凉、萧条的景象。

1175年7月,辛弃疾到赣州任江西提点刑狱,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茶商军的叛乱。在到赣州的第二年,他途经造口遥望郁孤台,吟唱出了一阙充满豪放之情的《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1180年,辛弃疾第二次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辛弃疾到任后贴出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正处于饥荒中的信州。每到一地,他都取得了公认的政绩。很可惜,每当他准备大干一场之时,朝廷的调令又到了。

词中之龙

他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词作家之一。宋代是词作的高峰,辛弃疾和苏轼共同创造了宋词的巅峰,人称苏辛。有人称辛弃疾为“人中之杰,词中之龙”。王国维称赞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引用了辛词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读书治学的最高境界。毛泽东主席多次说他喜欢读苏东坡、辛弃疾,在他故居藏书中,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有的甚至是反复圈画,其诗词风格也深受辛词影响。著名学者叶嘉莹评价辛弃疾说“他在词中所做出的开拓和成就,不仅超越了北宋的苏轼,而且也是使得千百年以下的作者一直感到难以为继”。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而又把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中国词史上的豪放流派。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与传统的婉约派平分秋色,给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辛弃疾不仅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而且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词人之一。

虽然辛弃疾的词作主流是豪放风格,如“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但是其词在沉雄豪迈中不乏细腻轻柔。比如,《满江红·敲碎离愁》中“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萧声断,倚楼人独”。古人论词,往往将其人品与词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辛弃疾在用他的生命去写词,把他的理想抱负和性格特色融入到辛词里。他一生都北望中原,致力于北伐收复中原,要积极备战,向上奋发。可是他向上奋发的力量却一直面临着向下打压的力量,几次遭到谗毁、罢免,他归依南宋后的40多年中竟有20多年是闲居家中。所以他的词中,有理想浪漫和现实残酷的两种对立力量在激荡盘旋,让读者更觉得百转千回,韵味深长,悲叹不已。比如,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他刚写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达到人生理想的巅峰,忽然一句“可怜白发生!”又打回原形回到残酷现实。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据统计资料数据,辛弃疾现存词作篇数629篇,在两宋词人中居第一,又就词集的版本、数种词作在历代词话中被品评的次数、当代研究评论著作的篇数、历代词选入选的词作篇数和当代词选入选的词作篇数这5项指标综合衡量,辛弃疾在宋代词人中同样高居榜首。由此可见,辛弃疾的词作在中国词中的地位和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他确实可进入中国最伟大的词作家之列。

退隐江西

辛弃疾生命中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江西度过。根据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辛弃疾年谱》统计,辛弃疾在江西呆了27年,赣州、南昌、上饶都留下了辛弃疾的足迹。1175年7月至1176年秋,辛弃疾在赣州担任江西提点刑狱;1177年冬至1178年秋和1180年冬至1181年冬,辛弃疾两次在南昌任职,均担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在上饶的带湖和瓢泉,《稼轩词》600余首,超过一半作品写于带湖与瓢泉。

1180年在南昌为官时,辛弃疾就想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1182年开始,辛弃疾开始闲居上饶带湖,带湖和铅山县的瓢泉成为他生命中长期的住所。这一年,辛弃疾写下了《水调歌头·盟鸥》: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

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

来往莫相猜。

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

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

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

人世几欢哀?

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江南广袤。为何独选上饶?因为辛弃疾既想为国效命,期待朝廷启用,又想与美丽山川相伴。洪迈《稼轩记》说,“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于临安,距离信州只有八百里行程。进,可以即刻入朝;退,可以归隐林泉。而且上饶这个地方风光秀丽、上风上水、民风淳朴、物产富饶,宜居宜业宜游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北方南迁的名门望族都聚集于此。开始,他曾设想在上饶只是短暂闲居,不用多久即会被启用,而没想到这一闲就是十年多的时间,由青丝变白头。

也罢也罢,既然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如结盟鸥鹭,相伴山水,过一段惬意舒适的田园生活。在这片安宁的土地上,在恬淡的田园生活中,词人与自然同行,与风月同醉,书写下大量不朽的词作…

比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贺新郎》,“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清平乐》。在带湖居住时,他经常到上饶黄沙岭附近游玩、讲学,一天,当他经过黄沙岭驿道时,眼前景色令他陶醉,明月、清风、惊鹊、鸣蝉、蛙鸣,他挥笔写下《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随政治仕途之变而变的,是辛弃疾的词作风格。从前期的激情澎湃、忧国忧民,到后期的闲云野鹤、寄情山水,从中可以看出他关注视角和内心情怀的转变。

今天的带湖早已不见踪迹,辛弃疾的带湖庄园也不见了踪影。有意思的是辛弃疾在带湖的住所紧靠茶圣陆羽所定的天下第四泉,我们想从中考证是否辛弃疾因为泉水而居住在带湖,但求而未得。或者,这是一种历史的缘分,来自泉城的辛弃疾注定一生与泉水分不开。

1186年,辛弃疾到鹅湖山一带觅泉,来到桐木江岸的奇师村,发现村旁的瓜山山麓有一口周氏泉。因形状似瓢,辛弃疾取孔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意,取名为瓢泉。夜阑,星疏月朗泉呜咽,彻夜无眠,浮想联翩,赋词一首,抒发内心的惊喜之情,即《洞仙歌·访泉于奇师,得周氏泉,为赋》: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

孤负平生弄泉手。

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

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

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

何似生前一杯酒。

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

更手种、门前五柳。

且归去、父老约重来,

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翌年正月,辛弃疾重访瓜山奇师周氏泉,将此泉及房屋商购门下,决意在泉边建个茅草书楼。不久,茅楼建成,改奇师村为期思村。期思者,期待与希冀也。如此易名,无疑寄托了词人那结束南北分裂局面的殷切愿望和东山再起为之奋斗的耿耿胸怀。而后,他便来往于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间。

1188年秋天,陈亮(字同甫,1143—1194)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后,朱熹因故未能与会。这年冬的一个雪天,浙东爱国志士陈亮来访,好友相会话语多,二人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留下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第二次鹅湖之会”。

1196年,辛弃疾57岁,农历六月,带湖庄园发生火灾,房屋毁于灰烬。这次火灾,使免职在家的辛弃疾倾家荡产,大病一场。后遣散家里的全部歌妓。农历八月,他搬迁到铅山县的期思瓢泉居住。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把精力用于写词,会友。无奈,身上的钱也越花越少,身体也大不如前。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农历九月初十,他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大呼:“杀贼!杀贼!”

辛弃疾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杀人如麻,有人说他生活奢华。我更觉得他是一位被历史错位而成的文学家。他一身武艺,可深入虎穴,纵横沙场。但却退居上饶,听曲弄词。他终生北望,有说不尽的忧愁。中国的历史少了一位像霍去病、岳飞般捷报频传军功至伟的大将军,南宋王朝也少了一次又一次北定中原的机会。对于辛弃疾个人而言,是人生的悲剧。但有辛弃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多了一位化武成文、创造宋词之巅的作家,中华文化的词库中多了一篇又一篇传诵千年的经典名篇。辛弃疾和辛词给以柔为美的宋词注入了刚柔相济的元素,也为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里中注入了英武豪迈、奋发图强的民族基因。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也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朱虹、晓毅)

王阳明在南赣

王阳明,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他不仅精通儒释道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并在人生实践中践行良知学说,立下救世安民之大功,成为“知行合一”的后世楷模。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今绍兴兰亭)。王阳明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明代中叶,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动荡、衰败的多事之秋,社会矛盾突出,各地动乱严重。特别是南赣汀漳地区盗贼滋多,百姓受害,巡抚一职成烫手山芋。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朝廷授王阳明为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至南赣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他离任,仅有短短四个年头,可这四年却是王阳明一生中最辉煌的四年。正如明史专家方志远所说,如果说贬谪龙场开始造就中国哲学史上的王阳明,南赣汀漳巡抚的任命则造就了中国政治史上的王阳明,正是这两个方面相互激发、相互结合,才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千古一人的王阳明。

王阳明塑像

一、剿匪安民建奇勋

王阳明在巡抚南安赣州期间,立下了“破山中贼”的奇功,取得了“破心中贼”的实效。

45岁的王阳明在经历了科举登第、因言下狱、被贬追杀、龙场悟道、庐陵知县种种磨砺之后,终于在南赣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时期。

王阳明未到任之前,南赣汀漳巡抚已连换几任,都无所作为,山贼聚结守险,抢劫商贾,对抗官府,规模越闹越大,仅南安府城就数次被攻破,不仅有千户、主薄被杀,百姓也深受其害,局势常处于失控状态。

王阳明上任伊始,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夜审老吏、截获贼情,清除内奸、行“十家牌法”,组建民兵、演练军队等一系列举措,然后采取先易后难、声东击西的战术,对漳南、南赣横水桶岗浰头的山贼各个击破,仅用一年三个月时间,就将屡剿不绝祸害当地几十年的匪患全部铲除。

在王阳明看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灭山中贼,是能臣就干得了的事情;而即铲除人们心中的私欲恶念,那才是“圣贤”的不世伟业。从王阳明赴南赣战场途中所作的《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一诗中,便能看出他对南赣戡乱、止兵息戈策略的思考。

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马入汀漳。

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

莫倚贰师能出寨,极知充国善平羌。

疮痍到处曾无补,翻亿钟山旧草堂。

南赣灭贼首战告捷后,王阳明写下《喜雨三首》,诗中抒发的不是凯旋的豪情,而是他关注农耕、体恤民生的真挚情怀。其三:

吹角峰头晓散军,横空万骑下氤氲。

前旌已贺洗兵雨,飞鸟犹惊卷阵云。

南亩渐欣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

正思锋鏑堪回泪,一战功成未足云。

南赣匪患尽除后,王阳明即刻着手开展了全民性安民教化活动,包括:考察民情,安抚百姓;劝农耕种,恢复生产;上书朝廷设立平和、崇义、和平三县,加强管理,让山贼无处藏身;推行《赣南乡约》,通过民众自治,维系基层社会稳定;兴建书院,培养学子,赣州府衙、南安府学、通天岩等地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身影;恢复社学、大行教化,对民众进行系统的传统道德教育,改易当地好斗逞凶的习气。使得当时的南赣,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对此,王阳明年谱有明确的记载:“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学社,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久之,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综合治理南赣取得的成效,可从他十年后的一首诗中窥见一斑。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56岁的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之职赴广西平叛途经南安峰山里(今大余县新城镇)时,见闻当地商贸繁荣,学风淳正,百姓丰衣足食,有感而作《过峰山城》诗一首,描绘了百姓安居乐业和老幼箪食壶浆相迎的盛景。

犹记当年筑此城,广猺湖寇尚纵横。

民今乐业皆安堵,我亦经过一驻旌。

香火沿门惭老稚,壶浆远道及从行。

峰山弩手疲劳甚,且放归农莫送迎。

二、深悟良知力践行

王阳明在南赣平叛安民的同时,坚持研学弘道,悟出“良知”二字,始揭“致良知”之道,从而完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认知与践行。

王阳明是个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杰出人物。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彪炳史册建立不世之功的文武全才;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开创儒学新天地的一代心学宗师;作为师者和教育家,他是人格完满、桃李天下的百世之师。

如果将王阳明成功的原因归功于他所创立的心学的力量和支撑,那么,心学的真谛和精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王阳明看来, 只有“良知”二字,才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真谛和精义。他认为,“良知”是天地万物之纲,是真正的“圣人之道”。

在南赣平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阳明公务之外也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他以宋儒周敦颐的号命名建立了“濂溪书院”,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他在讲学时论及最多的就是“良知”和“致良知”。

最早提出“良知”的是孟子。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则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孟子提出“良知”概念后,后代儒者较少论及,直到王阳明才重提良知。而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实际上是对“心”的发挥和阐述,比孟子所说的良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赣州阳明书院

王阳明对“良知”的认识,有一个从无意识流露到有意识揭示的过程。他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他还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王阳明于百死千难中悟出的内心深藏的“良知”,源于他报国为民的初心和敢于担当的秉性。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宸濠之乱,本不关王阳明的事,当时他正奉命戡处福建叛军北上途经丰城县境,听闻南昌城有变,出于本心的良知,他扛起了一份责任。在众多官员观望、情报不清的情况下,他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在尚未得到朝廷批文的情况下,他擅自返回吉安调兵平叛,以万余衰弱之兵破宁王十万之众,于万般艰难中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内心这份良知,他怎么会有如此担当!

南赣和南昌的平叛结束后,王阳明并没有真正受到朝廷嘉奖,反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猜忌诽谤和构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遭遇,王阳明并没有为自己叫屈或辩白,而是在冷静的思考中悟出了“良知”学说。王阳明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也由此升华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明确地说,自从经历宸濠之乱和许泰、张忠之变,他更是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在给江西学生邹守益的信中欣喜地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瀬,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在赣州初讲“致良知”。此后在南昌、在浙江老家,他都以“致良知”为教学宗旨,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自己的良知发掘出来并落实在行为上,就是“致良知”。对于“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他强调说,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功夫。并非仅仅有良心就可以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要达到致良知的境界,绝非等闲中来,要自困顿中来,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要事上练,要实落用功。可见,“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践行“知行合一”的过程。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把早已泯灭的“良知”深入发掘了出来,更在于他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论路径,并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三、光明铸出千秋鉴

王阳明的功业和学术相互激发相互成就,其终极动力来自他“学为圣贤”、救心救世的抱负和光明的内心。

王阳明曾说,“圣人之心明如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王阳明的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即便身处逆境,他也始终保持怡然乐观的心态。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心外无物,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即因言事下狱被贬谪龙场。在遭锦衣卫追杀亡命舟山,差点葬身大海辗转到达福建后,他写下了大气豪迈的《泛海》一诗,表明了秉性光明的他处变不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心态。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在贵州龙场谪居期间,王阳明曾写下著名的《瘗旅文》,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正德四年(1509年)秋七月初三,有一个从京师来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途经农场去上任。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有人从那条路过来,说这个吏目已死在路上。傍晚他的儿子也死了,第三天他的仆人也死在了山坡下。听闻此讯,王阳明悲伤之余,命两名仆人去把三具尸体埋了。王阳明感慨地说,我早知道你会是这个结局,因为前两天我隔着篱笆就望见了你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的样子。如果你实在不舍这五斗米的俸禄,就应该高高兴兴去上任,为何要如此悲悲戚戚呢?穷山恶水、烟瘴毒气侵其外,忧郁侵其内,哪有不死之理!我到此处已两年,历瘴毒而苟能自全,就是因为心境怡然,未尝一日之戚戚也。

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王阳明在平定宁王叛乱后又一次来到南赣,他顶着可能再次被小人诬告谗陷的巨大压力,大阅士卒,传教战法,并作《啾啾吟》一诗,其自信刚毅、不惑不忧的精神境界跃然纸上。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类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王阳明还写有著名的《中秋》一诗,诗中更是抒发了他无私无欲、报国为民、清白一生的襟怀。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回顾王阳明五十七年的人生经历,一般人理解的“幸福时光”于他而言似乎是少之又少。他虽立下不世奇功,却屡遭奸臣排挤,在困顿绝境中大彻大悟,在诽谤构陷中负重前行,宠辱不惊,用行舍藏,以传道授业为平生最快乐事。他凭着自己的良知、意志和智慧,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饱满、鲜活的千古传奇,一生正气地矗立在人世间,成为光耀后世的百世楷模。

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历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卒于江西南安(今赣州大余县)青龙铺,年仅57岁。他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四、遗风余泽惠后人

王阳明与南赣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将他一生最后的足迹,也将他的精魂永远留在了南赣。

历经五百年风云变幻,王阳明的形象在今天的赣州、大余依然鲜活。这里的百姓将王阳明奉为神灵,几乎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讲出关于他的一、二传说。

御寇城池成奇绝。王阳明曾经倡导并资助大余的百姓兴建“乡民自卫、防御匪患”的城池。杨梅古城是大余“南安九城”建在乡间里最大的城堡,也是至今保存尚好的“孤城”。斑驳的城墙,古朴的宅第,鹅卵石巷道,绕城的玉带水,随处可见的历史印记,为这座古城增加了神秘的色彩。杨梅城的建设是因为得到了王阳明的“奏允”才建的。如胡定所撰的《杨梅城池记》中记载:“庾邑杨梅,王氏聚族而居,衣冠礼教之乡也。阳明明王公治赣时奏允建城,王氏爰砌石甃砖,坚为雉堞,外有绕水,籍以为池,壮哉!”

大余县杨梅古城

丫山古寺多传奇。丫山不仅有与松声、竹声、瀑布声相伴的美景,也有儒释道文化包容共存的文化现象。在灵岩古寺,不仅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此讲学游览,也流传着王阳明从广西征战因病返乡经过南安黄龙地界时曾拜谒灵岩寺的故事。民国八年版《大庾县志·卷十五杂志类·拾遗》对此有一段专记:“王文成征思、田归,至南安,偶入一寺(指丫山灵岩寺)。先是寺有上座僧将入寂,命其徒钥所居禅室,戒毋开,曰‘姑俟我至’。文成见其所钥局甚固,问之,其徒以师语告。文成曰:‘固俟我也。’开之几有书,尘封其上,拂而读之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若问前生事,开门人是闭门人。’”王阳明阅后大惊,立即带着随行人员出寺下山上船,待船行至青龙铺时,病逝船中,时年57岁。

阳明遗迹可寻觅。王阳明去世后,为了感念他的功德,南赣各县几乎都兴建了纪念王阳明的场所。今天的赣州仍然保存有王阳明主持修建的太平桥、结庐讲学处通天岩、王阳明亲笔手记“平茶寮碑”、“玉石岩碑”等历史文化遗存120多处。1994年5月,冈田武彦等日本阳明学专家学者280多人捐款在青龙铺王阳明去世地兴建了一座碑亭,即“王阳明落星地纪念碑亭”。2014年10月,大余王氏联谊会捐资在大余丫山灵岩寺侧兴建了一座纪念碑亭,称“阳明亭”。

阳明心学对赣州、大余、崇义、上犹、南康的影响也无处不在。在阳明心学的熏陶下,今天生活在南赣地区的客家人呈现出显著的勤勉实干、朴实善良的品质。赣州等地也成为了受阳明心学浸润的一方沃土,成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学风醇厚的儒雅之地。

一种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上,那么它再好也意义不大;一种理论如果不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它也不会生命之树常青。阳明心学之所以五百年薪火不断,是因为自其从诞生之日起,它便具备了一种超强的经世致用的品格,它能够指导实践,能够助人行善,助人成功!在这个浮躁并充满诱惑的时代,当面临行为抉择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阳明先生的教诲,这就是: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朱虹、林泉)

王阳明照片

千年瓷都第一人—唐英

唐英塑像

举世闻名的千年瓷都景德镇,自中国明代开始,皇家正式设置御窑厂,至清未宣统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帝王年号的废除,543年的御窑史为景德镇的千年陶瓷文化写下了璀璨不朽的辉煌篇章。作为景德镇御窑文化的重要核心要素之一,明清两朝督陶官制的设立,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唐英(1682年—1756年),字俊公,又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是清朝雍正、乾隆时期著名督陶官。更是景德镇明清御窑厂督陶官制史上的伟业创造者。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纵观景德镇二千余年陶瓷史,无论是作为瓷业工匠、还是文人官吏,唐英堪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瓷业圣人。

首言立德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立德”置于“三不朽”之首,士农工商无不以德育之、以德化之,在华夏5000年文明进程中,士德是文化之魂、民族脊梁,士子即学子,学而优则仕,因此士德逐渐演化为官德以期天下官吏遵循。

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归纳为“公廉慎勤学”五个德目,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名官吏,从唐英生平、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记档、奏章、《记事录》、《陶冶图》和著本《陶人心语》等诸多史籍典章中,无不能深刻感受到唐英德广无垠。

一、

唐英为官一片公心、可昭日月。在景督陶近三十载,为不负圣命,无时无刻不因“惟辱命误公之是惧” 而恪尽职守,在他自制的众多瓷之器皿中,有一件墨彩云龙纹题句天球瓶,主体纹饰为龙在大海,喻以皇恩浩荡,以浪波意“恩波”,以桃红绘水色指“桃浪”,用“恩波桃浪”颂圣德以明心志。

再从唐英呈改由海关动支银两经办陶务奏言中得知,“所以动用淮关银两转运至京,庶觉便易……窃照江西窑厂烧造瓷器,于淮关嬴余内每年留办公银二万两,以为窑工并办差等用……”唐英先为表率,严谨苛责,杜绝一切劳民伤财之事,并节约开支用之于民,其忠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公德思想和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二、

唐英作为京官,特别是内廷京官,有上达天听的特权,地方官员逢迎亲近在所难免。而唐英一到任,即以“杜门谢交游……”的态度和方式以明心志。

在《陶人心语》“卷之六”·忍字臆说八则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唐英的清廉,他这样告诫自己:“忍为天下古今之美德……忍于货利则清心寡欲,可以立节全名……” 观后其立志清廉之心,跃然眼前。清代名士沙上鹤在《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中有评:“操故清洁,囊无余资,所得养廉自办公而外,由手足以迄亲党故旧之贫乏者,群沾余润焉。历外虽久,不植家人生业”。唐英为官一生、炙位肥差却无产无业,足见其廉。

三、

瓷器的烧制是一个系统而又复杂的工艺流程,其环节之严密、细节之繁微,超出外人想象。

雍乾两朝各色瓷器的精美华丽,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作为御器厂的最高管理者,这一切都与唐英为政处事之缜密不可分。

唐英到景德镇督陶三年后,他因与窑工朝夕相处、虚心求教,其实对烧制瓷器颇有经验,但在奏章中,只敢言叙自己浅得“抽添变通之道”……慎言之至,显而易见。

从清宫记档中,我们还能多次窥析,唐英的慎,还表现在事务管理和选拔优秀人才上。乾隆九年,唐英在奉令“赔补破瓷”的奏折中提及:“……现与协造之催总老格,谨遵核减各条内指驳之处,一概小心更加,务期较从前之花纹,釉水细微鲜艳,其做坯,满窑亦必敬谨查看,不致破损过多。”

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花觚

对于协造老格,唐英经十余年慎察慎思后,对其极力推荐,并终得乾隆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年) ,唐英多次上折奏请老格留任御厂,奏折中称:“奴才兼管窑务以来,细加留心察看,凡制造御器老格悉照敬谨办理,于钱两并无贻误,匠役众多,皆驾驭有方,实属安静勤慎之员。又:“恳圣恩念其当差年久,应升品级赏以职衔以示鼓励。”

四、

回顾唐英督陶一生,勤于政事窑务是其鲜明特点。他身为朝廷命官,却以陶人自居,亲自窑务实践,“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

唐英在任督陶官期间,还兼管淮安关和九江关税务,窑务烧造、税务征收,尽心尽力,诸多事宜,亲自经营。乾隆四年,唐英《奏请赴窑厂经理陶务由九江知府照管关务折》中说:至每年冬季,“泥土凝冻”,窑厂停工,我让工匠全部回家,窑火停歇,而瓷器却需“拣选讲究”,到时我就到厂里亲自经理。上述奏折中(惟是关、厂往返、兼之拣选讲究,须在厂数天,计以半月为率。……)之语。

五、

唐英好学成性,不耻下问。他十六岁侍奉内廷,因好学而深得怡亲王赏识,绘画、诗词、典章、篆刻、甚至戏曲,都研学探究。在内务府时,其所学内容是:“顾检点向时所观之书,经籍庄雅居其半,而稗野僻诞居其半”。从唐英《春典八百序》中的学习经历可看出,其求学视野并没有完全禁固于经史子集中,而是广泛涉猎、博览众长。沙上鹤在《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中有叙道:“事益力,学益勤,虽奔驰劳匮,旅灯客帐,吟哦不辍也。”正是他学贯中西,才得怡亲王拨冗,委以督陶重任,这为他督陶功成和立言后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正是唐英“公廉慎勤学”的立德修身,督陶三十载,深受景德镇百万窑工的爱戴,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真实写照。

二论立功

唐英在景德镇御器厂督陶期间,在陶瓷工艺上,尊古追贤、创新突破,可谓是成果丰硕、功勋卓著,近三十载的督陶生涯,他将中国的陶瓷工艺、尤其是景德镇的陶瓷工艺推向了巅峰。

他在为传承前朝陶瓷名品重器上,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后世对他在仿宋五大名窑、明永宣青花、成化斗彩等各色器上高度首肯,有复古越古、唐窑为魁的美誉。

在陶瓷工艺创新上,唐英更是史上最强、功勋卓著。我们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等一批唐英亲制的作品中可见,他以瓷为载体、用瓷作地子,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用瓷发挥到了极至。

唐英还烧制出集十几种釉彩、12个开光于一身的“各色釉大瓶”(故宫博物院蔵、国之瑰宝,为公认瓷母),工艺难度达到制瓷史上的顶峰。

唐英制各色釉大瓶

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仅颜色釉一项,唐窑就研究出五十七种之多,其中的墨彩、浇黄、抹红珐琅以及西学中用的洋彩等釉色,作为陶瓷釉色装饰,历久弥新、经久不衰。

在纹饰造型方面,唐窑更是新品迭出、奇巧无比。在传承钧窑的胎釉配方基础上,创新烧制出仿钧釉的新品种,如窑变、炉钧、仿生系列作品,在造型工艺上用镂空、转心等方式烧制的夹层玲珑交泰瓶、各色釉转心瓶和轿瓶等作品大放异彩,使人叹为观止。这与乾隆八年《恭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中“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创造……”的表述可相互印证。

督陶官唐英,为千年瓷都景德镇乃至中国与世界的陶瓷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景德镇陶录》评价唐英:“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再叙立言

唐英一生,诗文书画留存后世颇多,他奉旨编撰的《陶冶图说》,向后人图文并茂、祥实细微地描述了瓷器生产从采石制泥到束草装桶的20道生产工艺流程。

唐英《陶成纪事碑记》残碑是唐英在清雍正、乾隆时期督理官窑时留下的珍贵遗物,对研究清初官窑生产与官窑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当今仅存的督陶官督理官窑的重要实物见证。

无可置疑,《陶冶图说》和《陶成记事碑》,是研究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唐英撰写的个人诗文集《陶人心语》,不仅是全面研究唐英本人的重要史料,更是研究清早期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管理的重要史料,清雍乾两朝士林领袖李绂在观阅唐英《陶人心语》欣然作序评点曰:“读《起蛟行》及《甲寅五月》诗,见公忧国爱民之心,读《除夕忆禁中直宿》诗,见公不忘君恩之心,……读《崔节孝诗》《施贞孝赞》,见公重节孝、端风化之心……”。今人品读细味唐英《陶人心语》此本集册诗文,足可窥见感悟唐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历程。

此外,唐英还著有语言文字《问奇典注》、戏曲集《古柏堂传奇》等多样文化史册。

唐英留下的文集典史为我们后人保存了一份份无比珍贵的陶瓷文化资料,我们应该不断地研读解析它,因为它们为保留景德镇文化记忆、提升景德镇文化品格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万里一孤臣,千秋名不朽。(陶人心语《牧羝图》十二韵)。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75岁的唐英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深受皇恩的他于乾隆五年八月曾作诗一首:“宦兴无涯半未删,半官半野半忙闲,半生鞅掌风尘吏,半在庐山粟里间。”可见其志向鲜明而坚定。

唐英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还是孜孜以求、知行合一的一生;更是恪尽职守、忠义大爱的一生。作为清廷官吏,他不负皇命、如履薄冰、善始善终,作为陶人工匠,他精工细作、自成一宗、功成名就。唐英——御窑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督陶官,他的政绩可圈可点、他的影响万世流芳、他的贡献永载史册,是当之无愧的千年瓷都第一人。(朱虹、尧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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