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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有关抗美援朝以讹传讹的那几件事 麦克阿瑟回忆录名言

有关抗美援朝的几件事,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以讹传讹:一是谁是中国最早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人;二是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的求援信是谁送到北京呈给毛泽东的;三是使用“志愿军”的名义是否因黄炎培的建议确定的;四是关于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一段名言的引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在上述四件事中至少有三件是以讹传讹的。这促使笔者撰写此文。对于上述四件事中第一件和第三件事,笔者于1995年和1997年专门写过文章,对第二件和第四件事笔者虽未专门写过文章,但在自著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和笔者主编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两部著作中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但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对上述几件事仍在以讹传讹。

中国是谁最早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向南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顺利。8月上旬后,由于战线延长和美军兵力增多,人民军攻势减弱,战争在洛东江一带形成胶着状态。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截断人民军后路,南北夹击人民军,朝鲜战场形势逆转。对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中国方面是预有判断的。那么是谁最先作出了判断?

1989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文学的书问世,该书首次披露了原军委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于1950年8月下旬最早作出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并且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判断很感兴趣,毛泽东还召见他当面听汇报。此后,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加引用,直到现在。雷英夫本人也多次发表回忆文章,谈到此事。他在1995年就此事撰写文章指出,总参作战室不仅预测了美军的登陆地点是仁川,而且判断出美军的登陆时间是1950年9月15日。对此,国内许多报刊竞相转载,甚至有的权威官方性质的著作也加以引用。然而,关于这种说法,在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档案中均找不到任何佐证,多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也一直持有异议。曾在军委总参作战室工作并且是雷英夫部下的一位老同志对此也有质疑。

在中国,雷英夫是不是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人呢?

1951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领导人和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在志愿军司令部门外合影。左起:王政柱、李贞、

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苏联时期关于朝鲜战争的部分档案赠送给当时韩国总统金泳三。韩国外交部东欧科外交事务官白宙铉根据这些档案,整理了《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1949年1月—1953年8月)。这个摘编表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刚一个星期,就对美军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有所判断。1950年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应邀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有关朝鲜半岛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转告苏联政府。中国估计,美国在日本的12万驻军中,大约有6万兵力能够投入朝鲜;这些兵力可能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然后沿铁路线向北进军。建议朝鲜人民军应迅速向南推进,以便占领这些港口。毛泽东认为,美军将有可能在仁川登陆,为了防守汉城,朝鲜人民军应该在仁川地区构筑巩固的防守阵地。《摘编》还表明,在8月至9月美军仁川登陆以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通过苏联政府或直接向朝鲜同志指出过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这期间,毛泽东曾两次接见朝鲜政府的代表,同他们讨论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分析,朝鲜战争的形势可能出现两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是朝鲜人民军全歼美军,把他们赶下海;第二种是战争的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估计美军会加强对大邱、釜山地区的防御,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兵力牵制在这个地区,同时从其他地方登陆。毛泽东提醒朝鲜代表,注意应付后一种可能性,确保充分的后备兵力,更要注意敌人可能进攻的防御据点,如仁川─汉城和镇南浦─平壤地区。如果说韩国整理的俄罗斯档案资料对中国研究者来说属于“出口转内销”的话,那么,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未发出)也讲了这一情况。这个电报说:“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和现任副主任李捷撰写的于2000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引用了毛泽东这个电报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提醒和建议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

由此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雷英夫之前一个多月就对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作出了明确判断。雷英夫在8月下旬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可能是事实,但说雷英夫是中国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的求援信是谁送到北京呈给毛泽东的?

在1999年笔者出版《巨人的较量》一书前,涉及到这个事的几乎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说是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到北京,将求援信交毛泽东。笔者在《巨人的较量》一书第二章第二个问题中,正面交代纠正了上述说法。书中交代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持金日成、朴宪永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前往北京。10月3日,朴一禹将这封求援信当面呈递毛泽东。”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中的交代与此基本相同。笔者之所以这样写,是看到过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求援信原件复印件上,有周恩来亲笔所注:“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朴一禹面呈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80页上,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关于朴一禹来京事给倪志亮的电报》也能证明这一事实(倪志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这个电报指出:“估计张一杜同志二号夜可抵沈,三号当派飞机接来北京。”电报里说的张一杜就是朴一禹。

抗美援朝使用“志愿军”的名义是因黄炎培的建议确定的吗?

有的著述说,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定的名称是“支援军”,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之前(有的说是作出出兵决策后),毛泽东主席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听取了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后,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当然,毛泽东可能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也可能提出过此种建议。但出兵抗美援朝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绝不是作出出兵决策前或之后由于黄炎培的建议才确定的。

1950年7月7日,鉴于美国大规模武装侵略朝鲜,将会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主持召开研究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一次国防会议。会后,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各组织整理了一份内容相同的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明确指出,必要时边防军将来一旦赴朝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笔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打印件);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在边防军指挥机构一项中,使用的是“支援军”一词,在后勤准备一项中说部队一旦赴朝作战时“改穿朝鲜军装”。

此前,7月2日,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国准备在东北集结3个军,以便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斯大林于7月5日通过罗申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这里就使用了“志愿军”的名称。

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朝鲜局势时,毛泽东主席曾说,对于朝鲜,我们是要帮助的,要以志愿军的形式进行帮助。

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在边防军军事会议的报告中,讲到边防军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作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原件复印件)

9月以后,在边防军部队中已陆续公开进行了可能到朝鲜作战的动员,“志愿军”一词不但出现在各军师团办的小报上,而且出现在许多连队的墙报上。

此外,10月1日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求援信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动军队援助朝鲜,并说“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这里用了“志愿者”。10月2日,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正文第一句就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而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开会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尚未研究,毛泽东恐不会就这个问题去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据此看来,赴朝鲜作战时使用“志愿军”的名称,至少是在7月7日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上就是明确的,7月7日讨论组建边防军,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未雨绸缪的准备,还不是决策出兵,因此,毛泽东这时更不会去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至于聂荣臻在7月7日报告中使用“支援军”一词,可能是对“志愿军”一词的音同字误,并且这个报告是中央军委作战部整理的。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也是中央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有的著述说的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建议,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就是指这份电报。

至少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起至现在,在有关著述中讲到美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认识或评价时,都引用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的一段名言: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实,这段名言恰恰不是布莱德雷的原意。布莱德雷的这段话出自1951年5月15日美国参议院组织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所谓“麦克阿瑟听证会”,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1951年4月11日被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和在远东的一切职务后,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美国在朝鲜究竟应采取什么样政策问题的辩论和争吵。于是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美国关于朝鲜战争政策问题。听证会于1951年5月3日开始,断断续续至6月25日结束,前后共50多天,先后有麦克阿瑟、国防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保、海军作战部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前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前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等共13位美国军政要员出席作证。

麦克阿瑟是第一个出席作证的对象。他在5月3日作证时,仍然主张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即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发挥优势的海空军作用,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加强军事禁运;以空军轰炸中国的机场、车站和工业基地;让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进行反攻大陆的活动,采取这些行动,不必担心会引起苏联参战。麦克阿瑟认为只有采取这些行动,才是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办法,他甚至主张,如果联合国其他国家不愿协助,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

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三军参谋长和前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在出席作证时,均支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认为麦克阿瑟的主张既难以达到目的也冒巨大风险,反对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相反,他们均主张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

布莱德雷在5月15日出席作证时,有一段闻名的言论,他认为,赤色中国不是一个足以寻求世界霸权的强盛国家,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进攻共产党中国并不是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行动,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也不会使中国屈服。”笔者第一次看到布莱德雷的这段话是在他和他的夫人写的他的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的中译本上。这本书的中译本1985年由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因看到的这段话与作者头脑印象中的意思大相径庭,于是作者又查阅了国内1951年的《参考消息》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1951年版中译本《麦帅证词》,在《参考消息》和《麦帅证词》中查阅的结果,与在布莱德雷回忆录上看到的是一致的。所以,在笔者著的《巨人的较量》一书中引用布莱德雷这段话时,注了两个出处,一个是布莱德雷的《将军百战归》,一个是1951年5月17日《参考消息》。笔者的《巨人的较量》一书于2010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在书中引用布莱德雷这句话的后面特意用括号加了一句话:“关于布莱德雷的这段话,近60年来在中国一直被许多人做了与布莱德雷原意完全相反的错误引用。”

作者:齐德学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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