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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警察提前退休,年过半百领着1000元的补助去支教…… 百领

“听说要延长退休年龄,我心里一惊。这样一来,等到正常退休,我就64岁了,体力、脑力、精力都跟不上,再去搞教育基本来不及了,索性提前退休,从零开始,去实现我的支教梦。”

今年54岁的周有光,3年半前提前脱下警服,离开了奋战30年的戒毒岗位,成为一名支教教师。迄今3年半的支教路,这位老警察克服气候、环境、饮食和语言的差异,领着1000元左右的支教补助,走进了湖南大山、走过了青海高原、走向了粤东乡村、走上了三尺讲台,一路学、一路教、一路伴着山村孩子的欢声笑语。

教育理想,一路萌芽

周有光自小就对教师职业心怀敬畏和向往,这样的情感源于他的一位小学班主任王文素。

由于家庭成分复杂、条件不好,小时候的周有光怯懦而自卑,是学校的“旁观者”,不受关注、没有玩伴、不敢参加集体活动。一年儿童节,王文素点名让周有光在班级演出中担任主角。4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被点到名字时的心情:“简直难以置信,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

借着这次演出中的良好表现,他真正融入了班级。此后,王文素并没有给予周有光什么特殊待遇,但也没有“看不起”他复杂的家庭情况和常年破烂的衣衫,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对待他——给予关爱的同时,在学业上严格要求。“我在学习上有一点点懈怠、敷衍,他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知道他很爱我,所以只有羞愧,以后再也不会犯了。”

“严中有爱”的王文素在周有光心中埋下了一颗关于教育的种子,也教会了他终身学习和心怀同理心。此后的人生中,王文素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参加工作后,他坚持自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以优异的自考成绩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得以正式加入民警队伍,从事戒毒教育工作,“总算和教师搭上了边”;上海市建成戒毒所后,他凭借较高的学历和刻苦的学习,从事戒毒研究工作;怀着对失足少年的痛惜,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戒毒研究专家……

“一位好老师可能会给学生的一生带来积极影响。”工作中,周有光更直观地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他曾在戒毒所见过一名17岁的稚嫩少年,已经有3年的吸毒史,从少教所一路吸到了成人所,经常被毒品折磨得浑浑噩噩。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什么都不懂,吸毒最初只因为好奇,想要合群和炫耀,最终却被欲望虏获。”他认为,如果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遇到如王文素般温暖的人,拉他们一把,教给他们道理,可能就不会走错路了。自此,他坚定了支教的决心,希望用教育为懵懂的孩子们提前打好“预防针”。

工作满30年后,他不顾同事的劝阻,立刻辞职,兴致勃勃地计划起人生的第二事业。然而,他的支教之旅开启得并不顺利——因为年龄。“网上搜索‘支教教师招聘’,一列信息看下来,都要求教师的年龄在40岁以下。”周有光翻遍了网上的支教信息,终于搜索到一个对教师年龄要求没那么高的公益组织,看支教学校也合适,便迫不及待地报了名,正式踏上支教之旅。

支教旅途,一路繁花

周有光支教的第一站是湖南宁远的沈家小学。这里学生少、环境差,本应并入当地的中心小学。但中心小学太远,为了让学生们少走些山路,周有光和几名支教教师一起“撑”起了整座学校。在这里支教半年,他很快适应了支教生活,并将学校的成绩提升至全县第三。

随后,应公益组织所托,周有光前往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一所中心小学,教藏族孩子们汉语。这所学校对教师的专业性和敬业度要求很严格,此前一直教数学的周有光提前在广东凤翔接受了为期2周的培训,并备好2个单元的课,才信心十足地出发。乘了近30个小时的火车和几个小时的大巴,周有光的支教团才在晚上9点多抵达了学校,不及休整,第二天便“猝不及防”地开始了教学,“好在准备充足,才没有丢脸”。

学校地处青海高原,环境优美但条件恶劣,周有光吃了不少苦头——“啃不动”半生不熟的牛肉、吃不惯青稞,只能用牛粪烤馒头片吃;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一向身体硬朗的他发烧烧到“两眼发虚”,由于没有代课老师只能坚持上课……等到半年的支教结束,他几乎瘦到脱形。

生活很辛苦,但他觉得那段时间“乐多于苦”,也经常怀念曾经教过的孩子们——有的每天不到五点便早早起床,在学校昏暗的路灯下看书;有的远远看到他便大声问好,并深深鞠躬,等待他走过身边;有的在他离开前一天在他的宿舍通宵守着他,第二天坚持将他送上车;有的至今仍然一放假便在网络上问候他的健康和亲人,邀请他有机会重游青海。“在青海支教,我收获了很多,孩子们对教师的尊重让我感动,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懂得感恩的孩子。”

结束青海支教后,周有光计划重返宁远。一位曾在宁远白兔小学支教的教师听说了他的打算,拜托他去白兔小学支教。彼时,白兔小学“环境脏乱差、教学成绩堪忧”,即将停办。了解学校情况后,周有光心疼那些濒临失学的孩子,又觉得这是个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好机会,便对义教组织的负责人说:“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我试一试,如果我不能改善学校情况,再考虑关停它。”

没想到,这一试便试了近三年。期间,周有光和另外两位教师一起在白兔小学进行教学实践探索,以“有爱”的校园文化带动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不但使学校成为“宁远县最好的村小”,还使孩子们成长为懂礼貌、守纪律、爱玩爱笑、能歌善舞的“有爱的人”。

偏远学校的支教经历,让他深感这些学校理念、方法的落后,而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今年8月,他前往广东潮州铁铺镇笔山小学支教。这所中心小学虽然也是村小,但临近广州和深圳,办学条件完善,也可以更快地接触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正规的学校教学,我能够快速成长,学习优质的教育方法,并将之普及到更加偏远的学校。”

困惑中,一路向前

支教路上,周有光经历了很多欢笑和温暖,却也有困惑和不解。其中,乡村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漠视,是他支教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看多了城市家长对教育的重视,我想过会有家长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没想到这种现象在乡村这么普遍。”他遇到的很多家长对教师很尊重,也不会阻止孩子入校上学,但对于孩子的在校情况、学习成绩并不关心,干农活、照顾弟妹等事情的重要性都在教育之上。

曾经有一个孩子的爷爷特意到学校对他说:“我家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你不用让他在学校浪费时间,让他每天早点回去吧。”周有光实在不懂,这位爷爷从未到学校了解过孩子的情况,也没有尝试过鼓励孩子努力进步,凭什么否定孩子?

很多孩子受到家长的影响,对学习并不重视,在学校里待不住,“总想出去疯玩”。这类孩子的学习成绩、礼仪习惯,普遍比出身于重视教育的家庭的孩子差一些。周有光知道,他们受生活经历和视野眼光所限,对教育产生了错误观念。但他不想孩子们被困于山村,重复祖辈们“生一个儿子,盖一个房子”的人生目标。他相信孩子们对未来美好人生的渴望能够战胜长久以来的局限认知,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这样的信念源于他刚踏上支教之路时,遇到的一名家庭贫困的孩子。他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在外打工,被爷爷奶奶一手带大,常年穿着露脚趾的鞋子、带着破败得几乎只剩骨架的雨伞、背着能将文具盒漏出去的书包,但每逢下雨,他都会脱下外套包住书包,以防淋湿书本。这名孩子读书很用功,后来考上了宁远县一所知名初中。“他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书机会的珍惜让我印象深刻,可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自觉,但教师可以引导他们明白读书的重要性。”

周有光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家长交流,取得他们的信任;为孩子准备免费的午餐和简易甜点,拉近和他们的距离;陪伴孩子一起读书、写作业,自己示范几遍,再让孩子重复几遍……“我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只能和孩子们磨,好在他们的可塑性很强,所以过程还算顺利,我教过的学生成绩大都有不小的进步,精神面貌也有所改善。”

从严师到慈师,一路传递爱和欢乐

周有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有耐心。刚走上讲台时,他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从警察到教师的转型——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民警面对违法、犯法之人,需要“严中有慈”,而教师面对“三观”尚未建立的懵懂孩子,需要“慈中有严”。

那时,他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难改军事化的行事作风,教育孩子也多是讲些空泛的大道理,还会不自觉地带着些“强制命令”的意味。学生敬畏他,却不爱亲近他。短暂的无措后,他很快意识到:强硬要求改得了孩子一时之错,却无法影响他们一生,教育需要教师俯下身去和孩子们平等地交流、真诚地感染。

“学校制度是刚性的,运行制度、实现目标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很多刚入校的孩子不爱洗漱、没有经常换洗衣服的习惯;或过分顽劣,经常不分场地大声吵闹;或过分腼腆,不敢说话、见人就躲……讲授知识之前,教师需先从卫生、行为、礼仪等细微处一点点改变孩子的习惯,而这需要包容和爱。

在白兔小学,周有光曾教过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0岁女孩。女孩没入校前,每天都在校门口探头偷看,见到老师便会大声问好。了解过情况后,周有光才知道,女孩的奶奶也曾送她去上学,但由于说话不利索、不能理解别人的话、无法控制大小便,女孩被劝退了,奶奶便不好意思再麻烦学校。

周有光恍然,原来“老师你好”这句问候是女孩难得能咬字清晰的话语。他想帮女孩上学,便联系了县里的特殊学校,但学校已经人满为患,无力再招收学生。周有光于是请特殊学校为女孩上了学籍,由白兔小学托管,“这样孩子将来也不会被随便劝退了”。女孩经常上着课便哼哼唧唧地嚷起来、丁零当啷地敲起来,一言不合还会往地上一躺,周有光在她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厌其烦地制止她无意识的捣乱、将她从地上拉起来、纠正她的发音、叮嘱她遵守学校规则,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教她写字、为她示范各种小手工的制作方法……“后来,这个孩子每天都笑嘻嘻地来学校,说话也清楚多了,还学会了很多小手工。”

除了手工,周有光还会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手语、画画和传统礼仪等。“只有让学生在学校感受到温暖和欢乐,学生才会对学习感兴趣,这是办好教育的前提。”为此,年过半百的周有光发掘了自己从未有过的一面——对照着网络视频蹦蹦跳跳地学习少儿舞蹈,领舞时跳得眉飞色舞来感染孩子们的情绪,穿着汉服激情澎湃地朗诵古诗……“退休前,只要没有工作,我就会待在房间里写文章,家人一直觉得我的性格有些闷,没想到现在成了‘老头子’,反而活泼了。”他笑着自我调侃。能让乡村孩子们的童年多一些欢声笑语,他便很满足了。

相比年轻人,周有光在支教路上走得辛苦,却也沉稳。他清楚支教学校青睐年轻教师,是希望年轻人为乡村教育带来新鲜血液和新的教育方式,但还是希望能多给心怀教育梦的“老人家”一些机会,因为岁月赋予他们的沉稳、成熟和人生阅历,或许能与乡村教育碰撞出新的火花。“只要对乡村教育心怀真诚,年纪就不是问题,我54岁照样能和孩子们一起欢笑打闹,给乡村教育注入活力。”

— END —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0月刊第1期,原标题《为支教提前退休,他与山里娃欢笑共舞——记上海戒毒警察周有光的三年支教路》

作者 | 本刊记者孙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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