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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阅读一本《单读》 单读

每三个月问世一本封面朴素、设计紧凑的平装书,囊括了散文、随笔、访谈、长篇报道、书评、诗歌与小说,作者皆代表着国内外最独特的新声。这本名为《单读》的季刊致力于一个主张:书籍和思想是值得辩论的话题,十年来创造了一种较小却精力充沛的知识议论空间。高雅但不张扬,这本杂志提供了展示各种意见、信念和疑问的平台,简而言之,是一种关于文化生活的公共对话。

印在每一期的封面是杂志的英文口号:“We read the world”(我们阅读世界),下方又用中文补充了一句“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 。《单读》旨在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作家创造对话。主编吴琦解释道,“我们是在一家书店诞生的杂志,所以阅读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认知方式,而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里,我们希望我们认知的对象是整个世界。” 一如其名,每一期的结尾部分都有一系列短短的书评,评价一些国外惹人注目但还没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最近评价对象当中有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和泰茹·科尔(Teju Cole )等著名作家。虽然略显侧重英文作家,但这个《全球书情》代表了杂志的宗旨:有广泛而深刻的阅读,以审慎而严谨的精神回应。

吴琦,《单读》主编

在成为杂志之前,“单读”原来是家书店。2005 年,北京一群记者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源自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对二十世纪早期生活的观察写成的独特著作《单向街》。书店很早开始举办各种讲座和小组讨论,并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之地。四年后,在 2009 年,创始人推出了杂志,最初名为《单向街》,而曾经举办的这些活动也让他们积累了众多投稿作者。

吴琦说:“书店创立时,便致力于邀请各界人士谈论人文思想和社会问题,想要开创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那么自然地,也就积累了很多思想界、文学界的朋友,他们成为了这本杂志最早的作者群,其中包括了许多对当代中国思想影响很大的人物,比如严歌苓、刘瑜、张承志、李银河、项飙等等,所以说,最早的《单读》杂志其实也是一个在纸上开创公共空间的尝试。”

直到 2014 年,前五期杂志(约一年一期)已经问世后,杂志便开始按季度发行,并更名为《单读》。与此同时,原来的书店也扩散到北京的其他地点,更名为“单向空间”。现在杂志封面上印上了双语引文,点明编辑促进中外交流的理念,里面也配上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我们希望把中国作者介绍出去,也想把国外作者翻译进来,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大的壁垒。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出版英文特辑。”为此,杂志已经开始与《洛杉矶书评中华频道》(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China Channel)和线上文学翻译组织“纸托邦”(Paper Republic)合作,进行一些文章的翻译。

“每期主题我们都希望能够贴近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议题,同时又具有比较深渊的理论或者思想背景。”吴琦解释道。最新一期(第 19 期)“到未来去”,包括了与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采访、贾行家谈论语言的未来、陆晔讲述科技以及于威有关个人自主权的文章。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须符合杂志主题;主题不是要划定界限,而是成为每期杂志的重心。往期杂志还包括“都市一无所有”(第 18 期,英国文学专刊),“焦虑的年代”(第 10 期),和“先锋已死?”(第 2 期),他们在试图达到一种微妙平衡——主题要贴合时势,但不能转瞬即逝。

《单读》有网站、手机 APP、音频,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但它心心念念的始终是平面印刷的杂志。事实上,编辑们是带着质疑来看待网络世界的。早在 2009 年,许知远(杂志创始人之一,也是最著名的公知人物)曾写道:“我们都是古登堡的孩子,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独自阅读的静谧,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字里行间的意外。而对着电脑屏幕,不断被 MSN 对话框中断,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这种对平面印刷的执着不是一种古怪或怀旧的想法,而是在试图抵制令人无法专注的网络媒体。要阅读他们的文章,不能到网站上去浏览,必须手握一份纸质的杂志(或至少一本电子书)。在这个时代,当每个人的智能手机都充斥着可以无限滚屏但并无实质的碎片“内容”,《单读》坚守了一种要求人注入耐心和专注的方式。

持着怀疑的态度,《单读》其实是一份小众刊物:违背主流而行,吸引少数文艺爱好者。其批判精神体现了另一种价值观,异于随处可见的消费主义和无聊的官方宣传,仿佛是在警醒我们,世界并非一定要成为这个样子。

然而,在公共思想言论领域中,最近几年这样有着独立声音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小。谈及现在媒体环境的变化,吴琦承认道:“我也没想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不用说十年,五年来我周围的出版和人文环境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概括来说,主要是言论空间在变小,人们普遍的逐利心态在上升。”遭受了审查制度的扼制和腐蚀人心的分流信息,公共言论领域本身已经面目全非。这种变化也令最早几期的杂志蒙上一种凄美,也突显出其可怖的先见之明。

回过头来看,早年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来自过去的一份份讯报。在 2010 年的第 2 期杂志一篇名为《失语》的文章,许知远感叹数码时代的来临令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迷茫:

在过去的 10 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社会情绪。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地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并行不悖, 更多的时刻,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

这是扼腕的叹息,也是振奋的呼吁:许知远敦促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声称无能为力,但这些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开端,他的其他文章以及杂志所作出的全部努力也都是如此。

就现任主编吴琦而言,他丝毫不悲观。“如果要去抱怨什么,这很容易……如果真的对出版、媒体、知识文化有兴趣,那么不论如何,继续工作就行。事实上我看到有许多荒地需要去开垦去填补,这些都是我们的可能性,不要太早自我放弃。”

供稿人: Allen Young

摄影师: David Yen

英译中: Olivia Li & Che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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