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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航 大航海时代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大国博弈

撰文:陈铁健

战略,是一门追求实现“可能”的科学与艺术,是在各方竞争对抗过程中,谋求对己方相对最有利的权利关系,最后赢得胜利。大战略则涉及外交、内政、军事、地缘、经贸、文化诸多方面,实行多重而非单一的、长远而非短暂的、全局而非局部的指导,从而达致国家的长远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年来,研究大战的著作浩如烟海,似乎没有必要再添新著。然而,探索大战的种种隐情尤其是涉及战略思维的深层问题,仍然吸引思想者剖析其中的奥秘。二战参战国众多,最后形成以美英苏法中为一方,德意日为另一方,同盟国与轴心国双方的大战。如果从1939年德苏两国密谋瓜分波兰,揭开大战序幕算起,这些大国之间长达六年的博弈,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复杂与曲折。

青年学者王鼎杰新著《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以下简称《牌局》)指出:

大国博弈史,其实并非单一导演主导下的单一剧情模式,而是存在很多个导演,很多剧本和很多种结局,最终究竟走向哪一种,是多边竞合的结果。(《牌局》引言,第4页)

谁能最后一个参战,谁就保持了最大的战略自由,获得了结盟的最大主动;谁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力量投送到最关键的地点,谁就扣住了敌军和友军的命门,握住了最终胜利的枢纽。于是,这就形成了整个二战历史,乃至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霸权争夺史中最隐秘、最高深,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博弈。(《牌局》第254页)

1

德国

德国希特勒是全世界最狂妄的好战者、纵火犯,高唱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横扫欧洲,闪击苏联,令举世震惊。然而,德国从1938年兼并奥地利开始的“鲜花进军”,到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与盟军会师,第三帝国幻梦结束,客观上成为其他强国特别是美苏两强崛起的清道夫。

希特勒在战争前期的成功,是军事与外交结合的杰作。德军率先利用内燃机,打造新型装甲师,快速突击,横行一时。又以其外交骗术,促成苏德同盟。斯大林当时绝不相信,希特勒会在英国苦撑关头,突然转身先发制人闪击苏联。

对于德国的军备建设,希特勒先是重视戈林的空军,置于军备资源第一优先地位。1939年秋,德波战场的赫赫战果,使希特勒看到装甲部队的作用。随后,又在六周内以装甲集群横扫卢、比、荷、法四国。敦刻尔克战役后,他便把装甲部队看作百战百胜的利器,过度追求装甲数量,浪费军备资源,大损国家长期战力,这无异于用兵种战术替代军事战略,又用军事战略替代国家战略。1941年6月,德军装甲铁流冲过苏联西部边境,长驱直入势不可挡时,固然汹汹不可一世,但随着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北非的失陷、库尔斯克会战的溃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在苏美英三大强国夹击中,德国败亡的末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越来越弱,直至一败涂地。

德意志第三帝国独特的政体,具有超强的宣传机器。希特勒被吹成“国家救星”、“政治能人”,一时成为“民意代表”。戈培尔宗奉“谎言重复千百次,就可以变成真理”的宣传神效。不过,“宣传和民意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失控,就会自我毁灭。在国际政治的牌局中,一个国家如果丢失了适可而止的的‘止’,就很难正确使用得寸进尺的‘进’。像希特勒这个骗术天才固然了得,可方向错误,南辕北辙,手段越强,反弹力度就越强。……行非其道则国危,用非其人则道亡。古今一贯,中西莫外。”(《牌局》第101—102页)

2

意大利

意大利国穷民弱,掌国者墨索里尼不谋强军理政,却好大喜功,异想天开。一贯以法西斯世界的思想创始者精神导师自居。总想左牵西班牙的佛朗哥,右擎德意志的希特勒,以我为主宰,不待自己出手,国际大势自在掌控之中。

墨索里尼最初保持中立,试图调停英德冲突,后来按捺不住投机心理,乘火打劫。1935年出兵埃塞俄比亚;1936年签订《德意议定书》、《反共产国际协定》;1938年后又先后调解德国与英法关系、德英关系。既想扮演调停者,又思入伙分赃渔利,终于在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六天后,于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宣战,企图索取科西嘉、突尼斯、法属索马里,以及罗纳河以东大片领土。可惜,不仅法国拒绝,连希特勒都觉得荒唐可笑。意军侵入法国后,连法国一支孤立无援的边防军都对付不了。如果不是德军的胜利和希特勒的赏赐,意大利休想坐在对法战争的战胜席上。

1940年8、9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相继签订后,墨索里尼加速向德、苏靠拢,以为未来世界大势将由德意日苏四边同盟执掌。殊不知希特勒是以苏德联手为愰子,向轴心阵营各国“吸金融资”,征苏之后,再攻英国。墨索里尼未解希特勒真意,竟向东非、北非与巴尔干全面扩张,设想以地中海为内湖,向西打通大西洋航路,向东打通印度洋航路。贸然向东非、北非与巴尔干出兵,结果全败,沦为德国附庸。苏德战争爆发后,意军参战,依然溃败。1943年,意大利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后,倒戈的意大利军政势力未能配合盟军,意大利竟为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德军占领。精神狂人墨索里尼被意国民众吊悬于街头曝尸示众,在残酷的二战博弈中为后人的调侃和奚落,留下一桩可悲的笑料。

3

日本

日本在二战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严肃地指出,日本是“最让中国人欲语还休的国家”。“因为(与日本)利害太深,感情太强纠缠太久,所以国人在研究二战时,最难理性说清的就是日本的国家战略。……事实上,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决不能用‘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来轻描淡写地定论。”(《牌局》第130页)作者援引戴季陶百年前的说辞,告诫中国学者:要像日本人研究中国那样,把日本二战史放到解剖台上解剖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千百次,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日本明治维新后,先是吞并琉球,继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强占中国台湾等战略要地,一举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又与英国结盟,在中国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为对抗美国,又与俄国改善关系,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中国东北、山东地区扩张利权。一个区区岛国,逐渐步入海陆二元的超级强国。本书说日本是“东方土豪”,忽略了它“脱亚入欧”改革后的洋味。

英美两国意识到日本行将成为太平洋上的劲敌,遂有1922年九国华盛顿会议的海军大裁军,把日本逼入死角。日本实行战略退让,韬光养晦,待机再起。跳出“大炮巨舰论”束缚,把航空母舰提升到与战列舰并驾齐驱地位;不断研发用远程陆基航空兵攻击军舰、军港的装备,改进战术;大力发展巡洋舰、潜艇,以弥补主力舰不足。面对日本军事实力任意增长,美国连续召开两次海军缩减会议,把限制范围扩大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潜艇。

东亚陆上大国,中国自清朝末年即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实行以华制华方略:政府支持清政府,民间社团则支持革命,使中国内乱永不停息。清亡,孙中山与袁世凯一度和解,日本则插手中国各派势力之间,不断挑起事端,加深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内战。

日本既然长期保持国家战略的成功运作,按照常理,它在二战中应有杰出表现。然而,“拖后腿的制度内伤”,却“形成了‘明治辉煌’与‘昭和迷乱’的种子”。(《牌局》第136页)《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统帅权独立”传统,使军事体系与文官政府形成平行关系,势必导致军大政小,军事战略凌驾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格局。昭和天皇无法有效统御军政体系,内阁逐渐沦为军队的行政、财政助理,军人外交与政府外交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敬首相试图扩大内阁权限,由文治长官代表天皇管理军队,卒致被刺身亡。

日本陆军与海军,双峰并峙,矛盾重重,陆军主北进攻苏,海军主南进打美。对此,天皇与内阁束手无策,只好两不得罪,宣称“帝国战略”:确保东亚大陆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以美苏为对手,兼防中英。既无统一的国家战略,也无统一的军事战略。即使军队内部,也以恶性竞争为准则,陆军参谋部与陆军省,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陆军皇道派与统制派,海军条约派与舰队派,均极端对立,互视对方为“国贼”,不惜动用暗杀手段予以清除。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也不时面临死亡威胁。

陆军中的狂人石原莞尔,堪称鬼才战略家。他预计未来战争将具全球性,速决战的“最终兵器”即将出现。日本应在“最终兵器”出现前,向东亚大陆扩张,控制“满洲”,分割中、蒙、苏,整合大陆资源,实现“国防国家”建设大计。“满洲”到手后,应适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扩张成果,避免全面陷入对华战争,等待有利时机,再冲出美苏包围圈。石原预计,1970年前后才是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行总决战的时刻。懂得地缘政治的石原,深知日本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自身有限的国家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不敢贸然突进,可谓知己知彼之明。

不谙世事,鲁莽狂野的少壮派军官,无法理解石原的战略理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占中国东北,进军热河,冲击长城,制造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终于深陷中国泥潭中。1940年3月,日本陆军高层决定:如果日军不能在1940年内结束中日冲突,则应于1941年初断然进行战略收缩。到1943年除“满洲”外,关内应仅保留上海周边地区和华北蒙疆地区。然而,1939年冬季至1940年春季,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北起太行山脉,南至昆仑关,发起反击攻势。1940年夏秋冬,敌后战场发起百团大战,迫使日本增兵扫荡。至此,日军在中国战场已无法实施战略收缩计划,越陷越深。

几乎与此同时,被称为“石原莞尔式”的松冈洋右,在其外务大臣任内促成德意日三国同盟(1940年9月27日),缔结《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松冈深知日本资源匮乏,国力有限,不能只靠军事力量取胜。他认为,“日本压服中国,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而美苏两强均不干涉”。“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待苏德或德美、美苏冲突),以冲刺最高的桂冠”。(《牌局》第156页)松冈外交得到首相近卫文麿的支持,断然抛弃亲英、美路线,力求形成德、日、苏,或德、意、日、苏大同盟。对此,斯大林予以热烈支持。但是,松冈此举,与德国希特勒肢解英国、攻击苏联的战略恰恰相反。在德、意、日三国同盟签订之后,希特勒已暗定攻击苏联的战略,并于同年12月月8日正式发布“巴巴罗萨”作战令。半年后,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可见,松冈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

1941年7月,美国宣布冻结在美日本资产。26日,英国采取同样措施,并终止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同日,菲律宾宣布冻结日本资产。28日,荷兰宣布冻结日本资产。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石油禁运。面对美、英、荷的经济封锁,尤其是石油禁运,日本陆海军陷入恐慌,遂动死里逃生、险中取胜邪念,妄图以突然袭击手段,夺取关岛、威克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及南洋的橡胶、石油资源,然后构建坚固防御体系以自保。日本如此构想,又是大错特错。第一,日本严重低估了美国的物质实力,尤其是美国运用物质实力的创造力。美军的两栖作战能力和远程运输补给能力,成功地跨越空间障碍,使得日本劫后自保的战略构想彻底失败。第二,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加剧,互相掣肘。海军讳败为胜,隐瞒真相。中途岛海战大败,连首相东条英机都被蒙在鼓里,遑论其他。本书指出:“从珍珠港到巴丹半岛,日本实现了成本低廉的崛起。从中途岛到瓜岛再到塞班岛,日本又上演了一出代价惨重的崩解。”(《牌局》第165页)

值得关注和警惕的是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它在战败的逆境中尚能保持冷静窥伺、反手一击的能力,这固然得益于美国的扶持,更重要的是它自身的战略构想。本书注意到安倍晋三在2006年所著《走向美丽之国》一书,内中呼吁美、日、澳、印四国在亚太地区组建四边同盟,复活二战中美国主导的亚太包围圈,筑成东海、南海、马六甲、印度洋大封锁圈,截断中国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中国倘若以战争突破包围,必将引发中美之战,日本便可在中美两败俱伤中乘机崛起,成为东亚一霸,重温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棋经有云“善败者不乱”,此之谓乎!

4

英国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竟走上日落之路,其遍布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是二战的重大结局之一。

英国依靠海权崛起,铁路出现,陆权复兴,海权衰落。随着陆上资源的整合,美国崛起,德国统一,苏俄复兴,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备受冲击,其海外领地的离心力越大,国内民众普遍厌战,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德国希特勒上台,以其超强的宣传机器,对内煽动国民复仇情绪,对外以和平攻势瓦解敌国抵抗力量,取得巨大宣传攻效。英国张伯伦内阁,实行“绥靖政策”,希望德国祸水东引,在欧洲让德苏两强碰撞,在远东让美日、苏日矛盾激化,英国便可作壁上观。张伯伦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智力。慕尼黑会议结束,希特勒对于“在欧洲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的承诺不到一年,德苏即结盟瓜分波兰,德军兵锋指向北欧和西欧,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时装备损失殆尽。丘吉尔指挥的英法联军在北欧连连败北。张伯伦独承战败责任,请辞首相职,建议由海军大臣丘吉尔组阁,得英王准允。本书充分肯定“这种‘薪尽火传、相濡以沫,不互相推诿、内讧掣肘’正是大英帝国以多党政治称雄世界数百年的核心精气神。”(《牌局》第25页)并非过誉之辞。

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首相仅七周,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四国皆战败,只剩英国独对德国。英国少数主和者坚守谬见:以法国沦陷、英国妥协为代价,让德国无后顾之忧,挥师全力东进攻苏。丘吉尔坚决反对议和,力主抗战到底。号召帝国子民持干戈卫社稷,锱铢必较,转守为攻。1940年11月,丘吉尔下令出动强大的轰炸机群,夜袭柏林。迫使希特勒在征英征苏之间作出抉择,化被动为主动。希特勒原本以为英国不易对付而联苏,现在又认为英国之不易对付原因全在苏联,打垮苏联即可消除英国对苏联的幻想。柏林遭英军空袭一个月后,希特勒决定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准备攻苏。大英帝国终于度过最艰难岁月,开始与美苏并肩作战,共御强敌。自由画师出身的希特勒,有着浓厚的艺术家气质,更多依赖直觉与灵感,而少有理性思考和精密计算。精熟史事,深通人性的丘吉尔,对付希特勒这样的敌手,实在游刃有余。

不过,从1942年开始,英国已为战后格局预作打算。丘吉尔鉴于英国自身的脆弱性和苏美两强的威力,故而在远东和欧洲都取避战策略,保存实力,坐视中、美、苏、日四方明争暗斗。既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又时刻防范中国复兴。在缅甸战役中,英军快速撤出战场,闭关自保,陷中国远征军于被动。不仅拒援中国,而且坚拒美国在印度训练十万中国新军计划,并出售军火给藏独势力,以防战后蒋介石插手印、缅事务。在欧洲,丘吉尔尽量拖延在法国西海岸大举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反攻日期,蓄意让苏德互相消耗。本书指出:“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表面是三大强国的军事专家在争论登陆的地点,登陆的时间和登陆的方法。实际上却是政治家们在争夺战后格局的塑造权。美苏第一次进行了战略联手,彻底打败了孤立无援的英帝国。”(《牌局》第44页)

然而,有着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和独特软实力资源的英国,虽受强国挤压,仍能在困境中维持与美国的关系,成为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纽带;英国女王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英联邦十六国的共同元首。“固然,这个元首已经只具有象征性,但是,时移境迁,谁能说帝国一定不会复活?”(《牌局》第48页)

5

法国

法国是衰落中的国家,继普法战争惨败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侥幸惨胜后,在二战中也难逃厄运。

法国与德国毗邻,是天然的地缘竞争对手。从黎塞留到拿破仑一世,从塔列朗到拿破仑三世,法国中欧政策的基石是保持德意志的分裂,使法国能以全力在西线及海外与英国争雄。1870年普法战争德国统一后,德军可随时挥师攻法。法国遂行传统要塞防御战略,营造德法边境上马其诺防御工事。其目的在于改变德国的扩张方向,阻挡德军西进,只能东向与苏联相撞。不料,德军却避开马其诺防线,取道阿登山区,突破默兹河,疾速直冲法国腹地,扫荡英法联军后方,将法国腰斩为二。(《牌局》第116页)马其诺防线,成为可笑的摆设。

法国战败,贝当元帅向希特勒投降,建立屈辱的维希政权,残余意军助德军对盟军作战。戴高乐将军流亡伦敦,收拢爱国者,誓为自由法国而战。自由法国战士先后在空袭德国鲁尔工业区、坚守北非比尔哈基姆(利比亚沙漠绿洲之地)苦战,在巴黎起义中,捍卫了法兰西的荣誉,成为举世嘱目的英雄。在外交领域,戴高乐周旋于美、英、法三强之间,获得丘吉尔、斯大林援手,使法国跻身于世界五强。诚如本书所赞:

这个没落中的昔日欧洲霸主,虽然身体衰老,但智慧却丝毫没有衰减,其大衰落中的战略设计能力和大败局下的战略纠错能力,无不给后人以深远启迪。(《牌局》第104页)

这就是法国式的智慧。一如他们当初设计马其诺防线时的暗藏玄机。这是一个长期搏斗在大国争霸第一线的老牌帝国应有的战略底蕴。谈史至此,人们正该抛开成见,丢下陈说,细察其中之刚柔相济、存亡之道。(《牌局》第129页)

对后一段话,除开“设计马其诺防线时的暗藏玄机”一句,没有找到满意答案外,其余之论,笔者完全赞同。

6

美国

美国以其绝佳的地理优势,最好的战略选择机遇,构成了二战之后长期称霸世界的基石。

当1941年4月,《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敬酒时,美国突然惊觉,苏联已在推促日本南下,对美国构成威胁。总统罗斯福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空前未有的力度重整军备。1939年9月,马歇尔上任时,美国陆军仅有19万5千人,飞机210架。罗斯福主张建设大海军、大空军,马歇尔等人力劝总统速建强大陆军,以应日后的万里远征。到二战结束时,陆军达到830多万人,后勤体系可延伸至6万英里之遥,拥有12万9千架轰炸机、4千艘舰艇、250万辆吉普车、1千8百万步枪和两颗原子弹。(《牌局》第263—264页)罗斯福尤其重视外交领域,力排众议,坚持援助不被幕僚们看好的英国和苏联,打乱希特勒的战略部署,使自身获得战略主动权。

日本发动对美作战之时,确信德国不败,可以牵制苏联,吸引美英军力。日本可与苏联维持友好关系,趁机南进攻美,夺取南洋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维持自给自足,然后转入防御。远隔重洋的美国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作战,日本即可静待美国战争意识消沉,用谈判结束战争。日本的这种战略构想,严重低估了美国运用物质实力的创造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高速航母特混舰队,潜艇绞杀战术,B29战略轰炸机,海军工程队等战力有效协同,成功地跨越空间障碍,使日本无法利用南洋地区的战略资源,战力有耗无补,其战略构想彻底破产。

二战期间,美国寄希望于中国的顽强抗日,以减轻自身压力。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却抛弃中国而看好日本。美国设想,倘与苏联争夺中国,陷入大陆战争,苏联地面装甲部队居明显优势;承担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则付出太多。如果立足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美国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抵消苏联的陆上优势。同时,可以借助日本固有的工业基础、科技人才,迅速整合抗苏资源,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美国在变幻莫测的战争迷雾中,时而低估或高估对手,难免发生战略误判。例如,日本“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战术,令美国恐惧,急于获得苏联助力,分担对日作战重担。斯大林窥此,利用美国误判,遂有雅尔塔会议,美国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远东出兵的结局。不过,美国的战略纠错能力,战略设计、落实能力很强。早在20世纪初,来自外籍的移民学者,如来自英国的麦金德、菲尔格里夫,来自德国的豪斯霍费尔、汉斯·摩根索。后起的战略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卡根、入江昭等,则分别来自德国、波兰、希腊、日本。(他们何以选择移民美国而非其他国家,令人深思)在战争后期,一些战略家即开始思考全球形势走向,预谋未来对策;随时判断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灵活调整外交政策。摩根索创设的国际政治学,秉持经世致用原则,立足于“权力界定的利益”核心理念,力求接近客观实际,理性剖析国际关系行为造成的政治结果。如此,才可能在信息有限、竞争激烈的、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趋利避害,迅速形成超越对手的国家政策。在雅尔塔会议后,美国立即进行战略调整,在短短数月之内形成全新的对苏外交和全球战略部署。先是争取大战胜利,次是安排战后规划。即使是在罗斯福猝然逝世后仓促登台的杜鲁门,也能应付裕如,发起冷战,陷苏联于被动。如此先发制人的战略运作,确保了战后美国的全球地位。

本书说:“美国在二战的胜利,首先是大战略的胜利,其次是综合国力的胜利。”(《牌局》第280页)“对美国来说,二战的本质,其实是美国发挥大战略优势,利用了两个陆军战役学强国(苏、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两个海权大国(英、日)之间的较量,趁机击败日德,肢解英国,削弱苏联,渗透中国,进行全球性大战略布局,抢夺战略要点,打造为其服务的世界性组织。”冷战爆发后,美国“创新形成当时最先进的大战略决策制度,从而在国家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苏联的解体,归根结底是大战略全局竞争失败,而非军事、经济、文化等某个具体领域的失败”。(《牌局》第284页)这最后一句话,似乎过于绝对。苏联的解体,更要从其自身即从其根本政治制度中寻找答案吧。

7

苏联

苏联在二战中的国家战略,实即斯大林个人的战略,本书作者这样论断,大体符合实际,因为苏联是一个领袖独裁的国家。

1930年代初,斯大林即预判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多,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苏联身处国际反苏联盟的包围中,必须以最快速度发展经济,发展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注重在东部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体系,使这些基地在战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实行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工业化、急剧扩张苏联红军,等等,迅速把苏联带入军事大国行列。

利用列强之间矛盾和冲突,摆脱孤立无援,两线受敌的困境,进而使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是斯大林外交策略的重点。列强之间的冲突越持久,确保苏联置身事外,就越对苏联有利。在远东,苏联以中国牵制日本,又以日本牵制美国。在欧洲,利用英法与德国之间矛盾,两面接触,待价而沽。对于德日等国际反共产协定,苏联则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应对。斯大林洞察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企图,通过堵死日本的北进攻苏之路,迫其南下与中、美发生冲突。

苏联与中国一度交恶,围绕中东铁路归属权引发军事冲突。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构成威胁。苏联更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中国也极需苏联从内陆方向提供援助。由此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苏联不仅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更在七七事变后,长期成为中国抗战主要的外援国。1939年5月,幻想与德军两面夹击苏联的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坎事件,遭到苏军痛击,死伤惨重,溃不成军。全胜的苏军,出人意料地收兵停战。

在苏日诺门坎武力冲突的同时,德国与英法都尝试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苏联抓住时机,与德国联手瓜分波兰。1939年8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与英、法、德签定条约、决定和战问题。斯大林在会议发言中说: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英、法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变发展对苏联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俄]安·鲍·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8年俄文版,下册第9页,李玉贞选译。又见陈铁健主编《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9页。)

四天后,1939年8月1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代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火烧向英法,同时双方达成瓜分波兰秘密协议,苏军占领波兰治下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继而出兵芬兰,夺得战略要地。苏德瓜分波兰,自然就关闭了英法和德国化敌为友的闸门,德国祸水只能向西。希特勒如果背信弃义,转而东向攻苏,便会遭遇两面作战困境。然而,希特勒利用斯大林这一“盲点”,不到两年就发动对苏联的闪击战。

斯大林此举,既继承了沙皇彼得大帝大肆扩张领土的传统战略,又发展了列宁、托洛茨基推行世界革命、建立国际苏维埃政权的夙愿。有人据此判定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有想通之处,斯大林有与希特勒共同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嫌,并非无的放矢吧。

与德国一样,苏联具备高超的宣传(或曰骗术)伎俩。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内宣传,摆出一付自力更生姿态;对外宣传则不断渲染德军强大、苏联危急,偶而透露些许苏德秘密议和的信息,弄得英美一夕数惊。为示好美国,斯大林主动解散共产国际,与西方列强和平共处。这些举措,换来了丰厚的外援。战时美国援苏物资1715万吨,其中825万吨经由远东输入。但对美国援华物资,苏联却坚拒通过苏联境内。一来暂维日苏友好关系,二来阻美援华,不使中国强大。斯大林的底牌是:日本不能过早战败,中国不能轻易崛起。(《牌局》第237页)雅尔塔会议,美国为换取苏联尽快对日出兵,竟向苏联转让中国利权,使苏联成为最大受益者。然而,美军的两颗原子弹,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军在斯大林督促下,匆忙进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即使日本军使手持白旗求降,苏军指挥部仍故意延缓停战,以求抢占更多地区。于是,在朝鲜半岛便有“三八线”,把朝鲜肢解为二。在中国东北,苏军以大量军备暗助中共部队,使“小米加步枪”变为“玉米加大炮”;苏军撤离城市时,事先秘告中共部队接管,于是东北根据地迅速成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可靠基地。苏军占领的东欧乃至德国东部,先后变成苏联的卫星国,而苏联则成为战后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二战结束四十年后的1991年,苏联一朝崩坍。其时,外无强敌入侵,内无暴民倡乱,与其说是美国推行冷战遏制战略所致,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制度痼疾使然。遭遇冷战,加速其亡而已。是耶,非耶?姑妄言之。现在,还不是下最后结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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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战大国博弈,复杂曲折,波谲云诡。

英法老大帝国,衰落中不失深谋远虑,放缓身段,乱中求稳,终能逢凶化吉。

德、意、日三凶,狂野高调,自不量力,东突南奔,引火烧身,一败涂地。

苏联由逆境转入顺境,一赖军事强斗,二赖外交圆活,在沉沦中崛起,在战火中涅槃,成为战后强国。

美国持“有限中立,待机参战”原则,先是坐山观战,援英、援华、援苏,继而被迫宣战,西打德国,东击日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进退自如,攻防两便,终成战后世界第一超强大国。

战胜国,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战略失误。苏联被希特勒的天才宣传与外交骗术,弄得心智蒙蔽,神经失灵,导致战争初期一溃千里。幸有莫斯科、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防守反击战、库尔斯克大会战,得以反败为胜。美国战前低估日本军事实力和狡诈本性,一度准备牺牲中国安抚日本,以形成美、英、日海军联盟对抗德、苏、意联盟的格局(《牌局》第264页),以致酿成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惊天剧变后,才从梦里惊醒。美苏两国都是在战争初期受挫后,迅速纠正战略失误,由被动转为主动,进而设计和落实新战略,重操战争主导权,获致最后胜利。

本书论二战大国战略得失,而未及于中国。

中国自明末以迄近代,持续落后于世界大潮,即所谓盛世也多半是特权集团受益,自我欣赏自然陶醉。中国农业时代传统战略的智慧,未能及时转型为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化的战略。外交敏锐性和战略思维逐步退化,竭力谋求多国博弈中的道德制高点,而忽视军事、地缘、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制高点。故而长期未能建立大战略学说及相关研究机构,更缺乏相应的人才储备。论军言战者,无非游移于两个极端,或充好战的“愤青”,或示“和为贵”的仁弱。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贡献巨大。中国正面战场“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在强敌之下“苦撑待变”,争取国际支援,进行持久消耗战,最后赢得“惨胜”,却已元气大伤。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动员群众,拓地、扩军、建政、兵民,进行持久战。抗敌同时,高悬战后夺权建国的长远目标。两个战场,相辅相成。国共双方领导者,在地广人众、敌强我弱境域中,都深谙以弱抵强、以小成大的博弈,堪称近代中外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特殊重要篇章,宜大书而特书。

(本文所评之书:《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作者王鼎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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