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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城曲》之“未成”解 渭城曲

本文首发于《南腔北调》2017年第6期

《渭城曲》之未成解

卢迎伏

《渭城曲》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送别诗,一首因人们对其太过熟悉,以至于听不见其真妙之音的诗——它呈现的乃是汉语文化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别离,一次至今尚未真正结束、亦尚未被真正领会的别离。

“渭城朝雨浥輕塵”,王维以一座今日早已声名不彰的城市名(今咸阳市东北的渭城)开端,邀我们与他一道进入体味这场注定要在中文世界里永恒的送别。诗名由《送元二使安西》变为《渭城曲》,境界就陡然阔大了起来——它呈现的便不仅是历史上某年某月某日曾发生过的一次具体的送别行为,而变成了一支从未被终止吟唱的别离之歌。由此,我们才可说起句的“渭城”一词,是诗名“渭城曲”出场后的一次必要的重复。因为惟有重复“渭城”一词,该诗方能经由突显“渭城”的“空间性”,来开启对那次从未终止的送别之“时间性”的记忆——“渭城朝雨浥轻尘”。

一座孤零零的、不稳固的“渭城”进入了“未(完)成”的送别事件中。因为送别的时间朝向着“未”(来),所以别后的彼此境遇将会是一个个“未”(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诸种“未”的畏,送别情绪因一切“未”的不确定性而难言。

渭水流域的特殊位置,使得唐代诗人不管是远赴京畿长安的途中,还是在长安附近周游时都不可避免地会与之相遇,进而触景生情吟诵一番,其中也不乏名作。如岑参的“渭水东流去,何时到澭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以及贾岛的“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当然,与岑诗的陈情率直和贾诗的萧瑟肃壮相比,王维的《渭城曲》之独异处乃是一种举重若轻的从容——尽管这次“送”的本质并不轻松——渭城朝雨浥轻尘。

随风散飘的“轻尘”因清晨“朝雨”的“浥”(湿润),而被“抑”归至其来源之处——大地。“尘”的上述遭遇,使人蓦然想起《古诗十九首》里的句子“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或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十二首》之一)。不过,本诗中作为人之代喻的“尘”并未“飙”——由下而上,扶摇四散。“尘”因“朝雨”的“浥”而“沉”坠,它难道暗示的是歧路离人在被情谊一再勾留回首,而不忍作别?其眼睛在为沾巾之泪所湿润,而黯然心伤?

诗人回避了诸如“泪”、“哭”和“泣”等与送别更为“直接”相关,但却容易流于“表面化”的词语,而在起句中嵌入了三个与“水”相关的字来“暗示”送别的情感湿度:水平方向缓缓东流的“渭”、自天上绵绵飘下的“雨”以及随之而来的“浥”,它们构建起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浮动着的立体送别空间,并一道汇入那条涌动的时间之河。

(若看繁体直排本,首句的“渭”、“雨”和“浥”中的“水”部首,恰如细雨左右飘摇,洒落并“浥”在“輕塵”之上。)

那么,这条泛黄的时间大河上飘荡的是什么呢?答曰:是一座座宛若浮舟般的青青客舍与一树树垂首不语的黄绿杨柳。黄、青、绿三色交叠,煞是好看——“客舍青青柳色新”。在朴凝而静润的“青色”里,生出一个“时间”似乎是凝静的幻象,仿佛告别的瞬间永不会来;而凝静的幻象中,却是“不舍”之“情”在送别双方的彼此心间滋长蔓生——但“别把我植入你心里,我生长太快”(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此处的“客舍”既可是我们某日的暂居之地,又可以喻指作为万物之逆旅的天地。正如古诗“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所陈述那般,人生天地间的存在状态乃是“客居”,不管我们“舍”与“不舍”总是在目送与挥手。

青青客舍外的不舍之情,又因“柳色新”的进入而渐浓渐强。“柳”字提示的是其谐音字“留”,这在汉语诗歌史上已然成为了一个漫长的书写传统:自《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再到李白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以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忆秦娥》)……,等等等等,莫不如是。

清人褚人获(1635—?)在其《坚瓠集》(广集卷四)中,曾如是解释送行之人缘何折柳枝赠于行者,“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看似合理的解说,让人读后颇觉诗味儿消失殆尽而了无意趣。

看来,面对诗还是不那么务实方好,还是回归汉诗的写作传统吧!“柳”者,实乃“留也”,它是鹧鸪声声的“行不得也哥哥”的无声化表达。无疑,经过自《诗经》以降的漫长书写,“柳”已然成了一个甚难再产生文学陌生化效果的字。如果说王维在写作“客舍青青柳色新”时,曾感到过有某种所谓的“影响之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这种焦虑也会因“柳色新”的出场而被成功的化解掉。

“柳色新”——送者心头的留人之意“新”出不穷,行者心头的留恋之情亦是“新”出不穷,“留意”层层叠叠,繁茂浓郁而弥漫周遭,仿佛如“柳色新”般可观、可触、可感,流逝的时间就这样被悠长地“留连着”。棵棵“垂柳”恰如诗中之人,因分手在即而垂首难语,万条枝条上笼覆着新新浓浓的万千留色。

但王维毕竟是王维,本诗中的送别是相当克制的,并未至于涕泗“流涟”。不管是第一句的“轻”的本字,还是第二句中“轻”的同音字“青青”,都在诉说着一个常识——表达“情”感之重时,无声的“轻”要远胜过有声的“重”。这是一种“轻-沉”境界,它兼具着重质感的“轻”和清逸感的“沉”。显然,王维清醒地避开了一般文人送别时会过度抒情的写作陷阱,而一再强调“轻”。“轻”使我们见识了他那举重若轻的从容气度,摩诘居士的修养真是了得。

从《渭城曲》前两句的写景状物来看,此次送别发生在本应会让人感物欣然的充满勃勃生气的某个春日,而非极易让人触景感伤的萧索肃杀的秋冬时节。由此,一个恼人的问题便自然现身而出:良辰美景的“春日”,却偏要“送别”!春日送别比秋冬送别会更加让人不舍,因为若赏心乐事全无,良辰美景亦是虚设。友人走后,送者只能空对良辰美景,而任由重重疑问徘徊心头:谁共我赏?与何人说?他可安宁?……

春日送别带出了一种强烈的诗性效果:以春景衬离恨,平添十倍离恨。只有明晓此点,我们才可发现表面上看似断裂的前两句(境)与后两句(情)之间,其实暗由一股强大的情力所牵引,王维以“轻”驭“重”的本领确是不凡。当然,读者若想切切体味到前两句诗的春景淡哀的轻中所含蕴的情感湿度之浓重,惟有先品味出后两句诗中的别情之重: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惜别时的轻轻不语并非没有话说,而是送者因别绪过浓而惘然不知从何说起,以至于为打破无言的尴尬只能反反复复地说出些在旁人看来显得笨拙不堪的客套话:“多吃点吧”(“努力加餐饭”),“再来一杯吧”——勸君更盡一杯酒。如若说前两句诗还是通过对送别的周遭环境进行水彩画般的层层湿画,来婉述幽幽别意,那么第三、四句诗的家常语般的陈情,则转入了一个写意画般的送别世界。

王维有意略去其他行动不写,只端出那个反反复复的努力的情态——劝饮:勸君更盡一杯酒。在别宴劝饮的觥筹交错声中,“一杯酒”的“一”经由劝饮人的反复絮叨与饮者的累次践行,就不再是“一”(杯),而是“一生二二生三”式的“无穷”(杯)。最终,饮者酩酊而浑不知是第几遭“尽”,“更”字就是“一”后的二、三……得以赓续的那个不竭动力。每次可观的空间化的酒尽行为,都是饮者在“努力”(“劝”)截断甚至逆转那股虽可感却不可观的、涌向未来的时间之流。仿佛随着“温酒”、“斟酒”、“饮酒”、“温酒”的循环往复,杯中之物的“次次”消失,真能换来彼此情谊的“久久”不消。但别忘了,酒入离肠,是会化作相思之泪的。

第三句诗的妙处在于,次次酒尽的劝挽,本质上竟又是在提醒离人将要上路的、倒计时般的声声催别。这曲“劝挽”与“催别”的渭城二重奏,自然舒缓,行板如歌,渐奏渐强,当其音其情俱旋上峰顶时,竟能在刹那间又散入一个难言的空茫世界,化作一声足以打动任何远行者的悠长喟叹——西出陽關無故人。

因为对于任何行者而言,远行的方位可能并不重要,关键是途中和目的地有无“故人”。可以想见,自《渭城曲》一出,多少离人在送别时会因“无故人”一语的吟出而瞬间泪落。王维此语是在说给元二听,但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渭城别后,置身“关外”的元二没有了“故园”的故人,但居于“关内”的王维何尝不是少了故人呢?少了故人的故园还有故园感吗?还是故园吗?

“西出陽關無故人”提醒着读者:当我们告别故园和故人,进入一个个未知的未来时,我们那一切过去的亲熟经验到底存留于何处?其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意义究竟为何?

“无故人”的原由是行者的“西出”,汉语中的“西”是一个蕴义丰富的独特空间词:它是“夕”阳,有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它是“希”望,有丈夫志四海的豪壮;它是“惜”别,有“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的不舍;它是将“息”,有别后最难将息的挂怀与忧虑……在一声叹“息”中,空间性的“西”最终与时间性的“昔”汇聚在了一起,化成行者与送者别后的“忆昔”——对彼此曾经共度时光的淅沥惘然的漫漫追忆。

如果将“西”字换成其它三个方位字“东”、“南”或“北”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失却“西”字所散发出的上述悠悠别味。仅就读音而言,与“西”相比,“东”、“南”和“北”的读音都显得太过铿锵有力,这会斩断贯穿全诗的那股缕缕不绝的从容之气,从而失却“西”字的读音本身所吐出的那声悠长叹息。如此来看,《渭城曲》的写就可谓既得“天时”(朝雨、柳色新),又得“地利”(西出)。王维何其幸甚,因为此次送别的朝向方位不是“东”、“南”或“北”,而刚好是“西”——西出陽關無故人。

依山南水北谓之阳的命名原则,“阳关”因在“玉门关”南而得此名,有唐一代,这两个关隘均是出敦煌通西域的重要门户。虽然王维吟就《渭城曲》前,北面的“玉门关”早已因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传唱天下而被永远地镌刻进诗言中,但在《凉州词》的盛名面前,王维却了无惧色。他要洒脱自信地为南方的“阳关”作曲,他要以己诗的“平淡从容”与王诗的“悲壮苍凉”对仗,他终使阳关和玉门关得以永远地在盛唐气象中南北眺望。

彼时,任何想经由“西出陽關”来建功立业的行者,都需有股直面“(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过人胆气,元二应是此种人。因此,《渭城曲》结尾虽只说“无故人”,却也含有王翰《凉州词》里“几人回”的隐忧与叹惋——西出陽關無故人。“陽”者,勃发上升也;“關”者,闭合下降也。第一句诗中“朝雨”与“轻尘”那“下与上”的绵绵纠缠,变成了第四句诗中“阳”与“关”的“上与下”的铿锵对垒。在目送“西出”的想望中,出关人将要遭遇的是关外的雄浑气象,彼时他们会置关内的故园与故人于何种位置呢?一个“陽關”真能起到阻隔送者与行者相交通的关闭性作用?“關”字,本意是一扇可开阖的门。渭城别后,一端是行者,另一端是送者,两者间的距离看似在拉远,实则因彼此持有开启关门的情谊钥匙,所以从本质上讲两者的距离却变得更加切近。

大唐天宝年间的某日,王维因在渭城送别一位史书上查曰生平不详的友人元二,吟就了一首被誉为盛唐绝句之冠的佳作(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此后,伴着意味悠长的渭城曲的遍遍吟唱(阳关三叠),一代又一代人被勾入一次又一次的奇妙邀别体验中。或许,元二的生平不详也好,模模糊糊的“元二”形象,反倒使我们更清晰地体味到,惜别之情重,“原”是“二人”心会之事。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如是我闻:一时,王维站在那条泛黄的时间大河的一个“今”点上,从从容容地为我们述说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安静别离,他使我们见识到当面对诸种难言的“未”(“渭城”)时,行者是如何在念念不忘着自己所亲熟的“故”……

最终,在《渭城曲》不绝如缕的余音里,我们的目光凝止于全诗的最后一个字“人”——一个虽迈开大步却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离人之背影,一个一路踽踽前行、一路回首挥别的行者,两根时时刻刻拨奏着“劝挽”与“催别”之音的心弦。或许,摩诘居士偶然吟就《渭城曲》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向众生开示一个真相:行行重行行的劳顿不息,以及忽如远行客的怅惘不舍,乃是置身于时间大河上、却身如“有系”之舟的每一个体的基本处境。或许,正是因为对于每一能与《渭城曲》真正相遇的个体,该诗会将这个切身性的真相从容道出而又如一声棒喝,才使《渭城曲》虽时历千载,却让人每读如新:

(全诗正文,一眼看去,笔画最少的二字“一人”,何其触目)

《渭城曲》起于空间性的“渭城”,结于时间性的“远行”。

一切皆是未成……

注 释

(1)普通的中文读者对“渭”一词的唯一文化记忆,可能就源自那个道德味儿十足的成语——“泾渭分明”。该成语可上溯至一个远古弃妇的幽怨之语“泾以渭浊,湜湜其沚”(《诗经·邶风·谷风》),最终由杜甫的诗句“浊泾清渭何当分”(《秋雨叹》其二)而定形。不过成语中的“泾水”与“渭水”因清浊品质的不同,虽“东流”至此处“汇聚”却仍然“分明”。

换言之,二者的本质“汇聚”从未发生过,或者说二者的“汇聚”乃是为了更好的认清自身,进而更能“彼此分明”。但本诗中的王维与友人元二,则因彼此心性气质的某种契合,虽“西别”于此处,却因肉身的“分离”而更加体验到二人惺惺相惜的精神之“汇聚”。无疑,对于相互契合的心灵,肉身的“分离”反倒会使他们体味到一种日渐浓郁生长的精神之“汇聚”。

(2)《渭城曲》正文第二句版本不一,一本作“客舍青青柳色春”,又一本作“客舍依依杨柳春”。本文该诗正文选取《王右丞集笺注》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并将首句“裛”更为其本字“浥”。

(3)《乐府诗集》和《全唐诗》中,本诗题目均为《渭城曲》,至于本诗究竟何时更为此名,难以确考。唐刘禹锡诗《与歌者何戡》,已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参《王维集校注》, 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408-410页。

(4)据唐人薛用弱所撰《集异记》载,王维“性闲音律,妙能琵琶”,“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见(唐)薛用弱《集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0页。

单就《渭城曲》一诗的音、意、声、韵之美而言,王维就当得上雅善音乐的岐王李范对他的品赞之语,“知音者也”。

(5)王之涣《凉州词》的具体写作年代虽不详,但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载,唐开元中此诗已经传唱天下,见(唐)薛用弱《集异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11-12页。

(6)“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迥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见(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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