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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烈士谱丨陈奇:勇为革命打先锋 湘池

陈 奇(资料照片)

陈奇,原名陈祖汉,号贯一,1904年6月27日生于湖南省桂东县城郊。1920年,陈奇考入县城大神庙育英小学,读书十分用功,有时倦了,在板凳上躺一躺。母亲心疼他,劝他到床上躺,他说:“我这是‘卧薪尝胆’哩!”

陈奇除了爱好读书外,还喜欢雕刻。16岁那年,他在两个量米竹筒上刻下了这样两句话:“米谷最贵,第一养生;筒斗公平,修德存心”和“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头宝诹全,价值千金”。两行字间,刻着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他的雕刻,曾得到教私塾的父亲陈景春的赞赏。

1921年,陈奇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号称“南学津梁”的衡阳三师,他听过毛泽东的演说,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将会给人间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因此,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陈祖汉改为陈奇。1924年,经夏曦的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他奋勇当先,敢作敢为,先后被推为桂东旅衡同学会负责人和湘南学联领导成员。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奇无论是在衡阳还是回到桂东,都积极投入声援上海罢工工人的斗争。他和李璧、扶良博等学生组织的露天讲演团,走遍了桂东的圩场村落,到处都留下了他激昂慷慨的演说声音。这年秋天,夏曦带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不久,他的老师蔡仲明从衡阳迁居广州,他与其女儿蔡淑英结婚。

北伐开始后,陈奇于1926年6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桂东从事党的工作。他以县立中学为据点,建立了中共桂东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此后一段时间,他主要活动在湘南一带,组织群众支持北伐。

1926年底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湖南农民运动形成高潮。1927年3月,他再度回到桂东,建立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以及国民党沙田区党部筹备处。他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把大劣绅黄静民、陈湘池等人从国民党中清洗出来,搬掉了阻碍农民运动的绊脚石。他先后在农民中发展了十几个共产党员,很快改变了一些农民协会被豪绅把持的状况,夺回了农民协会的领导权。在整顿农会基层组织后,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有300多代表出席,桂东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为巩固农民运动的成果,陈奇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接收县团防局的武装,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区、乡也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二是在县城办工人夜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工农运动培训骨干。1个多月时间内,全县共建立了区农协会5个、乡农协会23个,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万余人。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随后,他着手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平抑物价、禁赌禁娼、查禁鸦片的斗争。

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这时陈奇正在赴长沙的途中,得知消息后,他马上向桂东县农民协会发出一封急信,要求作好应变的准备。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察看了工农群众被屠杀的惨况。6月上旬,他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返回衡阳。他在“清香阁”赵老板店里住了半个月,打听各方情况,考虑了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这时他已身无半文,无法结帐离店,幸得同学罗增美卖掉了自己的行李相助,他才得以脱身。

陈奇感到革命的敌人是武装的军警,工农革命不能赤手空拳,也要有自己的武装。他来到耒河口工人党员刘德义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组成区委,筹谋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到东阳渡兵工厂通过关系搞到部分武器,还伺机夺取了泉溪市警察所的枪支。10多天时间内,他们频频出击,先后缴获两挺机枪和一批步枪、子弹。这些活动引起了桂东当局的警觉,一天晚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刘德义家,区委委员黄文彪被捕,隐蔽的武器也被搜去,陈奇因上厕所脱险。后来,陈奇几经周折找到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任红四军第一团三营八连党代表,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桂东沙田一带,策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并成立了桂东苏维埃政府,将赤卫队改编为湘赣边区游击队,陈奇被留下担任第一任桂东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大队长。

到任后,陈奇第一项工作就是抓迅速扩大游击队。他率罗有缘、郭秋林来到资兴龙溪杨家坪瑶族聚居的山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瑶族青年赵己祥的带动下,许多青年纷纷参加红军,游击队迅速扩大到103人。

陈奇在杨家坪组织游击队的消息很快被敌人知道,县当局派出300多人来攻打杨家坪。陈奇巧布伏兵于敌必经的山口狭路两侧,当敌进入山谷后,随着他一声令下,游击队从两侧山上将无数石头、粗木头滚向敌群,枪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掉头就逃,游击队又乘胜追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取得游击队组建后第一个胜利。

6月初,黄度藻与袁三汉率红军独立游击团从井冈山来到龙溪,与陈奇的游击队配合,建立以龙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组成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袁三汉为书记,陈奇、李奇中为委员。

这年8月,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军攻打郴州失利,撤到资兴、汝城、桂东边界,陈奇率部赶到汝城迎接,并带领红军于18日进占桂东县城。

毛泽东这次也率部来到桂东,迎接朱德部队。陈奇十分高兴,特意叫五弟陈祖勤买了几条鱼,请毛泽东来自己家中吃饭。中午,毛泽东等人来到他家。当看到陈奇家里的夫子墙上还贴着一幅对联:“身范克端,绳其祖武,家规重训,贻厥孙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陈奇投笔从戎,已经身为‘赤匪’,何能‘绳其祖武’?但‘家规重训’却可以为儿孙后代绘下革命宏图”,引得满座欢笑。当知道陈奇号“贯一”时,毛泽东又诙谐地说:“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只是我们的夫子是马克思。”饭后,陈祖勤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投身革命。

朱德、毛泽东会合后,随即回师井冈山。陈奇率部掩护。24日,他在桂东城西10里的高坳,同分路向桂东袭来的吴尚部阎仲儒团打了一仗,全歼敌1个先头连,为转移赢得了时间。敌军进入县城后,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向外透露,决定在牛塘界、三台山一带打阻击战。当敌人乘夜分两路包围过来时,他已率部队悄然撤走,结果弄得敌人自相火拼一场,事后,仅搬到关帝庙的尸体就有80多具,以至于一时间棺材供不应求。从此,“朱德毛泽东,陈奇打先锋”的民谣,传遍桂东十寨八乡。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他率领湘赣边区游击队100多人,转战于东边山、赤水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

1929年1月1日,陈奇接湘南特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去宁冈柏露村开会。他日夜兼程走了两天两夜,按时赶到柏露村。1月4日,他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红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及部队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

4月初,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红五军主力和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陈奇率领的游击队加入了红四军序列。6月,重新恢复红五军建制。下辖两个纵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他被任命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党代表。

9月,陈奇随纵队沿着罗霄山脉北段,秘密行动,出幕阜山,进入鄂东南,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游击战争。他经常鼓动战士们:“我们这次北上,就是要搞到敌人的兵工厂,把自己装备起来。”事实也是这样,井冈山的红军修械所,就是红五军在鄂东南把缴获的一些器械送到井冈山建立起来的。

在进军途中,陈奇非常注意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注意军民关系。部队到达湖北通城时,群众商户都闭门不出。他就率部队在野外宿营,不惊扰百姓,以严明的纪律取得群众对部队的信任和支持。根据群众的愿望,他率部清算了反动派的罪恶,打击了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部队还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在军地共同努力下,鄂东南工作局面很快打开。

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9月,陈奇率部攻克了崇阳县;10月在通山歼灭夏斗寅部1个营;11月攻克大冶、阳新,在阳新福丰区张翌,消灭敌军1个加强连,缴获步枪120余支,重机枪1挺。陈奇部队的连连获胜,增强了群众的信心,当地工农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3个月内,红五纵队就扩大了3倍,发展到4000多人。

这时,陈奇还率部策应了地下党员程子华在西北军唐云山部组织的起义。这时,唐部已被蒋介石改编,隶属第十五旅,驻在大冶县城和下陆一带。大冶中心县委根据中央军委提供的情况,即派郭子明、刘振山与程子华取得联系,准备由程子华发动“大冶兵暴”,派红五纵队策应。12月初,红五纵队乘百余只渔船,夜渡大冶湖,绕道到达大冶城的北门。13日晚,程子华带领部分起义队伍出城。第二天拂晓,红五纵队截住并消灭了出城追赶起义队伍的敌军1个营,继而又用佯攻诱敌的办法,消灭了敌军1个团和两个营。到此,敌十五旅全部被歼。

几场战斗之后,红五纵队缴获不少武器和物质,人员陆续得到补充。纵队领导根据部队大发展情况,将部队扩编为3个支队,原第五纵队部队组成第一支队;“大冶兵暴”部队改编为第二支队,鄂东南红十二军游击队同五纵队第二支队合编为第三支队。陈奇被任命为二支队党代表,程子华为支队长。他们随纵队集中于黄沙镇一带搞整训工作。

陈奇在部队整训工作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启发和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在上课中,他给部队讲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村革命的重要性,讲红军应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他在连队设置了党代表,建立党的支部和发展党员,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强调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在军事上,他向战士们讲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讲武装割据思想和毛泽东“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他特别强调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他曾对战士说:“我们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一步步地取得的,不要因小而不取,不要小看了自己。积少成多,就可以赚到大钱嘛。同时又不能盲目地打,要注意保存革命力量,才不会赔本。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官兵一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铁的军纪和优良作风,群众很拥护,这是我们比敌人强的方面。我们武器差,人不算多,本钱不大;而敌人人数多,装备好,这是我们比敌人弱的方面。因此,我们要逐渐积累本钱,不能与敌人硬拼。对付敌人要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他的这些教育深入人心,折服人心,赢得了部队的敬重和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是“井冈山来的好同志。”

这年冬天,大冶中心县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年关斗争。根据这一决定,陈奇随纵队党代表何长工等,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在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埠桥等集镇,歼灭了十几处民团,活捉了国民党咸宁县长,缴获400多支枪和一批给养,还筹得光洋3万多元,上缴湘鄂赣省委。

1930年3月到4月,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去上海开会,纵队长李灿及程子华负伤住院,陈奇在这段时间实际上主持了红五纵队的工作。他带领部队在三溪口、小箕铺一带休整。5月,当彭德怀率红五军由井冈山来鄂南时,他带领五纵队南下迎接,并在修水歼敌1个团。会师后,又在平江歼敌1团,然后返回大冶。根据党中央指示,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随后,红八军随军团南下,陈奇留下负责红八军留守处的工作,带领两个大队坚持鄂东南苏区的武装斗争。

1930年7月,红八军留守处两个大队和蕲(春)黄(梅)广(济)各县游击队,合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共400余人,陈奇任司令员。同时,从赣西北岷山和赤湖游击根据地调来480余人枪,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黄刚任司令员。第四、第五纵队组成后,由陈奇、黄刚等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领导。

第四、第五纵队组成不久,就在陈奇、黄刚等指挥下,纵横驰骋鄂东南地区,骁勇作战,出奇用兵,接连打了多个漂亮战。

第四、第五纵队的出击,立即引来敌郭汝栋部的进攻。陈奇等率部在草鞋岭迎头痛击,歼敌一连。接着又在童司牌歼敌一个排。他们在黄梅北部小溪地区稍事休整后,再西向出击,在蕲春北部的桐梓河、漕河等地,消灭团防数处。其中漕河一战,陈奇率红军利用赶集机会,化装入城,一举歼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80余支。8月上旬,部队又相继打击张焕、雷家咀、周笃等地的反动武装,14日攻克广济县城。8月下旬,他们经雷梓河张家北上,在英山南部,与围攻皖西红军之敌独立第一师第五团,激战两昼夜,歼敌1个营,缴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并乘胜收复英山县城。后因敌潘善斋部反扑,主动撤退英山。9月下旬,陈奇率部攻打黄梅县城未下,遂移兵攻打宿松县城。部队在高约3丈的城墙上炸开一道缺口,从缺口处乘梯登城。守敌不支,溃退纷纷,县城被克。这一仗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迫击炮两门,以及一批食盐、食糖、西药及其他日用品。部队在宿松短驻两日,即返回黄梅根据地。10月初,他们又协助广济县赤卫队,攻克四面环水的六村,消灭了那里的反动民团。

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陈奇与战士同甘共苦,英勇战斗。在黄梅考田镇战斗中,他左胸下端负伤,仍带伤忍痛坚持战斗。他的表率作用,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经过一连串战斗的锻炼考验,部队的战斗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部队日益发展壮大。

10月中旬,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鄂东南和赣西北部分游击队,以及从安徽来到蕲、黄、广地区的皖西独立第一师第五团,合编组成红十五军,陈奇任政治委员,蔡州熙任军长,周吉可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1800多人。从此,陈奇专心从事红十军的政治军事建设。他既抓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又抓部队的文化建设。在他的倡议下,每班设识字班长,组织战士读油印小报。他还组织战士评议指挥员,让大家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他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注意培养指战员严格的纪律观念。有个战士在新高铺抢了一个卖油商的40块银元,他得知后,除命令把银元退还原主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理违反纪律的战士。因此,“陈政委铁面无私”、“红军纪律如铁”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传播。

1930年10月以后,蒋介石指挥数10万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敌郭汝栋的第十二军、夏斗寅部一个旅向红十五军围攻“进剿”。红十五军抓住战机,消灭夏斗寅部一个营后,跳出了包围圈,奉命与红一军会师,然后再攻安徽太湖县城,前去湖北英山、罗田地区。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只好由皖西向黄安(今红安)、麻城中心区方向前进。12月下旬,在黄安七里坪阻击豫南敌军两昼夜,掩护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机关安全转移。然后他们又插入皖西地区,伺机歼敌。1931年1月,红十五军与红一军胜利会师,在商城南部长竹园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红十五军的两个团,分别编入红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师,陈奇任十师政委兼二十九团团长。

1931年夏,红四军领导人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是否率部南下,配合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张国焘先是诬蔑徐、曾等提出的主力南下方针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但因多数同志一再坚持,而被迫作了让步。但在讨论南下进攻方向时,张国焘却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以震动南京。陈奇随同红四军领导人,于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陈调元部张汉全团,缴获枪支3000多,此后,他们研究认为,如以6个团的兵力通过400余里的白区去打安庆,远不如南下收复浠水、黄梅、广济有利。因此,他们一面将意见报告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继续举兵南下。在1个月内,红四军接连攻克罗田、浠水、广济,歼敌7个团,缴枪4000多支,俘敌5000余人,而前锋直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形势十分有利。

然而,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十分不满,写信指责改变攻打安庆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强令红四军部队北返。红四军返回根据地后,张国焘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改派陈昌浩接任。9月底,当部队退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主持“大肃反”,将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等许多优秀红军指挥员、战士诬为“改组派”、“第三党”、“特务”,在一夜之间都加以杀害。短短两个月,杀害和活埋的达1000多人。

张国焘对陈奇早怀不满,但因他是战场名将,在部队和群众中威望很高,不敢轻易下手。于是就将他不断降职,如改任十三师政委、三十七团团长、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等职。陈奇不计个人名利地位,尽管英山作战时左臂负伤,仍指挥部队积极作战。他曾配合兄弟部队攻下黄安县城,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解放了黄安及附近高桥、桃花店、尹家河镇,直到宋埠大片地区。在奉命北上作战途中,他昼夜兼程,赶到潢川县东南地区,与兄弟部队一起,同汤恩伯、卫立煌部激战数月,歼敌2000余人。1932年2月底,陈奇调任红十师师长。在河南的商潢战役中,他率部连打几个胜仗。当他率部向安徽苏家埠进军时,突然被张国焘下令逮捕。

后来,据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牺牲前对陈奇的警卫员说,陈奇被张国焘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秘密杀害了。牺牲具体地点不详,一说是在河南新县的红四军总部,一说是在押回总部的途中。被害时陈奇年仅28岁。

陈奇是鄂东南、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之一,他虽然被错误路线冤杀,但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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