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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日本音乐教室案 谁家内小谁歌曲下载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日文化与法律交流中心 ,作者孙友容

在琴行等音乐专门教育机构使用音乐是否需要著作权人许可?

如果需要,那么谁需要支付著作权许可费?

01

案件经过

在日本音乐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方面,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JASRAC”)虽非仅此一家,但毫无疑问处于“独大”地位,管理着日本95%以上的音乐作品。又由于其为了维持每年的高额许可费征收额而努力“开发”各种征收渠道,而这些征收“事迹”时常在经媒体报道发酵之后引起民众反感,因此JASRAC极易成为话题焦点。

接下来将介绍的“音乐教室案”,便是JASRAC最近一次成为话题焦点的案件。

众所周知,要在音乐方面达到相当专业的水平,仅仅依靠一般学校教育中的音乐课程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擅长乐器甚至以乐器演奏为生的专业音乐家们也都是从幼儿时期对各种乐器的专业学习起步。当然,并非出于想习得一技之长的目的,而是仅仅希望略懂某种心仪乐器的皮毛而已的成年人士也不在少数。

但不管是以何种水平为目标,他们都必须付出相对于一般学校教育而言更昂贵的学费,接受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不过一直以来,在音乐教室中使用音乐,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无人征求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并交纳著作权使用费,也未曾有著作权人向音乐教室要求过著作权使用费的交纳。

2017年2月,JASRAC发出声明,将从2018年1月1日开始向音乐教室征收此前从未征收过的著作权使用费。使用费计算有多种方式,其中主要的一种方式是按上一年度使用了JASRAC所管理音乐的课程所得学费收入的2.5%包年授权,若无法确认使用了JASRAC管理音乐的具体课程,则按全部课程学费收入的50%作为这2.5%许可费的计算对象。

这对音乐教室而言无疑会是一笔巨大的新支出,于是音乐教室行业紧急成立了“音乐教育守护会”以对抗JASRAC。

2017年6月,JASRAC按照集体管理组织的相关规定向文化厅提交了新增上述使用费条款的新章程。后据媒体报道,JASRAC与此同时还派出职员以家庭主妇名义潜入音乐教室收集证据,这也是JASRAC从以前就常用的调查侵权情况的手段之一。

作为回应,音乐教室守护会主要成员同时也是日本音乐教室行业的巨头日本雅马哈音乐振兴会、河合乐器制作所等联合了全国数百家大大小小的音乐教室机构,共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确认不侵权之诉。

为获得精确的法律认定,其诉讼请求甚至可以细分为数十项,分别从一对多和一对一指导形式、老师演奏和学生演奏、片段演奏和整曲演奏、使用CD和不使用CD、使用伴奏和不使用伴奏、在音乐教室内和在学生家中指导等等各种情形进行组合排列,一一请求法院判断是否符合需要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形。

对此,一审法院在2020年2月作出判决,驳回了音乐教室的所有请求。音乐教室一方上诉至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该院在2021年3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原判决,部分支持了音乐教室的请求。

02

主要论点

(一)何为“演奏”?

首先,在音乐教室使用音乐作品,属于日本著作权法上规定的“演奏”这一点并无疑问。虽然日本著作权法没有对演奏本身进行定义,仅在“上演”的定义中提到——“上演,是指通过演奏(包括歌唱,以下同)以外的方法演出作品”,但根据立法者对此的说明(加户守行《著作权法逐条讲义》六订新版,著作权信息中心2013年出版,第57页),“上演”定义中所排除的“演奏”是指对音乐的演出。换言之,对音乐的演出,不管是通过机械还是通过人声,都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演奏”。

(二)谁是“演奏主体”?

对于本案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物理上实际演奏音乐的当然是音乐教室的老师和学生们,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音乐教室是否应作为此类演奏行为的“主体”而负有取得著作权人许可、支付许可费的义务呢?

1. “物理主体”与“规范主体”

在日本著作权法实务中,行为的“主体”是极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容易成为案件争点的问题之一。

其理由有两点:

第一,著作人身权以及著作财产权所包含的各项具体权利中,凡包含“公众”或者“公开”要件的权利均须以行为“主体”的视角来判断。而音乐教室案所涉及的“演奏权”在著作权法中的含义为 “以直接让‘公众’看到或听到为目的而演奏的权利”。

第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停止侵权请求(日语:差止請求),其对象必须是“侵权”的“主体”。虽然即便不存在具体的侵犯了某种“权利”的行为,只要证明存在“法益”受损,也可基于民法第709条关于“不法行为”的规定或者第719条关于“共同不法行为”的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但根据这两个条文及民法学通说,仅以“不法行为”为依据是无法提起停止侵权请求的。

因此,具体到著作权法领域,著作权人对于希望停止相关行为的对象,即便该对象并非“物理主体”,著作权人也往往会极力主张其为“规范主体”。

2. “规范主体”的判断标准

对于“规范主体”的判断标准,日本长期以来的著作权司法实务主要采用了“手足论”、“卡拉OK法理”以及“综合考量论”三种法理。

其中,“手足论”是指如果某一行为人对实际实施了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本属于著作权人专有权范围内行为的“物理主体”具有足够支配力,该“物理主体”对于行为人而言相当于其手或脚而已,就可认定该行为人是实施了侵权行为的“规范主体”。

比如根据1960年“中部观光”案的法院认定,酒吧驻唱的乐队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演唱音乐作品,乐队自然是演奏音乐作品行为的“物理主体”,但即便演奏曲目实际上是乐队自己决定的,只要酒吧经营者对演奏曲目有权进行自由支配,并且从音乐演奏这一服务获得了营业利益,那么就可以认定酒吧为演奏行为的“规范主体”。

“卡拉OK法理”则是相较于“手足论”,对“支配”要件进行了缓和的主体判断标准。

具体而言,即便对“物理主体”的行为并无“支配力”,只要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并从该行为获得了营业利益的,就可以认定为“规范主体”。比如,在卡拉OK实际演唱音乐作品的顾客是“物理主体”,但顾客的演唱行为是在卡拉OK经营者的一定“管理”下实施的,并且卡拉OK经营者由此获得了“营业利益”,如此就可认定卡拉OK经营者为演唱行为的“规范主体”。

“卡拉OK法理”诞生的契机——“猫眼俱乐部”案(1988年)时的旧著作权法规定,对合法购入的音乐作品进行机械演奏不构成侵犯演奏权。所以如果要规制卡拉OK经营者,就不得不采用这种说理方面有些吃力的标准。但这之后“卡拉OK法理”经过多种演变,成为了可以将比如P2P下载软件的开发者等等并未物理上实施著作权法规定的利用行为的主体(也常被称为“间接侵害者”)认定为“规范主体”的理论根据。

最后,“综合考量论”的含义如其字面意义,综合考量利用作品行为相关的各个要素以确定谁是“规范主体”,也可称“综合衡量论”。

综合考量论产生的契机是为了批判概念法学重视文字含义及逻辑推演而轻视复杂事实关系,经民法学界展开论争并完善,而今已成为全体审判实务所推崇的标准。

其核心之处就在于,相比给出一个方便检验的单纯标准,更注重考虑每一个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针对个案提取一系列量身定制的考量要素进行最终判断。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该标准的不可预测性也往往成为诟病的对象。

比如著作权领域,最高法院曾经在关于复制权的“录乐”案(2011年)中采用过该标准。该案被告提供一套可远程录制电视节目并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的装置,该装置分为母机和子机,每套装置的母机和子机为一一对应关系,母机由被告设置于其经营场所,接入电视信号接收器和网络,而持有子机的用户可选择自己想要观看的电视节目进行录制,以便事后通过网络回看。

由于被告除了对母机进行日常基础维护之外并不直接操作录制哪一档电视节目,因此是否能认定其为复制电视节目的主体成为本案焦点。

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复制行为的主体问题,需要考虑“复制的对象、方法、参与的内容和程度等诸多要素”,最终认定能使该案装置实现复制电视节目的“枢要行为”是接收电视信号并接入装置的行为,而这一行为的主体是被告,因此被告才是复制行为的主体。

以上就是日本著作权审判实务中关于“规范主体”的主要判断标准。那么回过头来看音乐教室案,能否认定音乐教室为演奏行为的“规范主体”呢?

3. 本案适用

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略有提到,一审法院给出的结论是:不管教学形式为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不管使用的音乐作品是片段还是整体,不管物理上演奏音乐的是老师还是学生,均可认为音乐教室是演奏音乐作品的“规范主体”。

其理由是“不能仅仅对每间教室的演奏主体进行物理的、自然的观察,而要参照音乐教育行业的实情,包括其社会面、经济面在内,进行综合性、规范性的判断”,基于这一标准,综合考虑“被使用作品的选定方式、作品的利用方式与形态、参与作品利用的内容及程度、利用作品所必需的设施设备的提供等诸多要素”之后,由于对本案中演奏的实现而言的“枢要行为”是在音乐教室管理支配下进行的,所以应当认定音乐教室是本案演奏行为的主体。以上可见,一审法院采用了非常标准的“综合考量论”。

二审法院虽然部分撤销了原审判决,认为由教师进行的演奏行为,其“规范主体”是音乐教室,而由学生进行的演奏行为,其“规范主体”只是学生而已,但其采用的判断标准其实仍然是“综合考量论”。

具体而言,在判决的说理部分,二审法院直接引用了前述采用了“综合考量论”标准的最高法院判决,并提出了本案应适用的具体标准,其行文亦与一审法院表述并无重大差别。

但在具体判断时,二审法院认为教师负有向音乐教室履行合同的法律义务,并在其必要的指示监督和管理支配下进行演奏,而学生的演奏则完全出于提升自我技术的目的、并在其任意且自主的安排下进行演奏,既不受法律上的拘束,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强制。因此前者演奏的主体可以认定为音乐教室,后者演奏的主体仍然只是学生自己。

由于二审法院认定音乐教室为教师演奏的“规范主体”,而从音乐教室这一“主体”的视角来看,任何人=公众均可在支付学费的前提下进行音乐学习,所以对于教师的演奏行为,音乐教室满足了演奏权的“主体”+“公众”要件,因此就这一部分而言,对音乐教室提起的确认不侵权之诉予以驳回,对学生演奏部分的确认不侵权请求予以支持。

03

结语

二审判决的结论,对于音乐教室而言,纵然减少了一部分需要取得授权、支付费用的范围,但为了正常经营下去,不可能不安排老师演奏教学,因此仍然需要应JASRAC要求支付著作权许可费。

而对于JASRAC而言,无法向学生演奏的这一部分要求著作权许可费可能意味着预想收益减半,因此双方均无法接受,均选择了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日本诉讼为三审制)。

目前最高法院还没有确定受理此案,但从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规范主体”认定的案件来看,日本司法实务始终倾向于支持著作权人一方的利益。

不管后续如何,JASRAC无疑又一次将成为公众焦点,引起社会对著作权和教育之间关系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JASRAC发表将要开始向音乐教室征收著作权使用费时,由JASRAC管理音乐作品的一些知名音乐人——比如为经典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人气主题曲《残酷天使纲领》作词的及川眠子、著名创作型歌手宇多田光等等也一一公开发声,表明反对立场,不希望向音乐教育征收使用费。

但JASRAC的相关人员也回应,有这种想法的著作权人只是少数。由于JASRAC管理音乐作品是基于信托合同,因此其行使著作权时不需要征求每一位著作权人的意见,所以包括此案在内,我们接下来仍会看到JASRAC活跃在著作权行使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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