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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信教育:被大版权方分手无奈接受 单方改变经营模式却无力还手 荣信教育

与上下游强势的版权方、出版社和电商平台相比,作为童书产品中间商的荣信教育相对弱势,大版权方尤斯伯恩提前终止合作的真实原因可能是版权方跳过中间商直接与出版社合作。面对单方改变经营模式的现实,荣信教育只能无奈接受却无力还手。

本刊记者 吴加伦/文

4月23日,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荣信教育”)创业板IPO已提交注册,距正式上市仅一步之遥。据深交所官网披露,荣信教育IPO申请于2020年7月14日获得受理,8月10日获深交所问询。本次IPO拟募集资金3.1亿元,用于少儿图书开发及版权储备,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招股书显示,荣信教育主要从事少儿图书的策划与发行业务、少儿文化产品出口业务。公司主要着眼于互动性与参与性突出的少儿图书产品,如立体书、翻翻书、洞洞书、发声书、气味书、触摸书、手偶书、多媒体书等,具体产品包括少儿科普百科类图书、低幼启蒙类图书、卡通/漫画/绘本类图书、游戏益智类图书等。

创业板定位受质疑

在注册制下,创业板的行业定位可以具体归纳为"三创四新",即企业符合"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或者是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然而从招股书来看,荣信教育与创业板定位要求难言符合。

从经营模式上来看, 荣信教育策划的图书分为授权版权图书和自主版权图书,这两部分构成了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授权版权模式下,公司与版权供应商签署授权合同,授权范围一般为中国大陆地区或全球范围的中文版独家授权,就上述授权区域和授权语种,版权方不得再授权其他方。以2020年上半年数据为例,自主版权带来的收入在荣信教育收入中占比40.65%,授权版权占比59.35%。也就是说,在一半以上的业务中,荣信教育只是充当一个传统的代理经销商角色。

在自主版权方面,荣信教育表示,公司集策划者与创作者角色于一身,特别是在自主版权图书的内容创意过程中,公司从事图书整体内容创意与设计并组织创作,是符合创业板“三创四新”的有力证明。然而从招股书来看,荣信教育更多的是依赖英国编辑团队进行版权开发。英国编辑团队,The Old Dungate Press Ltd,为外部独立团队,相对于公司人事独立,不存在相互任职情况,主营业务是儿童图书创作与出版咨询。换句话讲,荣信教育自主版权开发依靠的是其他公司。

荣信教育表示,公司持续加强原创团队建设,并以委托开发模式与英国编辑团队合作策划少儿图书,不断增强自身原创实力。虽然是合作策划,但从成本核算来看,英国编辑团队处于主导地位。报告期内,发行人自主版权图书策划开发支出的金额及具体核算方式如下表:

可以看到,报告期内,荣信教育自主版权开发总支出分别为228.60万元、795.62万元、1086.93万元和742.25万元,其中英国编辑团队委托开发支出分别为27万元、481.51万元、623.54万元和615.89万元,占总支出比例分别为11.81%、60.52%、57.37%和82.98%,占比较高且呈上升态势。而所谓的自身原创团队,其职工薪酬分别仅为71.92万元、103.60万元、153.36万元和79.76万元。由此可见,荣信教育自主版权开发更多依赖于独立的外部团队,自身创意能力不足。

此外,从研发投入以及研发成果来看,荣信教育与创业板定位也相距甚远。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提升自主版权数量,研发投入具体情况如下表: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仅为71.92万元、103.60万元、153.36万元和79.79万元,占营收比例分别为0.22%、0.30%、0.38%和0.43%。公司以策划编辑为核心的创意团队共100多人,公司自主版权图书创作的职工薪酬支出计入研发费用,报告期内,自主版权图书策划开发支出中职工薪酬总额分别为71.92万元、103.60万元、153.36万元、79.76万元。由此测算,自主版权图书策划人员的人均年薪仅约为1.53 万元(以2019年数据测算)。公司拥有专利11项,其中无任何发明专利。荣信教育在招股书中多次表示自身注重研发创新,重视创意开发团队建设,但在一系列冷冰冰的数据面前,这些话语显得如此苍白。

与大版权方终止合作有蹊跷

荣信教育之所以在近两年增加了研发投入,加强自主版权开发团队建设,这与公司和此前的大版权方尤斯伯恩“闹掰”有着直接关系。具体来看,荣信教育与版权方签署的授权版权图书的授权协议一般为3-5年,协议到期后,版权方可以选择续约或者将版权授予其他出版社或图书策划公司,这给发行人业务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成立于1973年的尤斯伯恩出版社是英国知名的童书出版品牌,同时也是荣信教育多年的合作伙伴,此前尤斯伯恩与荣信教育就174本图书签署了一系列授权协议,授权后者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和销售中文普通话(简体字)版本图书。2017-2019年,尤斯伯恩相关图书为公司分别贡献了1.07亿元、1.07亿元、0.43亿元的收入。

2019年,荣信教育针对授权协议即将到期的图书与尤斯伯恩就续签事宜进行洽谈,但双方在部分合作条款上难以达成共识。尤斯伯恩要求提前终止双方签订的仍在存续期的版权授权合同,公司就继续执行合同与尤斯伯恩多次沟通,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双方经协商于2019年6月17日就合同提前终止签署了协议。2019年,荣信教育从买断式经销商处召回了存量尤斯伯恩相关版权图书,冲减当期收入157.41万元,相关版权授权终止导致发行人召回存量图书并进行销毁,2019年产生的营业外支出224.48万元。与此同时,荣信教育还向尤斯伯恩出版公司支付了人民币3800万元的应付版税。

在信披文件中,荣信教育更多的在强调此次终止合约给自身带来了巨大损失,通过公司大力发展自主版权业务,淡化了不良影响,实现了业务发展。但令人疑惑的是,事情起因是尤斯伯恩要求提前终止双方签订的仍在存续期的版权授权合同,最终导致双方合同提前终止。作为违约方的尤斯伯恩,不仅没付出违约的成本,还给遵守合约的荣信教育造成了巨大损失,如销毁大量图书冲减收入,支付高额版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荣信教育为何不选择继续执行合同,或者向尤斯伯恩索要违约补偿呢?

带着这种疑惑继续阅读招股书后发现,实际上,在此次终止合同事件中,尤斯伯恩通过间接的方式支付了一笔“分手费”,公司财务报表也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美化,但荣信教育并没有在招股书中予以直接论述。报告期内,荣信教育授权版权图书的综合版税率为17.23%、17.14%、14.67%、20.14%,在2019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给公司节约了大量成本。这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报告期内,公司尤斯伯恩图书销售收入、版税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2017-2019年,荣信教育对尤斯伯恩50本书销售收入分别为9837.99万元、8563.92万元和3329.66万元;版税成本分别为1792.39万元、1610.02万元和63.77万元;版税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22%、18.80%和1.92%。也就是说,由于提前解约的原因,尤斯伯恩几乎未对荣信教育2019年销售50本书收取版税,这无形中降低了公司成本,提高了毛利率。这可能是双方协议下,尤斯伯恩间接付出的提前解约成本。但这种额外的收入无法持续,需要注意。

除此之外,荣信教育对于双方提前终止合约原因的解释也十分蹊跷。荣信教育表示,尤斯伯恩希望将与发行人的合作模式更改为,针对尤斯伯恩图书,由尤斯伯恩直接在国内进行出版和印刷,发行人作为相关尤斯伯恩图书的独家经销商,拥有独家销售权。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外资公司无法在国内出版和印刷图书。发行人作为民营图书策划公司,自设立起一直专注于少儿图书的策划与发行业务、少儿文化产品出口业务,无法满足尤斯伯恩提出的与发行人新的合作模式。就此,尤斯伯恩要求提前终止双方签订的仍在存续期的版权授权合同。

根据法律规定,外资公司无法在国内出版和印刷图书。而尤斯伯恩偏偏要直接在国内进行出版和印刷,让荣信教育作为尤斯伯恩图书的独家经销商。在明知触犯法律条款绝且对不可行的情况下,尤斯伯恩却坚持将此条款加入合约,最终导致合作破裂。这从逻辑上来讲十分矛盾,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尤斯伯恩和荣信教育“分手”真正的原因,恐怕与荣信教育所处行业的商业模式改变有关,而这种改变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

根据国家关于新闻和出版业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民营图书公司不具有出版资质。因此,荣信教育需要与具备出版资质的国有出版社进行合作,将被授版权的图书授权出版社进行出版,然后再由自身独家销售。另一方面,出版社从事图书全产业链业务,版权持有人可以直接与出版社合作发行图书,不需要经过中间商。

尤斯伯恩在与荣信教育终止合作后,其旗下图书仍在售卖。笔者在京东网上搜索尤斯伯恩图书后发现,尤斯伯恩的合作方已变成接力出版社。

也就是说,尤斯伯恩跳过了荣信教育这一“中间商”,直接与出版社合作,这种方式可以节约成本。由此可见,当初双方终止合约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尤斯伯恩提出一个违法且不可行的条款,而是尤斯伯恩改变了经营模式,版权方跳过中间环节直接与出版社合作。

版权方这种经营模式的改变,未来可能会对荣信教育造成不利影响。尤斯伯恩作为童书出版龙头改变经营模式,直接与出版社合作,这会在业界会起到示范作用,其他版权方可能会予以效仿。常年以来,荣信教育授权版权模式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若版权方经营模式发生改变,将会对其经营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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