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情感

由宣教士到汉学家,理雅各用一生架起中西方的桥梁 佛国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宣教士,在向中国人传扬基督福音,介绍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之同时,自己亦为中国文化思想所吸引,最终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十九世纪英国宣教士理雅各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其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Couvreur,Seraphin)、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id Wilhelm)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首位获得者。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  — 1897

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士,馬六甲/香港英華書院院長,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

一、早年生活

理雅各于1815年12月20日出生在苏格兰阿伯丁郡亨得利镇(Huntly, Aberdeenshire)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布商。在家里7个孩子中,理雅各最小。亨得利虽然是一小镇,却出了两位伟大的宣教士,一位是首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的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另一位就是理雅各。

理雅各年幼时就读于当地的教区学校,从小就喜欢读书,尤爱文学。14岁时转入阿伯丁文法学校(Aberdeen Grammar School)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语法。1831年考入阿伯丁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大学三年级时,他又醉心于哲学与宗教。在大学求学的四年中,其功课一直名列前茅。1835年,19岁的理雅各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因其坚持非国教信仰而放弃了继续在国王学院深造的机会,而接受了英格兰布莱克本(Blackburn, England)一所公理会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校长。

理雅各的父母是苏格兰公理会的信徒,与马礼逊的第一位同工米怜属同一教会。早在理雅各年少时,由于其家庭与在马六甲宣教的米怜经常通信来往,加之理雅各与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是同学,因此他深受影响,大学时就立志做一个宣教士,献身海外宣教事业。

1837年,理雅各辞去校长职务,进入海伯利神学院(High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神学;1838年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要求前往中国宣教。伦敦会接受了他的申请,于是他到伦敦大学,师从中文教授修德学习汉语。同年,23岁的理雅各与伦敦会理事会成员约翰·摩里逊的女儿玛丽·伊莎贝拉·摩里逊(Mary Isabella Morison)结婚。

1839年理雅各接受伦敦会派遣决定到马六甲向华侨传教,同年4月25日被按立为牧师。1839年7月28日,理雅各偕新婚夫人玛丽,与米怜之子美魏茶、合信(Benjamin Hobson)一起从英国乘船出发,于1840年1月10日抵达南洋马六甲。

二、马六甲时期

理雅各夫妇到达马六甲后,一直水土不服,健康欠佳。起初,理雅各担任伦敦圣教书会的记者与顾问,同时在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任职。英华书院为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所创办,旨在“培养欧洲的、本地的和恒河以东国家的宣教士。”书院校舍于1820年建成,是年秋天正式开学,米怜担任第一任院长。

在英华书院初期,理雅各编写了《英、汉及马来语词典》,用作英华书院的教材。同时他开始了汉学研究,并从事基督教汉语文献方面的整理、翻译与编撰工作。当马六甲流行霍乱之时,理雅各写了《致马六甲华人有关霍乱书》,在当地华人中散发,从医学角度规劝人们放弃迷信,皈信基督教真信仰。此时华人基督徒何进善(何福堂,中国教会史上第二位牧师,首位是梁发)成了理雅各的宣教助手。Lauren Pfister这样描述何进善:「第一位近代中国神学家,圣经知识丰富…他为中国基督徒树立了牧师学者的典范…。」

1840年11月,英华书院院长伊云士(John Evans)死于霍乱,25岁的理雅各正式接任英华书院院长。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为基督教世界与文学领域的显赫贡献以及虔诚的信仰”而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所授予的神学名誉博士学位。

三、香港岁月

鸦片战争结束后,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书院和中文印刷所迁至香港,自己也随之迁居香港薄扶林,成为香港英华书院首任院长。此时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也悄然改变,由一所专门培养宣教士的书院变为招收中国青少年入学的教会学校。同年,出席了伦敦会在香港举行的传教士会议和来华传教士中文圣经翻译第一次代表会议。

理雅各除负责校务外,还直接从事宣教活动。他从马六甲带来的几个基督徒,就成为香港的基本信众,何进善继续配合他设堂传道。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同年理雅各在香港建立了伦敦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下市场堂”。虽然该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实际上许多具体事务由何进善负责。何进善还协助他编写、印刷汉语的福音小册子,并将理雅各撰写的《耶稣山上垂训》翻译成中文并加以注释。1845年,理雅各筹建的佑宁堂(Union Church Hong Kong)落成;1849年他被任命为该堂的牧师。到1870年时,他已先后建立起四座教堂,经他受洗的人数达272人。

1845年11月,理雅各因多次长时间高烧不退而不得不回国治疗,同时他将吴文秀、李金麟和宋佛俭三位学生带去英国留学。1846-1848年間,理雅各巡游英伦各地讲道、演说,并向国务大臣格莱斯通报告了香港宣教近况,以及对发展教育的设想。

从1847年7月,理雅各开始参与《圣经》修订工作,很快就卷入了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理雅各认为“神”是翻译“Elohim”与“Theos”的合适字眼。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在“术语之争”中的立场,选择了“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God”。

1848年4月,理雅各与家人乘船启程返回香港,于7月下旬抵港后,即开始与香港和广州的宣教士筹建宣教站。不久,他的第四个女儿安妮不幸去世,令理氏夫妇悲痛不已。1850年,理雅各夫人玛丽写信给伦敦会东方委员会,要求对英华书院附属女子学校予以更大的支持。该校是英华书院迁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玛丽创建的,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

1852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这是他研究中国宗教学术的真正开始。同年理雅各还撰写了宗教书册《约瑟纪略》、《养心神诗》(后改名《宗主诗章》)与《重修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研究中国古籍后,理雅各相信中国古人敬拜的就是圣经里的上帝。理雅各在《中国人的神鬼观》中谈到: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吗?…我对此答复肯定,毫不犹豫。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我很难设想有人研究中国文化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一年,理雅各也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10月17日,夫人玛丽在香港染病去世,其后两个女儿又先后夭折。1853年,他最小的女儿也死在回苏格兰途中。当时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香港,其悲苦可想而知。

但他并没有被击倒,在其学生黄胜的协助下,他于1853年创刊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其后他又撰写出《劝崇圣书》、《新约全书注释》与《耶稣门徒信经》等福音小册子,并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书《周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1853年前后,理雅各还帮助太平天国确立了“拜上帝会”的名称。1854年,韩山文(Theodora Hamberg)把在逃的洪仁玕带来见理雅各,理雅各帮助安排他去教书。1855-1858年,洪仁玕成为伦敦会牧师,并作为理雅各的助理,四处讲经传道。1858年,理雅各回英国病休时,洪仁玕得湛约翰(John Chalmers)牧师资助盘缠而去到南京,做了太平天国的干王。后来他与理雅各通信频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够纠正太平天国在信仰上的偏差,并坚持与外国人和解的路线。洪仁玕也曾托人送钱给理雅各,却被理雅各坚辞不受。

1856年,由于人手不足和经费问题,在香港维持了13年之久的英华神学院停办。理雅各继续用英语和汉语从事布道与写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为车金光施洗,这位车金光后来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官府逮捕,旋被处死,成为中国基督徒(基督教新教)首位殉道者。

同样在这一年,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学生梁柱臣离开香港到澳洲维多利亚省建立教会。他先后在澳洲建立了三所教堂,并于1866年在广东佛山建立起一所基督教堂,这是中国基督徒自发并自筹资金所建立的第一个礼拜堂。

1857年,理雅各因健康问题,以及为了中国经书译著的出版事宜,第二次返英。1858年在英格兰,通过其长兄乔治(George Legge)的介绍与安排,理雅各结识了寡妇汉娜(Hannah Mary Legge)并与之结婚。汉娜之亡夫也是位牧师,他们已有一个女儿。同年理雅各偕汉娜及其女儿和他原来的两个女儿一起回到香港。理雅各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在香港结婚并定居下来,分别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学校里任教。

1860年,理雅各成为香港教育局决策人物,于是便大张旗鼓地推动世俗教育。1862年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书院正式开学,标志着香港教育事业把重点转向了世俗教育。中央书院首任校长由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担任。史钊活承袭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张,并付之于实践。理雅各就此把自己从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职责中解脱出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广东仇外情绪强烈。1861年,理雅各曾在广州受到当地民众的袭击。1861年春,他到广东博罗看望车金光时,再次遇袭。后来,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博罗解救车金光,临行前他对英国领事说:万一他死了,不要动用军舰,因为他要把清白的名声带回家。1862年,理雅各发表一封公开信,抗议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军的行为。

1862年,中国著名学者王韬流亡香港,开始襄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历时20余载。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原因暂回英国养病,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工作暂时中断。不久他邀请王韬去苏格兰,并带他游历了苏格兰、法国等欧洲国家。此后他和王韬在格拉斯哥潜心译书二年之久,期间译出《十三经》。1870年1月,理雅各与其女儿玛丽和王韬一起返华。为了方便其译著《中国经典》的印刷和出版,理雅各与伦敦会签约,在佑宁堂做了三年牧师,因为佑宁堂拥有印刷业务。1861-1872年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在香港相继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于1861年;第三卷《书经》与《竹书纪年》出版于1865年;第四卷《诗经》出版于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与《左传》出版于1872年。

在理雅各翻译工作上,除了当时一些宣教士如湛约瀚(John Chalmers)、麦高温(John MacGowan)、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华人黄胜等人参加助译工作外,中国学者王韬功不可没。王韬原来在上海伦敦宣道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于1863年来香港担任理雅各的助手。由于王韬的具体帮助,为理雅各解释难懂之处,并帮他写注释,使他得以顺利地完成英译《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

从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他对香港的教育、报业乃至戒烟戒赌、赈灾救难等公益事业皆有不菲之贡献。除牧会、写书和译书外,理雅各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状况,并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曾联合其他宣教士和一些商会人士一千多人签名,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取缔赌场。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引进了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的旧式教育,他在实用化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化的特色,有助于培养中国奇缺的专业人才并提高人才的素质。他与华人的交游使他们成为颇有作为的社会改革人士,如黄胜、王韬、洪仁玕,以及何进善父子等人,这些人受他的影响摒弃了唯我独尊的天朝观念和传统儒学中的迂腐成分。理雅各所主编的《遐迩贯珍》,大量刊载新闻,率先刊登有偿广告以维持报纸印行的开销,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如此向中国输入西方近代化理念之同时,也使香港的报业近代化。香港政府为了表彰其贡献,特于1865年颁赠一个银盘给他,以示嘉奖。

1873年4月,理雅各到中国北方游历,游览了长城、颐和园和天坛。他认为天坛圜丘坛是世界上没有偶像的最神圣的场所,不禁脱靴礼拜。在登上天坛的台阶之前,理雅各与同伴怀着敬畏之心脱下鞋子,一起牵手围成一圈,诵唱三一颂。

5月前往山东,登上泰山极顶,拜访孔子故乡曲阜,参观了孔庙和孔林,并拜谒了孔子墓。然后取道大运河返回上海,经日本、美国,返回英国。此番游历中,他也看到许多地区的落后状况,特别看到山东孔府种植鸦片的情形,使他尤感痛心。这是一次告别之旅,此后,理雅各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中国情”却丝毫没有减退。

四、牛津生涯

理雅各于1873年离开香港返回英国后,极力主张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当时在英国的一些原来在中国当过外交官或经过商的英国人,如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和前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等人,提出应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并推荐理雅各为该讲座的首任汉学教授。阿礼国等人又多方奔走,募得三千英镑之巨款,专给牛津开设汉学讲座之用。

1875年4月,60岁的理雅各正式应聘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次年,他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而获得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在1877年上海宣教士大会上,理雅各的论文“儒家与基督教之关系”(Confucianism, its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由与会宣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代为宣读,在西方宣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争议。

1880年,理雅各第二任妻子汉娜去世。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聪;1886年他又罹患中风,健康状况恶化,但仍然坚持授课与译述。除了继续翻译《东方圣书》,同时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外,他在晚年连续发表论文与出书,1879-1891年间,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圣经典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六卷包括《书经》、《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其他著述还有著作《基督教与儒教关于人生教义的对比》(1883年);译作《法显行传》(或称《佛国记》,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1886年加注付印);论文“菩萨的形象”(1887年);著作《基督教在中国:景教、罗马天主教与新教》(1888年),同年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翻译成英文;论文“因果报应论”(1891年)。1890年代,理雅各再次修订了他的系列译作《中国经典》。1893-1895年,修订后的《中国经典》在牛津大学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谢世的前两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

据不完全统计,理雅各一生中著述和译著还有:《英华通书》(Anglo Chinese calendar,1851)、《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圣书要说祈义》、《亚伯拉罕记略》(1857)、《往金山要诀》(1858)《圣会准绳》(1860)、《新金山善待唐客论》(1862)、《落炉不烧》、《浪子悔改》、《孔子生平及其学说》(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1867)、《孟子生平及其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1880)、《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中国人关于天神和鬼怪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帝国儒学讲稿四篇》(Imperial Confucianism)、《扶桑为何及在何处?是在美国吗?》等等。

理雅各在牛津初设汉学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因为汉学在当时毕竟还是一门冷僻的学科。理雅各采取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方法和注重翻译的教学模式,他所做的学术报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人物评传、中国天文,以及中国社会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学前后共22载,培养出不少汉学家。教学之余,理雅各还花费不少时间为外国人解答汉学方面的问题。当时向他写信求教者甚多,所涉领域甚广;也有不少人是请他翻译文件和翻译刻在碗、扇等上面的文字;还有人把翻译的稿子和研究汉字的论文寄给他审阅,为此理雅各回复了大量的信件,成为其对中国文化传播之贡献的一部分。

理雅各还在牛津大学开设“在华基督教传教史”讲座。他思想开放,主张西方宣教士与华人平等,甚至主张走中西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良知,他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在1878年伦敦举行的一次抗议鸦片贸易的集会上,理雅各慷慨陈词,历数鸦片对中国人民之危害,为中国人请命。他并且引用旧约先知的话,告诫英国政府:“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同时主张英国政府立法,禁止向中国倾销鸦片。理雅各也反对英国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或以武力介入教案。

五、历史地位与贡献

理雅各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之工程,其结果远远超出其宣教范围,对沟通东西方文化起到桥梁作用。中国儒家经典向西方的传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理雅各有很大贡献。英国汉学家Lionel Giles如此评价理雅各说:“五十余年来,英语读者所以皆能博览孔子之书,吾人不得不感谢理雅各君不朽之工作。”由此可见理雅各译著影响之深广。

从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在译介中国经书,而且是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总体歧视下进行的。他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宣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传扬基督教信仰,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典书籍,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与早期一些傲慢的西方人相比,理雅各对待中国宗教的态度是客观、认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样重学术理性的宗教专著在早期宣教士中也甚为罕见。他的论述中见不到对中国无理的谩骂与攻击,相反,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极为亲和与尊重的态度,体现出其神学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他呼吁西方人“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直撞”,同时赞美中国圣贤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经典》的翻译是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项宏大工程,他清楚意识到,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书籍,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始终贯彻严谨的治学态度,除了认真参考和吸取王韬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注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据,绝不主观臆断。在他以前别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来仔细比较,认真参考,然后再反复斟酌,慎重落笔,甚至常常数易其稿。加上与王韬等人的切磋讨论,就大大减少了可能有的失误,使翻译质量得以确保。“功夫不负有心人”,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质量绝佳,体系完整,直到今天还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汉学家。

《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苏格兰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 Scotland)于1870年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也是受到极大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访问巴黎的过程中,曾同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 Julien)进行高水平的汉学交流,并于1876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首奖(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84年,理雅各又被爱丁堡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理雅各晚年与其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相依为命,父女情深。他每天坚持写作、翻译和教学工作,直到力尽方休。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牛津讲课时突然中风倒地,经抢救不治而与世长辞,享年82岁。学生们把他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字拍下来,作为纪念。

理雅各死后葬在牛津以北的墓地,阿伯丁花岗岩墓碑上镌刻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英国学术界为理雅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时总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献花、凭吊。

理雅各女儿海伦日后为父亲写的传记《集宣教士和学者于一身的理雅各》(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于1905年出版问世。1928年,当东方语言大会在牛津举行时,有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和拉脱维亚等国的汉学家,一同前往理雅各的墓地献花,花环缎带上写着:“谨献给不朽的、才华横溢的大师理雅各。第十七届东方学者大会全体汉学家敬献。1928年8月31日。”

自1948年以来,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提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促成其成员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工作,尤其是亚洲国家,但缺少能胜任的翻译家,而且时间紧迫。最后,儒莲编辑的《东方圣书》系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文集推出,理雅各是该系列的主要译者之一。《东方圣书》系列在189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与1968年由印度的Motilal Banarsidass再版。

在中国,1949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注释校正华英四书》全部采用理雅各的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出版社系统出版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系列译本,其中《四书》仍选用了理雅各的译本。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大学为纪念理雅各,再版了他的五卷《中国经典》;1961年,伦敦会捐款5000英镑设立了理雅各奖(James Legge Prize),奖给中文系四年级本科生在毕业前用汉语或英语写作的、对中西文化的诠释有所贡献的最佳论文。20世纪90年代,为纪念理雅各对香港作出的贡献,香港政府特地在上环树立起“理雅各博士纪念牌匾”,并于1994年10月5日发行了理雅各纪念邮票和首日封。

文字主要来源/李亚丁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编辑整理/随手君

原创文章,作者:手帕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esp-4u.com/qinggan/1138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