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情感

父亲曹藝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情缘 带番号图片查询网站

我的父亲曹藝(1909-2000年) 摄于1990年

1959年7月,我考上了南艺。我爸爸曹藝很高兴,特地请我看才上演的《聂耳》电影,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电影《聂耳》的海报

我一向认为爸爸是个不太有艺术细胞的人,但我没想到他看《聂耳》会看得如此投入,尤其是后面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而且悄悄的流下了泪!我们走出电影院后,爸爸一直沉默,似乎还沉浸在影片中------

电影演员赵丹(1915-1980年)

到家后他才问我:“滇滇,这电影好看不?” 我说:“挺好看的一个电影,可惜就是给赵丹演得有点儿过了!” 爸问我怎么个过了?我说:“赵丹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像小青年那样活泼热情,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充满弹性。是不是有点装嫩?”爸说:“这你就不懂了,他演的聂耳是个充满热情的音乐家,艺术家和常人不同,不仅热情而且浪漫,不拘小节并有着过人的精力,否则怎么会有创作力?我觉得着赵丹演的恰如其份,把聂耳演活了!”听听爸的话,觉得有点道理。

但好胜的我依旧有点不服气地嘟哝着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地说他把聂耳演活了,你又没见过聂耳?”

谁知,爸说他真的见过聂耳,还和他一起在风天雪地里几次走访慰问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1959年 刚考上南藝才14岁的笔者和妈妈

爸爸在检查我在南藝的素描习作

后来,又听我表哥汪烈(原《南京广播电视节目报》创办人)说过,1935年,我爸从东北义勇军回老家金华乡下养息身体时,在我爷爷创办的育才小学当校长,曾带着小学生在刘源溪畔排练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亲自指挥。乡亲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是曹先生第一个在我们金华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

笔者站在浙江金华兰溪蒋畈村口的刘源溪水中间的石头上,遥想当年“育才小学”的曹藝校长,站在石头上指挥小学生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

2015年看了辽河晚报等报刊媒体登载了有关国歌的新老故事,而且看见了从王化一日记中择录的(见下文附件中用红字标出)当年实录:

1933年2 月18日,聂耳随后援会工作人员北上,两天两夜后到达北平。21 日,朱庆澜率聂耳、曹艺、叶劲柏、宋文梅等上海慰问团的团员及“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带着拨给义勇军四军团耿继周部的一批子弹、炸药和拨给盘山义勇军所在的二军团的三门迫击炮、一批炮弹、子弹及给养费7500元再次从北平来到承德。(摘自2015年9月3日辽宁晚报 任鸿《田汉、聂耳与盘山义勇军的情缘》)

2月26日上午10点,王化一、李纯华率慰问团来到热河四家子慰问、补给和检阅刚从北票前线归来的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的部队,张慧冲转动摄影机,纪录了义勇军骑兵的英姿。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发给了义勇军。(摘自2015年9月3日辽宁晚报 任毅《田汉、聂耳与盘山义勇军的情缘》)

检阅过后,我父亲刘凤梧指挥等候领取补给的义勇军战士唱歌。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跟随高鹏来到刘凤梧的队伍前。(摘自敖汉旗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ahq.gov.cn 来源:敖汉旗政协文史委《敖汉挖掘国歌从敖汉走出始末》)

同时著名的“热河抗战”打响,当时正是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由于缺少弹药、锦衣,急需补给。父亲王化一和上海抗日后援会的朱庆澜、杜重远、高鹏等带领张慧冲、张惠民及曹艺、聂守信,也就是聂耳、宋文梅等一起到热河慰问义勇军,26日在热河的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庄慰问了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发放了弹药和慰问品,我父亲还做了动员讲话,检阅了部队,张慧冲拍了电影,后来的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有骑马冲锋受检阅的镜头。(摘自敖汉旗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ahq.gov.cn 来源:敖汉旗政协文史委《敖汉挖掘国歌从敖汉走出始末》)

我才知道我爸曹藝不仅见过聂耳,而且确实与聂耳一起到义勇军的阵地和前沿采风、慰问数次。

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抗日名将朱庆澜将军 字子桥(1874--1941年)

义勇军后援会常务副会长抗日名将何遂将军 字叙甫(1888-1968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朱庆澜将军在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后二天,就首发了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声明自己的抗日主张,并呼吁各方势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通电中有一句写的特别感人:“呈请各方当轴冷静思维,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举国团结,一体奋兴,同舟风雨,共济艰危。”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第一份主张抗日的电报。

1931年11月底至12月间,朱庆澜将军在上海组织南北名流,召开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集会。各届名流强烈推举朱庆澜将军领导义勇军,一致属望朱庆澜出任艰巨。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朱庆澜将军在上海建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任会长。1932年春后援会改称“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军知名将领、广州黄埔军挍最后一任负责人何遂将军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同年8月,后援会迁往北平,同时成立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将军任总司令。集会长与总司令于一身的朱庆澜将组织募集抗战款物与协调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权限统一起来。

朱庆澜将军和何遂将军既是东北抗日救亡早期的司令官,又是身先士卒的后勤部长。他们还"毁家纾难"慷慨无私地为抗日捐巨款。以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和豪气干云的俠者之风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亲自建立和率领由民众组织起来,爱国统一战线凝聚起来的义勇军投入抗战前线。

曹藝(原名曹聚義 )黄埔六期毕业照

1931年10月5日上海《申报》有关曹聚義(曹藝)代表上海同文书院华人部担任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幹事的报道

正在后援会需要懂得军事人员之时,在上海地下抗日组织的安排下,我的父亲曹藝帶着叶劲柏、宋文梅等五位勇于抗日的好青年北上参加后援会工作。

曹藝等一行人到时适逢朱、何两位将军均在场,他们非常高兴。认为正好解决了领导机关人手不足的困难。曹藝这位黄埔六期毕业生当即得到二位将军的赏识,委派他担任何遂的随从参谋,支中校薪。同来的几位分别任后援会总部的参谋或副官,支上尉薪。对他们委以点编和整顿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重任。

曹藝带领着这个年轻的点编组,按部就班,迅速点编、整顿了一支又一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并由何遂将军亲自指导和把关,严格按照军规,以“花费少,效果大”为原则,整肃了一些良莠不齐的队伍,提高了部队整体战斗力,同时也大大提高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望,当时连刘黑七那样由惯匪改称的义勇军,在接受整编后,也发誓要服从后援会的指挥。

曹藝带领着这个年轻的点编组曾点编过被称为“义勇军魂”的唐聚五部

1933年朱庆澜将军到前线慰问东北义勇军 曹藝他们隨同朱、何二位将军多次到前线慰问义勇军,还曾与上海慧冲影业公司前敌摄影隊到前线拍摄义勇军英勇作战的记录片,並与到义勇军采风的作曲家聂耳一同送慰问品,东北义勇军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常以歌声鼓舞士气,聂耳采风到许多义勇军自编的歌曲,后来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曲调和歌词上还有东北义勇军军歌的痕迹和元素。

朱庆澜将军出资赞助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并对这部电影的创作倾注大量心血。《风云儿女》的主要制作人,是何遂将军的妹夫马德建。1933年底,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解散,朱庆澜将军和何遂将军把后援会账上剩下的部分资金资助上海电通制片公司把田汉的剧本《风云儿女》搬上屏幕。

而当时,田汉交出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歌词,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聂耳就找到夏衍,夏衍、孙师毅编写了电影剧本,聂耳承担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作曲创作任务。该片的导演许幸之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推手,他不仅帮促在日本的聂耳满怀激情地完成了进行曲的任务,而且亲自动手,帮聂耳写了《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

原本《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歌词和曲谱只有3个字《进行曲》。据朱庆澜嫡孙朱汉和义勇军战士刘凤梧之子刘笙满考证,是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 个大字,于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最终确定名称为《义勇军进行曲》。资料显示,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并被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聂耳作曲原名《进行曲》,是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在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

1935年5月《晨报》登出《风云儿女》的电影广告

1935年5月《风云儿女》上演后,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徐家汇唱响,随之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风靡全国。《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的革命热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其影响远远超过影片本身,让当年的电影观众热血沸腾,吹响了抗战时代的进军号角,从此响彻云霄,成为广泛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多年来受到人民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半个世纪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一生低调的爸爸曹藝,心中一直深埋着与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段深深的情缘。

父亲曹藝不仅见证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诞生,而且这支歌曲一直伴随着他一生的战斗!

曹景滇写于2018年02月10日

附件一、2015年9月3日辽宁晚报登载

田汉、聂耳与盘山义勇军的情缘

作者任鸿

《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1912--1935年)和词作者田汉(1898--1968年)

1935年,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徐家汇唱响后,随之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风是靡全国。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义勇军保卫长城、保卫中华的肺腑之声,唱出了中华民族“用血肉筑起新长城”的伟大精神,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鼓舞着全世界革命者为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争!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又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首凝结着中国人民血肉与精魂,汇集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与意志,充分表达中华民族大义大勇、鼓舞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战歌,是田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所创作的主题歌,而《风云儿女》是以古北口战役中的义勇军为背景的。那么参加古北口战役的是那支义勇军?田汉、聂耳与这支义勇军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盘山义勇军转战热河

盘山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最早行动起来抗击日寇的民众武装,是救国会领导、组织的第一支义勇军,也是当时义勇军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支队伍。他们擒汉奸、绑人质,攻县城、端炮楼,血战沟营铁路、破坏鬼子交通线,发表抗战史上最早的义勇军宣言……是一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32年底,盘山义勇军对日作战260余次。他们的事迹通过《救国旬刊》、《大公报》《申报》等报刊、杂志在全国广泛传播,田汉、聂耳对他们并不陌生。盘山义勇军对日寇的沉重打击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热情,也遭到日伪的疯狂围剿。1932年12月,日伪进行“辽河大讨伐”,目标对准老北风所率领的盘山义勇军。在日敌人的疯狂“讨伐”下,义勇军损失严重。又由于季节已经严冬,失去了青纱帐保护,缺衣少粮,义勇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救国会的指示,盘山义勇军组成精干骑兵团转战热河,开辟新的战场。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933年2月到达热河。在这里,他们接受北平救国会、上海后援会的补给,并受到来自上海慰问团的慰问,也就是在这里,他们与《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有了亲密的接触。

田汉古北口采访义勇军

1933年3月初,田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义勇军,援助义勇军,到义勇军中去,进行彻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随上海慰问团到热河前线慰问东北义勇军。

而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国华北土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的剑拔弩张,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妥协,步步退让。而千百万中国人发出了怒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全国上下一片抗日呼声里,1933年3月,国民政府第一次派兵抗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对长城抗战抱着热切的期待。在长城抗战中,古北口之战尤为激烈。遵照救国会的指示,盘山义勇军所在的第二军团参加了古北口保卫战。小北风张秉林部被安排在丰宁与古北口一带,担负策应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任务。

1933年3月10日下午,日军进攻古北口,盘山义勇军所在的第二军团和唐聚五的第三军团在古北口左翼阵地十八盘一带抗击敌人。在日军的猛烈的炮火下,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的义勇军顽强应战,在古北口坚守了三天三夜,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给日军猛烈地打击,而两个军团的义勇军也死伤2000余人。古北口战役被称之为“激战中的激战”,义勇军以命相拼,奋勇杀敌的场面被多家记者拍到,当然也得到田汉的格外关注。在此期间,田汉还专门采访过参战的义勇军将领。以盘山义勇军为代表的东北义勇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血肉筑长城”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田汉。有史料记载,田汉在古北口停留了23天,写下著名的《古北口长城诗》,发表在当年的《申报》上。

长城抗战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而告结束。万里长城终究没有挡住日寇的铁蹄。也就是这次经历,使田汉深切地感到:“万里长城诚如萧伯纳翁在张学良将军的私人飞机上所见的,只不过是一版‘矮墙’而已。但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他们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民众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中国民族自己家园的万里长城。”而以盘山义勇军为代表的东北义勇军,恰恰是不肯当奴隶的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才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这样的思想也就催生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

聂耳热河前线慰问义勇军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抗日救亡歌曲的开拓者。1933年2月中旬,聂耳曾随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和采访驻守在那里盘山义勇军所在的第二军团,亲身感受到了东北义勇军的风采,并协助摄影师张慧冲拍摄了战地纪录片《热河血泪史》。

1933年2月初,聂耳听说自己的好朋友、摄影师李汉中,跟随暨南公司在热河前线西屯拍摄时中弹牺牲,他非常悲愤,当即就决定要到抗日前线去。当时,正值上海抗日后援会组织慰问团到热河进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宣传活动,聂耳立即报名参加慰问团。

1933年2 月18日,聂耳随后援会工作人员北上,两天两夜后到达北平。21 日,朱庆澜率聂耳、曹艺、叶劲柏、宋文梅等上海慰问团的团员及“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带着拨给义勇军四军团耿继周部的一批子弹、炸药和拨给盘山义勇军所在的二军团的三门迫击炮、一批炮弹、子弹及给养费7500元再次从北平来到承德。

22日晨,天降大雪。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高鹏、聂耳、张慧冲等40余人携带枪支弹药、服装、慰问品和摄影器材,乘坐后援会交通队凑集的六辆汽车从承德出发,赶往朱碌科。一路上,远处的炮火声连绵不断,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和逃难的百姓络绎不绝。山河破碎,一片凋敝,聂耳等人心情非常沉重。23日,他们到达平泉,慰问东北军二十九旅王永盛部队、义勇军骑兵二团王全一、顾冠军部队和刚从朝阳回来的耿继周部队。24日,他们继续开路,山路崎岖,大雪掩埋了道路,六辆破旧的卡车在泥泞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时常抛锚,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凌源的盘山义勇军项青山、张海天、北霸天部队所在地。适逢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和东北军三十旅旅长于兆麟陪同美国顾问端纳也到凌源视察。

2月25日,王化一、杜重远等陪同端纳到叶柏寿视察东北军三十旅,聂耳、张慧冲等有了充裕的时间对盘山义勇军进行采访。在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拍摄了大量的盘山义勇军的镜头。其中对老北风张海天、小北风张秉林、项青山等做了专访。

由于怕遭到日机的空袭,当日傍晚,兼任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的王化一率慰问团40余人携带迫击炮、枪支弹药、服装、慰问品和摄影器材前往朱碌科义勇军第二军团指挥部。当天夜里,到达朱碌科。

2月26日上午10点,王化一、李纯华率慰问团来到热河四家子慰问、补给和检阅刚从北票前线归来的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的部队,张慧冲转动摄影机,纪录了义勇军骑兵的英姿。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发给了义勇军。

老北风张海天到达热河后,因为旧病复发,无法带兵驰骋疆场了,他的队伍交给了其子小北风张秉林,北平救国会安排他到北平治病。26日中午,聂耳随慰问团护送生病的张海天返回北平。

亲临热河前线,亲眼目睹了以盘山义勇军为代表的东北义勇军的风采,尤其是护送老北风去北平的途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亲密接触,深深地震撼、感动了聂耳,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直接素材。

田汉、聂耳倾情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聂耳作为左翼联盟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写了大量宣传抗战的作品。

田汉曾向文艺界发出倡议,“表现时代精神面貌,歌颂伟大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都是我们不容懈怠的责任。”“东北义勇军的崛起,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命运,是作家选择生活的重大素材”,进行创作“是完全必要的”。为此,“九·一八”事变后,他写出《扬子江暴风雨》、《中国的怒吼》等剧本和《肉搏》、《民族生存》等电影,宣传抗日救国,呼吁全民族起来一致对外。他还与聂耳合作,写了许多反映时代风貌,昂扬斗志的歌曲,如《毕业歌》、《卖报歌》等。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4年,上海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业急邀田汉创作一部反映东北义勇军长城抗战、保卫华北的电影剧本。有过古北口采访东北义勇军经历的田汉,当年秋末冬初,就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的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

当聂耳为田汉写的这首歌词谱曲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去年2月的热河之行。那个叫老北风的义勇军将领的形象以及义勇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血肉筑长城的悲壮场面不断地在他的眼前叠放。他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党的赤诚,对敌人的无比愤慨,都倾注到每个音符之中,使歌曲的基调和谐、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全曲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象嘹亮的进军号;首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立即推向高潮;结尾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不仅坚定有力,而且使人有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的感觉,宛如战斗的中华儿女正在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在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家国覆灭悬于一刻的紧要关头,《义勇军进行曲》临危受命,庄严诞生!它跳动的音符使无数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强大的感召力激发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决心、精忠报国的热情!《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东北义勇军和全国人民热心爱国,英勇抗日的心声。

附件二、聂耳热河纪行考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研究之一

刘生林

锦州东北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 刘生林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抗日救亡歌曲的开拓者。1933年2月18日至2月28日,聂耳曾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领导的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来到热河抗战前线--建平县的四家子,慰问和采访驻守在那里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番号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亲身感受到了抗日义勇军在热河的战斗风采。协助摄影师张慧冲和张惠民拍摄了战地纪录片《热河血泪史》。

一、史料对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的记载。

刘凤捂

1、刘凤梧在1982年写给中共辽宁省黑山县党史办公室的《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一文中,首次披露:“1933年冬天,快过阳历年的时候,高鹏带来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消息,让我们辽西的义勇军到热河去接收各地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装备和慰问品。我们黑山县励家窝铺这支部队四百多人,从盘山经赵家屯、中安堡、阜新到达热河的贝子府和朱碌科一带。从辽西到热河的还有郑家窝铺郑子丰的二百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二百多人。此外,阜新大庙白乙化的六百多人也到了热河,我们这些人都是骑兵,被编为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一团。1933年2月,辽南王全一、顾靠天的抗日骑兵也来到热河,被编为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二团。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的电影纪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的活动情况。”①

该回忆录年收入1986年的黑山文史资料第五辑,2001年又收入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文集。

李纯化

2、在《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收录了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的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文中记载:“1933年2月25日晚间,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和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瀾等,率百余人携带械弹、服装和慰问品到达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检阅并慰问部队,上海的电影公司拍了纪录影片。”②

3、 河北省文史委收录了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王化一的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文中记载:“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热河交通队凑集了六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车轮破损、零件不全,三里一停、五里一修。司机各个吸白面,一天只行90里。24日晨,副官高鹏给司机买来白面。途中故障减少,速度加快。”③“25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26日10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④

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都谈到这一段史料。关于这一段史料发生的时间, 刘凤梧说是1933年2月,李纯华说是1933年2月26日,王化一说是1933年2月26日10点,他们一个人比一个人说得更详细。

王化一

4、在1933年2月20日的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上海慧冲影业公司的摄影师张慧冲在热河拍摄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录影片时,与王化一的合影。(见下图)

照片左起依次为:张慧冲、王化一。照片下面的文字是:“此系张慧冲在热河前敌摄取抗敌影片时与抗日之第二军团司令王化一氏合摄之影特为发表。朱血花赠”

王化一说:“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根据这个时间推算,这张发表在1933年2月20日上海《申报》上的照片,应该是他们去朱碌科以前,在承德拍摄的。

5、在1933年的上海《申报》上还登载了,朱子桥将军(朱庆澜)为张慧冲去热河拍摄抗敌纪录片所发之护照复印件及《热河血泪史》的公演公告。(见下图)

6、自1933年3月18日起,在上海《生活》周刊第八卷第十期和第十一期上,连续登载了杜重远将此次热河之行写成的战地报道《前线归来》。(见下图)

上图为朱汉先生提供的《前线归来》全文影印件之一

7、还查到了注明是1933年2月聂耳从上海到北平前穿冬装的照片。(见下图)

8、在上海电影资料档案库里查到了纪录片《热河血泪史》的拷贝。(见下图)

刘凤梧说:“影片中那个骑白马的人就是我。”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进一步认定:摄影师和聂耳一起到热河拍摄战地纪录片,确有其事。这个摄影师就是上海慧冲影业公司的张慧冲和张惠民,他们的战地摄影队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是《热河血泪史》。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杜重远他们四个人对这同一段史料的记载是准确的

二、亲眼目睹者对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的记载。

1、 笔者在为刘凤梧抄写回忆录时,曾问刘凤梧:“您是怎么认识聂耳的?”

刘凤梧说:“1933年2月热河抗战期间,高鹏陪同后援会慰问团的人慰问、采访我们义勇军官兵时,我正在指挥部队唱《义勇军誓词歌》。慰问团里的聂耳听到歌声,来到我们跟前,高鹏向我介绍了聂耳等人。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因为听不懂南方话还闹出了笑话。当年高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跟随朱庆瀾从上海和北平到热河慰问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承德后,都是由他负责联络召集的,聂耳等人他都认识,我是通过高鹏的介绍认识聂耳的。”

2、解放后,笔者也亲耳听到过高鹏说的这些情况。

1955年,父亲刘凤梧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驻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副站长,被授予中校军衔。当年笔者八岁,在北京五一小学上学。刘凤梧从满洲里送笔者去北京路过沈阳时,特地带笔者去看望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的高鹏。高鹏在谈他们的战斗经历时,谈到1933年2月聂耳到热河慰问过他们这些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刘凤梧说:“当年你领着聂耳慰问、采访我们抗日义勇军,聂耳把我们的战斗故事写成了《义勇军进行曲》。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定为国歌,我参加义勇军却不算军龄,军衔授得太低。”高鹏说:“我参加义勇军也不算军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是副司令员,你是团长。他授上将,我授上校,你授中校都是因为军龄问题。”1956年,父亲被授予上校军衔,高鹏被授予大校军衔。

3、1959年电影《聂耳》上映时,刘凤梧又一次对笔者说起上述史料。

4、1979年笔者为刘凤梧誊写给黑山县党史办的回忆录时,刘凤梧再次说起这些史料。并亲自口述,让笔者一字一句地记录为文字。

查阅《聂耳日记》、回忆、研究聂耳的文章等相关史料,没有见到1933年2月18日至2月28日聂耳在其他地方活动的记载,也没有见到与上述史料相抵触的文献,从侧面验证了上述史料与上海的相关史料没有冲突。刘凤梧和高鹏是披露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这一史料的目击证人。

三、聂耳等人亲赴热河前线慰问和拍摄的是哪一支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

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都谈到,当年驻守在朱碌科、四家子一带的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部和直属部队和第一团。刘凤梧说驻在四家子的是第一团,二军团骑兵旅部驻在朱碌科。

1933年2月26日的王化一日记记载:“10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一千余名。”“即日午后返朱碌科,顾冠军拟不干,经过恳谈,决定不再请辞。夜12时返回凌源,张海天、王全一两司令因病同行。”⑤

这里提到的一千余名的部队,显然只是一个团的兵力,而不是两个团的兵力。这时候的第二团在平泉,因为团长王全一有病,副团长顾冠军要撂挑子不干,第二团没有到四家子参加检阅。所以在四家子参加检阅的只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也就是到热河前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

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记载:“1933年2月23日,王化一等人到达平泉,慰问东北军二十九旅王永盛部队;义勇军骑兵二团王全一、顾冠军部队和刚从朝阳回来的耿继周部队。”⑥由此可见,1933年2月23日,骑兵二团还驻在平泉,没有参加朝阳保卫战。

1933年2月23日,热河军董福亭一0七旅的二一三团团长邵本良在北票的南岭率全团投降。参加朝阳保卫战的义勇军骑兵第一团,在北票受到三倍于己敌人的包围,被迫突出重围。在北票北部的大青山区,依靠有利地形与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的旅团早川止大佐的第三十一联队激战。日军在山区损兵折将,被迫退回北票,转为沿铁路线进攻朝阳。义勇军骑兵第一团翻过大青山,到达贝子府,26日赶到四家子接受检阅。

根据上述考证可以认定: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杜重远叙述的,1933年2月,聂耳亲赴热河采访、慰问抗日义勇军,协助摄影师拍摄电影的史料是准确的。

接受聂耳采访、慰问并被摄影师拍摄成电影的部队,是从前线归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的部队,也就是到热河前由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的骑兵部队。

聂耳深入抗战前线,以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为抗战斗争生活的原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义勇军进行曲》生活原型的代表是亲身接受过聂耳采访的锦州人刘凤梧。

文献摘自:

①《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68页

③《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56页

④《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57页

⑤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03页

⑥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02页

2013年8月15日

附件三、

敖汉挖掘国歌从敖汉走出始末

敖汉旗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ahq.gov.cn 来源:敖汉旗政协文史委

经过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十多年的采访、调查、挖掘、研究,确定聂耳1933月2月26日到过四家子慰问义勇军并釆写到和《义勇军进行曲》最贴近的《义勇军誓词歌》。

经过是:1933年2月26日,聂耳跟随上海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会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瀾及杜重远、王化一率领的慰问团,赴热河向东部抗日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慰问抗日义勇军将士。并釆写到和《义勇军进行曲》最贴近的《义勇军誓词歌》。

挖掘过程。

2003年6月时任敖汉政协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石柏令(此前为文史委副主任),从一套2001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长城》。其中第313页《回忆黑山抗日义勇军》(作者:刘凤梧)一文中发现有如下记载:1933年2月,辽南的王全一,顾靠天的抗日骑兵团也来到热河。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拍的电影《长城抗战》(注:应为《热河血泪史》)记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的活动情况。

同时《血肉长城》一书的第1257页《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作者:王化一,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中有如下记载:26日晨,召集各司令会议,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同第三十旅联系。10点前进到四家子(属朝阳),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并召集附近老百姓开会,号召军民合作,互相帮助。朝阳寺炮声已清楚可闻。

《血肉长城》一书的第868页《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作者:李纯华,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副总指挥) 中有如下记载:1933年2月26日早即由王化一主持,召集辽南义勇军各路司令开会,决定在朱碌科进行补给并加休整,暂不返回辽南,就地联合东北军第三十旅作战。会后大家同到四家子部队防地,检阅并慰问义勇军。在部队受阅时,上海电影公司还给拍照了纪录影片。

综合刘风梧、王化一、李纯华仨人的记载中可以确定1933年2月26日,上海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会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瀾及杜重远、王化一率领的慰问团,赴热河向东部抗日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慰问抗日义勇军将士。有聂耳随行。

因为与敖汉旗四家子有关, 2004年敖汉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注意挖掘敖汉抗日人士贺生、集家并村史料及义勇军和聂耳到过敖汉的史料。

2006年,石柏令任政协文史委主任,开始注意挖掘贺生、集家并村史料及聂耳到四家子的相关情况。

2008年他采访94岁的魏振鹏老先生,请他忆述他在伪满州时的一些经历,其中他讲到:我31年入建平师范,33年日寇进犯热河,因战事紧张,学校放假我回到了四家子,阴历二月份,我记得好向是刚过了农历二月二,农村学校是两顿饭。

一天上午有一大队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边的空地操练,不少老师和学生围在这儿看,同时从喀喇沁(注:指建平喀喇沁镇,在朱碌科和四家子中间)来的几辆汽车,下来了百十人,还有一种机器架在那“哗哗响”能把人像拍下来,后来知道叫摄影机。拍了骑兵部队骑战马奔跑等。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我们围观的学生们唱部队的歌,学生们一下教不会唱,教了几遍都不会也就算了。

当时感觉可能于1933年2月26日朱庆瀾及杜重远、王化一慰问抗日义勇军将士有关,但不确定。

之后多年间,陆续查阅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联军史料》、《辽宁文史资料》、《义县文史资料》、《天津国民日报》、日文版中译本《满洲事变概要》等,并未有新发现。

2013年秋,经过多方联系,石柏令主任找到了《回忆黑山抗日义勇军》一文作者刘凤梧的儿子刘生林,并釆访了他,刘生林提供了新的资料:我父亲生前多次讲过他的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在建平四家子区,也就是今天你们敖汉旗四家子镇同聂耳见面的事。

那是1933年2月22日晨,天降大雪。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高鹏、聂耳、张慧冲等40余人携带枪支弹药、服装、慰问品和摄影器材,乘坐“后援会”交通队凑集的六辆汽车从承德出发,经凌源、平泉一路慰问一路赶往朱碌科慰问并准备检阅,25日夜里,慰问团到达朱碌科,原本想在朱碌科拍义勇军第二军团和骑兵二团的纪录片,因为夜里到的,天黑,不能拍,没拍成。第二天早准备向四家子行进,但开车的是热河汤玉麟的部下,都是大烟鬼(注:指吸鸦片) ,犯了烟隐不愿走,只得给他们弄大烟,吸完后才上路,所以朱碌科到四家子共40华里,上午10点才到,正好我父亲带领的义勇军骑兵一团也到四家子,队伍会合后,说明情况,检阅便开始了,地点在四家子西的河边,张慧冲转动摄影机,纪录了义勇军骑兵一团冲锋陷阵等镜头。

检阅过后,我父亲刘凤梧指挥等候领取补给的义勇军战士唱歌。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跟随高鹏来到刘凤梧的队伍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我父亲说:“这位是上海爱国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们。”聂耳操着南方话说:“大家唱歌的调子是‘满江红’,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子歌?”

我父亲刘凤梧说:“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他从兜里拿出一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满江红”的曲调,我父亲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唱起“义勇军誓词歌”。琴停歌止,聂耳和学生们向战士们分发写着:“授你慰问品,收我东北山河”字样的慰问袋。

对刘生林的采访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结合此前魏振鹏讲到的那段经历,我们意识到聂耳,国歌有可能于敖汉有关,如果这是事实,对于敖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石柏令决定深入采访,因为魏振鹏以于2011年去世,他决定再寻找亲历者,于是他深入到四家子镇的山村去釆访。

2013年秋他采访到四家子镇四家子村八家村民组90岁的冯阁清老人,老人身体特别健康,思维清晰,略有耳聋,他每天来回走七、八里路去赶集。

老人回忆说:“我是民国十三(1923) 年农历五月初五在四家子出生,我记得我10岁那年冬天,四家子来了一千多号义军的骑兵,是被日本鬼子赶过来的义军,义军就是打鬼子的地方武装,那时候东北有很多义军,义军来了住在叶家大车店和褚、刘等人家合办的烧锅,就是酒厂,因为这两个大院有牲口棚,烧锅院因喂糟牛也有马槽。这些骑兵在西河套边上练骑马,出操,还唱歌。

我想去看热闹,我妈不让去,把我棉帽子藏起来了,我光脑袋跑去的,我还记得有说南方话的人教我们唱义军的歌,歌词是拿着刀枪冲呀、杀呀的词,现在记不住了,有个三条腿架子“哗哗响”,一响骑兵就开始奔跑,回来后耳朵都冻肿了,我妈还打我一巴掌,‘昨天缝上的龙尾,今天就跑丢了。’因为头天是二月二,小孩都戴龙尾。”

由此可知,1933年2月26日(农历二月初三)王化一率领的慰问团确实到过四家子。

但是说聂耳到过四家子还是只有刘凤梧的回忆录中有,是孤证,聂耳到没到过四家子还不能肯定,说国歌和敖汉有关有些牵强。必须做进一步的深入采访。

2014年11月12日《红山晚报》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核心素材源于赤峰》一文。此文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有关领导注意。

为此敖汉政协文史委把上述的采访内容在敖汉政府网发表,同时加快了挖掘步伐。

因为聂耳来敖汉只有刘凤梧一人的孤证,做为文史资料需更加有力的佐证。在政协领导、旗委宣传部和四家子镇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经过坚苦的寻找,历时一年多,先后联系到了当年带领慰问团到敖汉慰问义勇军的主要领导人杜重远在香港的女儿杜毅、杜颖,王化一在北京的三子王兴,当年拍摄录纪片的张慧冲之女张慧慧。

杜重远在香港的女儿杜毅、杜颖给石柏令主任的信中写到:石柏令先生:您好!感谢你对历史的严谨工作作风和如此缅怀先烈的精神,多年来采访了这么多人,挖掘了这么多的资料。感谢昨天您的电话采访我,因时间和信号干扰,今再致信补充,可详尽一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父亲杜重远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父亲和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父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部长。不久,父亲又到上海组织援助义勇军之活动。

我的母亲侯御之是个才女,能讲7国语言,而且特别擅长声乐,能弹奏多种乐器。母亲曾给我们讲过,她在上海与 “明月歌舞剧团”的创建人黎锦晖等文艺界人士都是朋友,经常在我家聚会。一次黎锦晖给我母亲带来一位年轻的音乐人聂耳,此后他常和朋友们一起到我家,并结识了父亲杜重远。

聂耳原名叫聂守信,他在云南时思想进步,1927年,他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夏,由于聂耳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他连夜离开昆明到了上海。1931年4月,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

1933年2月,日军向热河侵犯,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我父亲杜重远及朱庆澜、王化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准备去热河慰问义勇军,一天,黎锦晖和聂耳到了我家,父亲动员聂耳去热河前线,并说:“我们请了张慧冲去拍电影,你是搞音乐的,就随张慧冲的前敌摄影队一起出发吧。”后来聂耳同张慧冲等一起到了热河。父亲还带去了青年记者,同行的有宋子文、张公权。

此前石先生给我的一些资料表明聂耳在热河四家子慰问义勇军时获得了一首《义勇军誓词歌》,此歌的词曲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多有相近,我们认为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受此歌曲影响的,从广义上说,国歌是从敖汉四家子走出去的,具有依据。……

王化一的三子王兴在北京接收石柏令主任采访时讲:石先生历经半年余,几经辗转才联系上我们,甚是感动,表示敬意!家父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他同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家父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开始组织民众支援抗战。1933年2月21日,日军从开鲁、下洼、阜新、贝子府、朝阳分路向承德进击,这就是史称的“热河事变”。

同时著名的“热河抗战”打响,当时正是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由于缺少弹药、锦衣,急需补给。父亲王化一和上海抗日后援会的朱庆澜、杜重远、高鹏等带领张慧冲、张惠民及曹艺、聂守信,也就是聂耳、宋文梅等一起到热河慰问义勇军,26日在热河的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庄慰问了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发放了弹药和慰问品,我父亲还做了动员讲话,检阅了部队,张慧冲拍了电影,后来的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有骑马冲锋受检阅的镜头。

慰问中,聂耳听到义勇军所唱的《义勇军誓词歌》,很感兴趣,指挥战士高唱并记录下来,至今在他同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仍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歌》的影子,这正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的体现。

张慧冲之女张慧慧在上海《张慧冲纪念馆》接受石柏令主任的采访时说到:1933年2月,“热河抗战”开始,当时我父亲张慧冲34岁,正是热血青年,当朱庆澜、杜重远请父亲和上海抗日救援会一起到热河前线慰问义勇军并拍摄战地纪录片时,父亲满怀抗日激情,立刻答应下来,并组织了《上海前敌摄影队》,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的伯父张惠民及聂耳等人也随摄影队一起赴热河前线边慰问边拍摄。

后来在承德、凌源、四家子等地拍摄的检阅、慰问义勇军及阻击日军的场景被编成纪录片《热河血泪史》,在上海上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鲁迅先生于1933年3月19日《申报》上载文题为《迎头经》中称赞父亲真实地反映了日军的暴行和义勇军的英勇。

另外朱庆澜将军孙子朱汉也讲过:聂耳的确在随行人员中,但我在此还要加上一人,此人也非常重要,他是著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随行人员之中。

上述三人的信函、采访及朱汉的话证明聂耳确实随慰问团到过四家子。

那么聂耳对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有没有影响呢?

石柏令主任查到了1958年田汉写的《〈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注:收录到1981年中国电影出版出版的田汉著《影视追怀录》一书中的43页),其中田汉写到:《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

至止,从2003年发现聂耳来敖汉的线索,到2004年文史工作会议的提出、2008年采访魏振鹏、2000年前后查阅史料、2013年先后采访刘生林、冯阁清、2014年采访义勇军的主要领导人杜重远在香港的女儿杜毅、杜颖,王化一在北京的三子王兴,当年拍摄录纪片的张慧冲之女张慧慧。历时10余年,最终确认聂耳是在杜重远动员下来敖汉的,并得到了《义勇军誓词歌》。

附件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曲调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附件四、《风云儿女》相关人物

《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和词作者田汉

《风云儿女》的另一编剧夏衍

《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

原创文章,作者:手帕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esp-4u.com/qinggan/1069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