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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日本情报的破译(1938年1-6月)—基于孔祥熙档案分析 门字的演变过程图解释

侯中军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以来国内对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统,中统等情报部门对日方秘电码,电报破译。普遍认为差强人意,如杨津涛《不要神化“池步洲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就提出“限于中国整体技术水平,成就有限。”“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只能译出一些日本外务省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池步洲,‘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

近期笔者研读侯中军《国民政府对日本情报的破译(1938年1-6月)—基于孔祥熙档案的分析》一文,从已解密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孔祥熙档案中,发现部分被破译的日方电报。其中不仅成功破译不少日本外务省的电报,还有日本政府的电报。可见当时的破译技术并不差。且为中国的外交战,经济战决策,提供不少帮助,绝非“尚能支撑局面”。问题则出在破译后的电报应用,分析和决策上,特别是日方故意放出的假电文,同时受到内外各种因素影响。

侯中军老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5-146页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

学界自提出大抗战史研究的概念后,如何将抗战史研究向纵深开拓,成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原有的一些研究题目,因档案材料的缺乏,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抗战初期,中日之间除战场上的热战之外,在其他领域也进行着以国运相赌的博弈,如两国之间的谍报战。相比炮火纷飞的战场,情报战线虽然不为人熟知,但谍报战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绝不容忽视。学界在此领域已发表一些著作,初步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情报作战系统的运作及成效。

现有的研究,已经大体上搭建了一个框架,可以了解国民政府战时情报系统有哪些部门组成,由谁在负责,是如何运作的。但研究情报战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研究的多集中于人事方面,对于情报人员的研究超过了对情报本身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很难获得当时所破译的大量电报,这类电报因其敏感性极高,一般封存于专门性机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孔祥熙档案(以下简称“孔档”中)藏有部分被破译的日方电报。本文拟结合当时的外交个案对其进行分析,并尝试对该部分档案的整体状况做初步讨论。

军技室第一任主任—温毓庆

一, 陶德曼调停及日本外交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出于获取日方军事情报的需要,着手组建破译日方电报的工作机构。除中统,军统外,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交通部电政司,军委会机要室及军政部无线电总台。这些机构彼此之间存在业务上的竞争,为了统一管理,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于1940年4月合并枂建了统一的对日密码破译机构,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下简称“军技室”)。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任少将副主任兼主任秘书,魏大铭任少将副主任。孔档中所保存的破译情报的时间跨度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7月,因此不属于军技室时期的破译成果,应该是军技室成立之前,某一个或几个部门的成果。由于这些档案中并未显示具体的所属部门,而孔祥熙当时身为行政院院长,若从隶属关系上而言,可能是交通部电政司的成果。

孔档中破译的日方电文,按其命名规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字”电文,“无字”电文及“H字”电文。国字电文一般系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无字电文大多系驻扎中国的使领机构与东京之间,以及驻华使领机构之间的电报往来,但亦有日本部分驻外领馆与外务省之间的电报;H字电文系日本驻香港机构与外务省之间的往来电报。这三类电文,因其所属发报机构不同,其侧重点亦有区别。国字电文较多关注的是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国际交往及活动;无字电文更多刺探的是中国国内的各种情报;H字电文内容大多与香港有关,或该情报经香港转手。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交往保持着多种渠道,除继续争取华盛顿体系缔约国英,美,法援助之外,对德国,苏联的外交争取亦丝毫未放松。“中国的战时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是实现‘苦撑待变’的基础”。在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上,国民政府虽然未能得到英,美,法对日制裁的许诺,但从道义上得到了各国的同情。此时德国非常希望中日之间能够和解,并情愿担当两国之间的调停人。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的陶德曼调停,因中日之间所提条件差别太大,特别是日本方面所提条件过于苛刻,而使调停成为不可能。

20世纪80年代末,大陆学界已经改变了将这次调停视为“日德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无耻的投降行径”等脱离学术研究范围的观点,认为德国人眼中的陶德曼调停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德国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而国民党的“谋和”与“投降”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德国外交文档的发掘,学界对于陶德曼调停中的三个阶段都有了深入解读,涉及每一个阶级的中,德,日三方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原寄希望于国联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失望后被迫接受调停,但采取拖延战术,而日本则提高议和价码,意在灭亡中国。台湾学界对此的研究早于大陆,且在使用德国外交档案方面较为全面。

随着《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的刊出和《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使得学界有机会重新探讨抗战初期这一重大外交事件,深入剖析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围绕陶德曼调停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及对以后外交政策的影响。学界在关注陶德曼调停时,注意到日本方面对国民政府向美求援电报的破译,认为由于日本已经知道中方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逐步提高谈判筹码。1938年1月14日,狄克逊与广田弘遂谈话间,广田密告狄克逊,“中国争取美国支持和平谈判的企图已经失败。罗斯福已经拒绝做任何干预”。事实上,在孔档中存有一份电文,可以证明国民政府亦同时破译了日本方面的相关电文,这部分电文对于蒋在陶德曼调停中所采取的谈判方针及条件发挥了何种影响,目前尚难下定论。限于孔档开放有限性,是否还有更多的破译电文未被发现,蒋介石对整个日方谈判策略及底线掌握到何种程度,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课题。从技术上讲,在未变更密码系统的情形下,既然能够破译其中一封电文,其余的电文亦应能够破解。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1938年1月16日,中国成功破译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英大使的电文(无字第601,600号),主要内容是通报陶德曼调停的前后情形。电报分为四个部分:谈判的缘起,日本所提条件,中方反应,谈判中止之原因。日本外务省的电文第一部分称:去年在北京召开九国会议时,外相曾请托英,美,德,意等国大使转劝中国开始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并声明帝国关于收拾时局条件等概要事项;12月7日,驻东京的德国大使称:国民政府有请和之意向,他愿在中日两国担任说合之谋介。该电文将德国调停之事的起源,推定为12月7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将中国条件转交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遂前。据现有资料。狄克逊12月7日所提交的备忘录,是中方在日方第一次所提条件基础上的修改,蒋介石在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提出:1,德国须调停到底,2,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即日本必须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取消所有华北伪政权—笔者注)。此部分可以有两种解读意见:日本外务省在此电中,不认为曾提出过第一次条件;或者是日本外务省不希望让伦敦日本使馆了解第一次所提条件。

电文第二部分内容如下:因此我国关于解决条件以慎重考虑并在庙决定后,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左例之条件,作为帝国请和之基础条件,提示于在京(东京)之德大使并加以声称:中国如对左例之条件予总体的承认,且对我国表示之友好的态度时,我国亦有开始中日直接交涉之意,故限于正月五,六日为止,期待其答复并要求转达(美)兹举其条件如下:(1)中国应放弃其容共抗日“满”政策,而协助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2)在所要地域设定非武装地带,且于各地方设立特殊机构;(3)中日“满”三国间缔结密切之经济协定;(4)中国对帝国承认所要之赔偿。

这部分内容与日方档案所记载的和谈条件大致相同,只是偶有个别字词翻译上的区别。

电报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回应的简单说明,内容如下:“我国条件业于12月26日转递国民政府,嗣后中国方面关于我国所提条件,在汉口开重要会议讨论之,并征求美国暨其他方面之意见等等,似在加以种种的考虑中之模样,虽已过预定日期,然不易接到中国之答辩,我方经再三督促之结果,14日在京(东京)之德大使始传于外相。关于正月1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通知驻华德大使之概要,称述:‘查上述日本要求条件,因其范围广泛,难以捉摸,故不能作最后的决定,故请将其详细内容再行通知等语。’”

该部分内容与陶德曼在华活动的事实相符合。1月16日,狄克逊再电德国外交部,转达日本方面中止和谈的解释:“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拖延了好几次,甚至在1月10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细内容。”

电文第四部分系日本感谢德国所作的调停努力,并声明以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电文称:“上述之我方基础条件之详细内容,业于12月22日以后,数次由外相及军部对德国方面解释说明,故谅已转达于中国无疑,但上述中国之答辩,对于称和可谓毫无诚意,不过以此作为迟延政策而已。职是之故,日本1月15日开会决定‘除对于德国后来斡旋厚意表示谢意外,并在16日是照会在京(东京)德大使声称中日和平交涉已经断念,且不愿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图谋事态之解决,惟以努力助长新兴中国政权之成立与发展,将与此图求国交之调整,并协助新中国之建设等语矣’。”

上述无字第600,601号电文的破解,已经是陶德曼调停行将结束之际,对于判断此前国民政府是否掌握日本的谈判动向,效用不大。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在此时间段内,日本外务省与伦敦大使馆间的电报都能被破译。1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明指破坏国际和平责在日本,中国必竭尽全力维持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绝对无效”。18日,日本政府致电驻华大使川越茂,命其回国。召回川越的电文,亦被国民政府破译。“庙议决定,今后我国(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一事,谅已洞悉,故兹命贵大使归朝,请即启程归朝为要”。

分析日本对国际情势的判断及效,应是国民政府研读电报的重点所在。七七事变后,日本外交活动一直是国民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只有具体针对日本的外交动向,中国方能更有效地做出外交选择。现有成果表明,在重要关头,蒋介石所坚持的外交方面都是最为有利的。蒋之所以能在外交上坚持对中国抗战有利的方向,除去以往所研究的因素外,对日方外交文件的破译,亦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形势再次发生改变。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举,日本认为“德意轴心图将分裂乎?否乎?大抵分裂之可能性居多,似可明了”。对于正在进行的英意谈判,日本外务省认为“意利用此次之事变在英意会谈中,试占可能的利益。英如始以利诱,则英意会谈形式上大概可以成立”。总体上,日本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并非深思熟虑之举,“其合并利害得失,殊不能立即加以判断”,并进而认为,因德国吞并奥地利“对德恶感加之,欧洲政情将缓和对日感情。欧洲安定既甚困难,可使增加安定远东之念”,“我方对华政策之同情与谅解,务使其成熟俾完成战胜之效果,极为重要”。蒋介石亦在分析德国吞并奥地利对东亚局势的利害关系,但表面上向陶德曼表达了中国不反对德奥合并,并以承认伪满洲国而使中国陷入分裂相诘问。

日本特别注重对德关系的细微之处,甚至包括具体的生麻贸易买卖权问题。“(部外秘密)曾一探询松井机关长矣,据称鉴于该方战斗继续中之实情,生麻一物作为军方需用品,现由军部方面一手包买,正在准备中。是以该件之特别处理事所难能,希向天津方面妥为作答为荷。虽与德之关系深切,如为我政府及德政府间之一重大问题,特别对此一介商人之贸易,以致枉曲往来之方针者,则开恶例于将来,自乱统制之道也”。

通过破译部分电报,国民政府亦对日本的对外宣传有所了解。1938年3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电日本驻英大使,要求驻英大使收回日本民间团体所送往海外的不当印刷品。“近来由民间团体,关于事实宣传小册,多送往海外,其措词之不当,反使读者抱有恶感”,“由外部何机关或民间团体商店公司直接所送交者,如在贵地包含有民间之时局委员会之机关,一并将内容检讨。如认为有不适当者,希予以抑压放弃。”

关于日本参加193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形及交涉,破译电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国字第6654号电文围绕博览会规则展开。“理事会长之追加规则案,虽不过为该局长之私案,但为基于确保特殊博览会自治性之原则起见,今后是否自各国代表等提出同样或以前之建议,殊难预料,该项私案,以包含实质的重要事项,我方有请求适当之修正及削除之必要。”

国字第6742号译文传达了关于博览会的诸多重要信息。日本外务省认为博览会秘书厅所设定之出席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准备工作,“出品部类目录其范围过于窄狭,鉴乎本博览会之目的以及性质,难予承诺。对于此种状况,殆已早无与秘书厅继续交涉之余地”,外务省认为“对于缔约国,勉作请求各予非正式赞同外,无他办法”。“此次令小委员会立即表明达到否定结论之态度者,盖恐我方邀请之委员,将为完成列国赞同邀请之妨害耳。希与小委员会中之德国委员,及他之对于我方有其善意之委员等,商取紧密之联络,从而对于右之委员,关于本博览会之性质,及左记各点,难为力说,俾令小委员会之决定,延宕下去,切盼努力,是何”。此时,顾维钧驻使法国,在其回忆录中丝毫未曾提及此次博览会。

日军侵占张家口后,曾与德国签订契约,秘密交换货物。“本人于本日与金井最高顾问商谈间,偶涉及蒙德互相交换货物之契约事件,该顾问以只限本人谅察之范围,曾作如特电要领之会谈后,并于前者川村总领事来张,曾受种种质问,蒙疆方面对于向德交换对象一节,惟仅予以承诺之程度为止,并有不予将一切经过情形公开之实情,本此意旨,故再三嘱托,希绝对付之秘密,只请限于尊处关系当局谅知为荷”。

国字第6749号译文是日本政府与瑞典关于贸易方面的协定,由斯德哥尔摩发往东京外务省。“本宣言书以前电及本电组成之,其要点如次:(一)缔约国之一方如有输入限制,管理汇兑及关于制定特别税之新措置等场合,至迟于15日前通知对方;(二)甲方缔约国民对于乙方缔约国民作不正常竞争企图经济利益时,甲方应得乙方要求而商议;(三)依据国际条约,开行定期会议;(四)本宣言书定自7月1日起实行,并须预在6个月以前,互相通告废弃。”

徐州会战大局已定时,通过日方电文,国民政府了解到日军对中国战场形势及宣传的判断。1938年5月21日,无字第18546号译文称“徐州战局业自数日前已趋决定的阶级,而其陷落亦不过时间问题”,“外国报纸对中国方面如是容易败北之态度,似表示失望焉。然对中国今后之抵抗,仍以有希望之口吻,欲将我方战胜之高价,有作折扣之倾向”。

华北日军强迫农民种植鸦片

二, 日军以战养战及对华经济掠夺

在所破译的电文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沦陷区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类情报的破译,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戳穿其发展中国经济的谎言;另一方面也证明,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经济侵略行为是了解的。

日本侵占华北后,为加强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准备控制华北的金融。1938年2月,无字电文中大多是沦陷区的经济社会情况,涉及军事,外交的情报较少。此时,为维持战争经济,日本有意通过军方种植鸦片,并确立一整套措施。

2月10日,北平日本情报机构称“10日,中国方面代表王克敏及台湾正金银行代表上山副总裁协商设立联合准备银行时,新政府缴纳1250万元(第一次缴纳),借款业已签字”。但是,天津日本情报机构认为,设立联合银行之举“现银准备低至5000万元程度,则其成否,尚属疑问”,如现银不足,只有按照日本及伪满洲国现行办法,管理汇兑业务,其方式就是通过改革察南银行及蒙境银行,发行奉天票,汇款以5000元为限额。但此措施的缺点是,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羊毛贸易。

目前,学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毒养战的研究比较充分,认为日本确立了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目标,并将毒化政策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国家行为。1938年2月15日,相关机构成功破译无字第12072号电文,该电从北平发往天津,上海,青岛和东京,主要内容是日本华北侵略军准备垄断鸦片种植及贸易。此电的背景是华北伪政府于1937年底推出的《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方针》,根据该方针,日本侵略军指定特许公司和商人收买鸦片;种植鸦片需要得到伪政权的许可;吸烟者要到禁烟局登记。该电正是日本侵略军准备在华北垄断鸦片种植和贸易的罪证。

这份电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日本军方有意确立鸦片专营,“关于鸦片,军方大概有令新政府实现之决意,刻在指导树立其方针中”。日军垄断鸦片,目的是牟取暴利,“目下政府方面,由清查课征收之印花税(通过税),每月已越过20万元,依上述立课部方法,将来亦有达年收千万元之希望”,之所以会出现税收之暴涨,系因“烟行之零食价格,事变发生后,既已胜贵二倍”,即使在上述暴涨情形下,仍可继续促使价格上涨,“然尚可图谋收入之增加,拟进一步采用鸦片专卖制,甚至企图印度鸦片之输入焉”。电文第二部分是针对麻药的新规定,“关于麻药军方与新政府方面,均希望尽力对日鲜人予以严重之取缔,是年与天津青岛均联络之后,对于电二三号内容,期予以彻底焉”。电文最后附上了日本相关人员的活动线索,“且青木预定于十九日偕大江向张家口方面出差”。对于情报工作而言,此电之破译,可以掌握日军准备在华北进行毒品贸易的情形,为国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

即使是具体的商品买卖,电文亦有涉及。无字第11807号译文涉及的是羊毛买卖。1938年2月10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机构致电北平,上海情报机构,称:关于羊毛,日本军占领包头后,令中国商人将其所有商品一津向日本占领当局登记,三个月来,日本方面以一定价格并以蒙境银行钞票购买羊毛商品,据称购买原因是关东军需要。日本此举领天津方面的羊毛买卖受到影响。天津方面还认为,在包头所购羊毛并非日本使用,而是贩卖到海外,这也影响了天津的羊毛产品贸易。电文同时提出,日军在华北垄断羊毛贸易会影响到各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一旦某公司或政府取得独立的利益时,一定会有人出来抵抗。

对于招远金矿,日本侵略者有意采用联合公司的形式进行,并有意通过外务省取得当地日军特务部之了解。“招远金矿之精炼设备等虽未明了其为如何,但其如未破坏则可利用之,同时开掘多量之矿石,输送内地卖给住友”,“从来之合办公司,今则仍其旧贯,不予变更,凡此各点已得特务部之谅解矣。”

为了掠夺中国的农产品,日本故意让中国发展其自身不产的产品,并避免中国的农产品与日本本土产品发生竞争。1938年5月10日,无字第17781号译文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日本侵占区农业发展方针 ,总体上“关于中国方面农事改良事业及实验研究机关之指导,以不阻害我国事业之发展为方针 ,自不待言”。在华北地区,“与我国农产相重复者量少,故对于棉花之改良增产,应设法促其实现”,而在华中地区,“如蚕丝及制茶,与我国物产相重复”,故在华中指导之时,应设法在不发生危害日本农业之情形下,慎重修改,“特别对于养蚕及制茶之改良增产应巧妙地予以限制”。在缫丝企业方面,即使是出于营利的目的,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援助,亦应“予以防止为安”。电文要求在华日本侵略军及占领当局“基于上述之既定事实,为具体的处理,应由该当局明确把握上述之方针 ,并使日方国策的农业实验研究机关管理华方现有之农事实验研究机构,又使我方机关监视民间蚕丝,制茶业之情况”。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要推动者—曾养甫

三, 中日秘密接触

抗日战争前期,中日之间存在多种渠道的秘密接触,既有官方渠道的正式接触,也有民间渠道的非正式接触;既有中央级的接触,也有地方级的接触。中日双方对于这种秘密接触,都抱有各种目的。国民政府一方面有意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另一方面亦未放弃可能地求和机会;日本“既有希望早日结束中日间不幸战事者,更有逼迫中方实际上接受投降条件者,且随着时间推移,即随着日本在战场上取得更多的胜利,日本的议和条件实际上已演变成迫降条件”。孔档破译电文中,有一部分涉及当时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

1938年2月10日,无字第11778号译文概括了蒋介石对当时中日和谈的条件,该条消息的来源据称是“顷者携带曾养甫之要务而北上之省党部秘书谌小岑,归来后,对于汉口之情形,向谍者会谈如左”。曾养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技术型官僚,长期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滇面铁路督办公署督办。谌小岑与曾养甫同为北洋大学同学,并在五四运动中加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1936年,曾奉宋子文之命通过谌小岑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商谈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日问题。该电由日本外务省发往上海。应属外务省为使上海相关机构了解中国国内情形而发,并非专为探讨正在进行的中日秘密接触。

电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所载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如下:“蒋介石对下述各节,曾予以指示,据云:中日两国之和平,如不以平等关系为基础,则恐难以建立。敌人之困难,较我尤甚,刻下虽无进击华南之余力,但对其防备,有特予严重之必要。党务工作,于唤起民众之武装抗敌心,最为重要耳”。前半部分尚可理解为蒋介石对日和谈条件的指示,但后半部分应为蒋介石的抗战部署,不属于中日秘密接触的范围。

电文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主要是黄埔系与CC系之间的争斗。“国民党内部黄埔系及CC团之轧争颇为激烈,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之取消,亦黄埔系之所为。因此,陈诚之立场亦现窘迫”。

电文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战场情形的分析,推测中国军队战略动向。“中国军集中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及河南,湖北,安徽之省境,视情形如何,似有放弃徐州,郑州,武汉之模样,故武汉之人口已显然减少矣”。

电文第四部分是关于国民党要员张群的个人信息。“四川省军民对张群反对甚盛,据闻在成都到处张贴有‘打倒亲日派张群’以及‘打倒政学的张群’之标语”。

电文第五部分是关于中德军火贸易的消息。“闻驻德大使程天放已向该国订购多数之枪炮,将于六月末交货云”。

此电对中国情形描述相当准确,如对张群入川的消息掌握就是一个例证。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刘湘病故,蒋虽然当日亲往探望,对刘之逝世“甚悲”,但亦认为“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实矣,未始非国家之福”。蒋介石拟以张群主政四川,遂于1月22日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在蒋看来,刘湘的去世,意味着即将实现中央对四川的全面控制,这无疑将增强抗战力量。蒋在当日的日记中认为,四川的统一将使“倭寇更畏缩乎?”1月25日,刘湘旧部四川省保安处处长王陵基等通电反对张群入川,蒋还专门研究“四川反张风潮与其背景”。

至于军事问题,时值武汉会战,蒋介石对于固守武汉充满信心,“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将无法夺取武汉,劝中央同人,对军事前途抱乐观态度”。蒋固守武汉之语,只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心,军事上已无可能守住武汉,亦与已经制定的长期抗战的战略不符。电文第三部分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对于中日议和,蒋介石在1月26日招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时称,“现时绝无与日秘密议和之事”。

孙中山与孔祥熙,宋子文等合影

以往的研究之中,宋子文,孔祥熙等虽掌控对日交涉的秘密渠道,但其本人出面与日本进行类似交涉的材料并不多见。1938年2月12日,无字第11886号电文被成功破译,内容即为宋子文对日谈判议和条件。该电由上海发往北平,天津,东京。岩洋行氏在香港会见宋子文,事后,该氏将情形汇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冈崎胜男,“宋氏态度不变,极为强硬,毫未见有妥协之色”,据称其强硬的理由是“以研究日本财政状况之结束,知日本今后经过六个月后,准备金外币枯竭,输入能力必至无有,届时对中国关系不得不出以何项之处置。中国如能再忍耐六个月,则已足云云”。岩洋行氏回应:“假如一若宋氏之言,日本至输入能力无有之场合,无论如何,日本对中国之战争此时可以收束之想象一层,曾指摘其过于论理”。会谈结果,“宋氏仍固执前言,一若颇有自信者。于此,与宋子文之会见,于成功之中,完其任务。宋与孔氏依然反目,似尚未改变其态度云。”

此电所记录与宋子文会谈时间系1938年2月10日,此时陶德曼调停已经结束,因此,宋子文所坚持之条件,应该不是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条件。宋子文这条渠道亦与陶德曼调停没有关系。作为劝降国民政府的整体国家目标,日方对宋子文所谈条件大体上与陶德曼调停中的条件类似。结合此时中日外交情形,宋子文所坚持反对的,应该是对日本于陶德曼调停后所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西北军首领—宋哲元

四, 日方对中国内部的情报刺探

七七事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激烈战斗,但日军对宋的劝降亦从未停止。1938年1月19日,国民政府破译日方诱降宋哲元电报。此时,宋哲元部已无力主动出击,华北沦陷不可避免。电文称“据十七日齐燮元对馆员谈,宋哲元现据彰德东部,尚管辖一部实力”,“日对余(齐)处派来代表,特为渠(宋)自身今后之向背前来请求”。日军希望宋哲元“率部队进山西讨伐共产军”,结果“宋拟于日内,再派代表前来云”。电文判断“宋似有归顺于当方(指自己方面)模样,再,对万福麟,商震,亦将图取对宋同样之措置云”。宋哲元并未为日军所劝动。1938年2月18日,日军攻占新乡,宋哲元再次退守。

日军在中共内部安插间谍的情形极少为人所知,批14230,14231,14232号译文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三份电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展现了打入中共内部的间谍所探听到的情报。1938年3月19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致电长春,上海,北平,张家口,济南,青岛日本领馆及外务省,通报所得有关中共的活动情形。这份第14232号电文称“自本馆谍者(系共产党中级干部)听取中共河北党之近况如左”,并特别强调“对外秘密”。

日方所得关于中共河北省情报及活动情形如下:

(一)中共党组织与事变前(卢沟桥事变)无变化,依然由北方局领导各省委及北平,天津两市委。现在之中心工作转为军事工作,不过因事变关系,受甚大之影响,北平,天津两地以学生,工人为目标,恢复组织宣传工作,亦同时并用,但言听取缔之严重,实际工作不甚进展。其最堪注目者,为今年二月中旬北平设置河北抗日第八路军济南队北平办事处,其主任秘书,书记等中心人物均为第八路军所派。以北平市委员来工作不努力为口实,申请前往接收。

该部分译文,可以提供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组织及宣传情形,关于人事变动亦有涉及。该电发出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动了铲除托匪汉奸运动。1938年2月4日,张慕陶在山西临汾被押,“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民族革命大学青年抗敌决死队全体学员及山西广大民众,均发布宣言,传单,一致要求枪决张慕陶,肃清山西及全国各地托匪汉奸”,借此机会,中共中央决定扩大铲除汉奸的运动,要求“利用张慕陶及各地托匪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事实,揭破务地托匪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斗争”。

电文所谓中共大力发展组织,尤其注意发展青年及学生党员,符合当时的实际。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党员,其中决定之一就是“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

第14231号电文主要是针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军事部署。该电1938年3月19日由天津发出,并未指明发报对象。

该电接续第14232号译电,从序号“(二)”开始:“从来之态度:对于军事等工作以与军事有何等关系之党员作为游击队干部内之领导者,令其充指导。其他一般党员并不要求参加游击队。但近来一般党员参加游击队颇为协调,结果,近来下级党员等亦纷起参加。又,对于不参加之党员关于破坏铁路工作及其他之直接行动时,时常发出指示。”

这份电文透露,为牵制日军,中共加强了对游击队的领导。由于情报提供者只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的中层,因此,他所得到的一般是具体执行层面的实际情形。考虑到形成最高决策时的迟滞,在最高指示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实践活动。1938年3月24日,洛甫,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就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作出指示,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达此目的,应“建立完全的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 (如云臻同志的游击支队)及地方游击队”。

满族抗日名将赵桐与八路军将领合影

该电文向日军透露了中共即将成立的四个游击分队,“不日,于北平丰台间应见有四队之组织。北平附近之游击队指挥者系张冲及王某,第八路军便衣队直接予以领导。其他游击队之重要者纱在宣化涿鹿方面之赵桐,张道所属之部队。又冀东叛乱保安队张广(庆)余,张砚田等亦与中共方面联络潜入冀东地区,正准备组织游击队”。在《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中,中央提出了“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这与电文中的张庆余部是同一类型。

这份电文还向日方指出了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活动场所,“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之重要人物以天津英租界方面为根据(地),诚属确实。(人名不详,但均系南方人)近来在北平之重要党员利用公使馆区域活动。”这里的重要人物当系北方局的代表人员之一,但非主要负责人。因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就北方局领导人员的分工有一个正式文件。该文件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驻在延安,在中央领导下,仍旧担负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驻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朱瑞与冀晋豫省委驻晋东南,朱瑞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同蒲路及平汉路东西两面党的工作;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

日本虽然从中共内部得到了上述信息,但对于真实性仍存疑问。为确认第14231,14232号电文的可靠性,日本天津领馆特别追发一封电报即14230号,对其真实性予以分析。关于游击队活动,“以上系就探知所得,该项报告照各般之情势,似属近于真相一方。现在之中心工作系军事工作。河北党委机关报纸《火红》上亦有披露事实上之游击队组织及活动,现在津浦平汉两线及冀东区内亦渐有活泼之倾向”。关于北方局在天津租界活动,“虽有上述四项之事实,但实际活动大抵所传之情报并不积极”。天津领馆还自认,“本馆搜集之共产党文件,大多数系赝品”。

即使在宋子文身边,亦有日本的眼线存在。对于研究该问题而言,需要探明的是:国民政府既然知道宋身边存在日本眼线,是否会乘机加以利用,发布虚假信息,以便迷惑日方。无字第14234号译文系日方从宋子文秘书处获得,内容是关于英镑借款。“据宋子文之秘书对谍者谈话(出处秘密),孔祥熙去年滞留欧洲时,向英格兰银行迭次接洽,于保证支付本利为条件之下,以中国政府之名义,发行五百万英镑公债,向美国卖出”,该公债分五期支出,支出第二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支出,“上次经宋子文之奔走,该件遂得继续,第三期部分之支出,业经接受”。电文译文特别在最后注明“请延迟发表”。不清楚这里的延迟意见是原文所有,还是破译时所加。

日本情报机构在西南运输公司内,亦发展了眼线。1938年3月20日,无字第14257号由东京发往上海,电文判断海防为中国购买海外军需品的中心。“顷向西南运输公司听得的消息如下:该公司以宋子良作为主任,于三月一日成立,以当一切军需品之购买并令宋子安常驻海防”,“海防系中国购买军需品之中心已无疑矣”。其实,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的时间并不准确,但其对海防在中国海外军购中的重要地位确有清楚认识,这为日军进一步控制越南提供了借口。

即使已经能破译日方数个渠道的电报,但蒋介石并不满足,仍尽力寻求国际帮助,以期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电报侦破能力。1938年5月6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苏联考察的张冲“对日密电之侦收与翻译方法,最好请俄员训练,并准我方人员参加,此可请张委员与俄武官切商之”,且于同日致电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日情报部分,交第三处郑介民协办,对无线电收译部分,即交第四处负责洽商为宜”。

五.结语

破译电报所呈现的战时中日之间的种种情形,为国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了情报依据。在如何判断情报地真假问题上,现有资料可以辨别其中的一部分,但一份译文仅仅判断出真假,距离其在历史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尚有一定距离。情报双方是有意释放,还是预设圈套,这中间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事实上,中日间特务部门的无间道早已上演。就技术层面而言,军技室成立之前,已经可以破译日方相当部分的电报,但就应用层面而言,虚实之间还有很多可以灵活处理的东西。

对于破译情报的研究而言,除了论证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之外,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是探究该项情报如何影响决策部门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影响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战争爆发之初,中日双方事实上均未放弃可能的停火谈判,并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日方逐步提高谈判价码,但其失败结果与中日双方已经互相探明了对方底牌存在密切关系。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在侵占地区种植鸦片,垄断获利;在侵占区种植日本本土缺乏之农产品,从根本上将中国农业置于日本农业的附属地位。国民政府对此类电报的破译,有助于及时制定相应对策,并揭露日方的侵略行径。

通过破译相应电文,获悉日方对中国国内情报的刺探程度,属于双方情报战的重点部分之一。日方在中国国内各政治派别,各宗教团体内安插眼线,或者通过第三者途径购买情报,国民政府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但对方具体刺探到了何种情报,则不易得悉。日方对宋子文,孔祥熙等掌控对日秘密交涉渠道的高层人士,关注尤多,而且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情报;在对中共的情报获取方面,一般系从中层干部中获得,或者从间接渠道获得。从已经破译的电文来看,日方对中共的谍报工作成效不大。

目前所见破译情报,时间范围较短,且并非全部。就孔档而言,亦仅仅开放了约三分之一,仍有三分之二的卷宗尚在整理之中。若能利用日方与破译情报相关的各种文件和档案,通过全面梳理,比对,相信定能将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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