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科技

西泠印社由私变公详探 宝印山房

西泠印社由私变公详探

文/王巨安

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摘 要】

1951年后西泠印社由私变公,是其自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其原因、经过等情况,数十年来相关研究与宣传一直多存缺憾,误传广远。发掘、展现相关原始文献,结合历史背景详加考识,再现这一事件的起因、性质、焦点、过程等真相内情,能匡正、解答一系列误识与疑惑,从而留存信史。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吴振平 王福庵 邵裴子

1951年,已广具影响的民间社团杭州西泠印社将其所有房地产、文物、图书、器物等财产全部移交政府部门,当时当地仅有的两份大报《浙江日报》《当代日报》没有报道,数十年来也不见有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出现。成书于1957年,由社人王福庵(名禔,1879—1960)审定、秦康祥(1914—1968)编纂、孙智敏(1881—1961)裁正的著名的《西泠印社志稿》,内容止于1949年,也未涉及此事。

1962年8月9日,复社不久已属国有的西泠印社在致“省文管会、市房管处、市园管局”的题为《杭州西泠印社要求将原西泠印社文物资料、器具设备、房屋等全部归还我社使用》的函(杭州房产档案馆藏)中称:

1951年,因鉴于印杜一时难以恢复活动,又值当时管理人员因故变动,经沪、杭两地部分社员研究决定,将印社全部文物资料、房地产及家具暂时交给政府代管,并分别由省文管会与市房管处接收管理。

1995年出版的《西湖志》载:“1949年10月后,印社房舍移交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代管……所藏文物移交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

1999年出版的《杭州市志》载:“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印社为杭州市军管会接管。”[2]

进入21世纪,西泠印社在发现1951年9月10日杭州市民政局呈代市长吴宪《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呈请核示由》这一档案后,统一了“捐献”观点。但时至今日,相关宣传与论著仍一致认定这一捐献由丁辅之(名仁,1879—1949)首提,是丁辅之于1949年面嘱王福庵,[3]甚至另加种种原因背景探讨,[4]而2003年出版的陈振濂先生所撰《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对此却有更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在经历了政权更迭最初的混乱之后,西泠印社从被停止、被误解、被禁止的尴尬处境中逐渐解脱出来。目前所知道的早期资料,是张宗祥于1955年(笔者按:应为1956年,下同)在浙江省人大提出议案,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但在这之前的情况,却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比如1949年解放前夕病重中的丁仁与王禔商量把西泠印社交给共产党;其后王禔于1951年夏会同吴隐之子吴振平,约请社员邵裴子、陈锡钧代转杭州市人民委员会,要求捐献西泠印社的房产、土地、社藏文物,但要求不改变“西泠印社”名称。是年9月杭州市接受。但又有记载是省文管会接受文物,市房管会接收房产。当时的接收,捐献方由谁代表?接收方究竟是哪家单位?当时的文物有哪一些?有无清单目录?与今天的印社所藏有哪些差距?又在1951年捐献之后直到1955年张宗祥交人大议案之时,西泠印社有过什么样的记录?还是一片空白?韩登安、阮性山等在当时从事何业?而杭州与上海的社员如王禔、吴振平等有否联络?是杭州方面自行裁定?还是接受上海方面王禔的指示?西泠印社的收归国有,与建国初的公私合营运动是否有某些关联?在这场大动荡中,作为西泠印社社长的马衡,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王禔在上海的某些意见,会不会与在北京的马衡商量?[5]

以上可见,一直以来,对西泠印社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相关研究与宣传多有缺憾。为求有明确而全面的认识,笔者广做调查,在浙江省博物馆(下称“浙博”)与杭州市房产档案馆(下称“杭房”)发掘到就此事的往来原始函牍共计数十件。结合历史背景对此详探考证,能够完整、客观、清晰地再现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解答今人诸多疑问,再现西泠印社前辈社员在重要历史时期为求印社的存在与发展甘心奉献于人民大众的心态和形象。

二、三份重要文献

这些原始档案中,最重要的是王福庵联名吴振平(1907—1979)从上海致杭州邵裴子(1884—1968)、陈锡钧(字伯衡,1880—1961)函(下称“主函”)和随附的吴振平致邵裴子函(下称“附函”)以及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周永年函(下称“邵函”)这三份原件。

(一)主函

主函(图1,杭房藏;另见陈锡钧抄件,浙博藏)连同信封(浙博藏)由王福庵毛笔手书,下署“上海广东路二三九号吴寄,一九五一.七.十五”,表明由吴振平寄发。全文于下(标点笔者添加):

裴子、伯衡二公大鉴:

溯自我西泠印社创设以来,历年经过情形,二公亦社中人,当无须琐述。福庵与振平鉴于我社虽以研究印学为主要宗旨,迄今已四十八年,但现在社员散漫已极无法团结。不过从前在社址上建筑、布置、搜集很有成绩。且因地处西湖之中心,向来公开任人游览,无形中已成为西湖风景区之一,来杭游览者无不以一登临我社为快。自解放以来,杭州各处建设已突飞猛进,焕然一新,而迄今我社不过靠少数人的力量藉以维持现状,欲求进步,殆不可能,曷如将我社历年经营之社址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庶可以更有意义的贡献于人民大众。振平上次来杭,蒙二公亦同意将此项情形转达政府。今为郑重起见,由福庵与振平以发起人的资格,特再耑函奉托二公,转为呈请政府有关部门将我社接管。同时,我们尚有几点建议,亦希政府酌予采纳:

一、原有建筑及固定性之文物,希望尽量保留。可动性之文物,则请二公主持,分别移交;并为便利游览者辨识起见,保留原有之名称。

二、我社创设时,系请叶六(笔者按:应为“洛”,下同)九君管理。六九故后,由其子秋生、德生继续管理。经过几次战乱,独我社不损一草一木,皆秋生冒险护守之功。其弟德生,对于政治颇有明确之认识,去年曾鼓励其子参加“军干”[6]。同时,政府方面于接管之后,亦须有人管理。为请求政府予秋生昆仲以适当之照顾起见,我们建议请政府将宝印山房、斯文嶴、山川雨露图书室数处无关游览之房屋出租与德生,以经营书籍与土产之另(笔者按:应为“零”)售业。又将山上售茶处所仍交秋生承办,而山上洒扫、收拾,亦责承办理。如此,则既可维持渠等之生计,亦可与渠等以继续为游客服务之机会。

以上两点,敬请转达。至于洽妥后我们应有如何之手续措施,亦希见示,以便遵办为祷。耑此奉布,敬请

大安!

王福庵(并印)

晚吴振平(并印)

一九五一.七.十四

◎ 图1 王福庵联名吴振平致邵裴子、陈锡钧函(主函)

(二)附函

随主函同寄的附函(图2,浙博藏)为吴振平毛笔手书,未署年月,但与主函紧密相关,更反映隐情而具私密性。全文如下(标点笔者添加):

裴子世伯钧鉴:

前荷赐教,无任感佩。窃以杭州西泠印社虽由私人团体经管,但向以公诸大众为原则。今日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唯有献诸人民群众管理,始为最合逻辑。按原有社员组织,衡诸“登记条例”,绝对不够条件。如欲重加组织,则决无人肯出而负责与领导。而侄在上海所经营之“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其名称与性质既不同,且经过工商登记,乃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企业,与杭社[7]可称毫无关系。然而侄与福丈所以迟迟不作任何决定者,是因此举有关叶秋生君一家生计耳。今限期已迫,不可置之不理。昨侄已致函叶君,叫彼亲至登记处所与负责人商谈,并属(笔者按:通“嘱”)他事先持侄来函与老伯及陈伯衡先生二位再商酌一下。依侄与福丈之意见,最好一方面社产呈请政府接管,而在可能范围中予叶君以适当之照顾,一方面恳请老伯与陈丈说服叶君,当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其私人进益设或因而减少,应当另谋办法。若欲永远依赖于此,似非合理也。如何之处尚希不吝指示。是所至盼。耑此,敬颂

崇安!

侄吴振平敬上

陈伯衡丈处恳代致意,不另。

◎ 图2 吴振平致邵裴子函(附函)

(三)邵函

邵函(杭房藏;另见底稿,浙博藏)为邵裴子毛笔手书,是他与同事陈锡钧受王福庵、吴振平委托后,正式向属地政府部门提出捐献意愿,并将主函未明确的事项一一加以陈明。全文如下:

永年主任[8]大鉴:

裴子等接西泠印社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二君来函,愿以印社房地献给政府,嘱为转达,并有意见二点,希予采纳。裴子等思维贵处实为接收此项房地捐献最适当之政府部门。日前因高亦吾同志前来文管会接洽公务,已由裴子先告大概,请其转陈。兹再附呈王君等原函,请察洽。其有原函意义恐有未明,再为解释附后:

一、所谓“固定性文物”,系指汉三老石室中之《汉三老碑》及其他有关印社历史之碑刻、摩崖与印人铜、石造像等。所谓“尽量保留”,即是在“原地保管”。“可动性之文物”系指社中所藏书画、书籍、印谱之类,前由发起人吴君来杭面洽,交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再,请保留“西泠印社”名称,依旧使用。

二、建议第二点,本文[9]已甚明析。兹又据叶秋生、德生兄弟来称:自其父洛九管理社所以来,四十八年,人历三世,向来不受工资,亦不出租金,以管理、打扫之工作换得一部分房屋之使用。且修理、税款等费,除少数社员自愿补助一部外,均由其筹借垫付,积数颇多。今经各社员同意捐献政府,当保证移交器具物件,不遗一丝一毫。唯其家兄弟两房共有大小十九人,均恃在印社卖茶及卖书籍、土产为活。恳请接收方面照顾,许其承租原用部分,从廉征收租金,并准予借用原用桌凳器具。其兄弟等并表示愿继续义务管理。至其子侄等现在所住部分,即行让出。

裴子等均属社员,知秋生等不但平时管理勤勉,且当日寇侵略时,尤竭尽苦心,维护社产及社内保藏之文物,丝毫无损。盖今日尚有印社,可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实赖秋生等护持之力。故裴子等亦同意请求贵处于接收后,顾念历史,予以特别照顾,勿以一般公产之承租人相待,则秋生等不致失所,同人于捐产之附带希望,亦获实现,均感公便。

如承贵处同意接收,社方应有如何之手续措施,希予示复,以便转知王君等遵办为荷。再,印社发起人吴、王、丁、叶四君,现唯王君健在。来函列名之吴君,则为原发起人吴君之嗣君(社例:社员身故,其子继之)。当时出资,吴君最多。除间有捐资协助者外,一般社员,凭介绍入社,毫无义务。故此举王、吴二君创议,社员定必一致同意,毋庸顾虑。因高同志曾以询及,故附及之。此致

敬礼!

邵裴子(并印)

同启

陈锡钧(并印)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

附原函[10]。

复示请寄本市龙兴路十五号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裴子等收。

三、三函考识

结合时代背景,考证以上三函,可得以下认识:

(一)房地产捐献性质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农村虽已广泛开展土改运动,但在城市远未开始对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故主函及附函所称“将我社历年经营之社址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呈请政府有关部门将我社接管”“献诸人民群众管理”等,其含义即赠交。邵函则更明确表述为“此项房地献给政府”“愿以印社房地献给政府”。对此,接收单位行文(包括回函)也全部延称为“捐献”(详见下)。吴振平专程来杭赠交西泠印社名下房产权证给政府部门(详见下),也足可证明。

(二)社藏文物包括书籍器物之移交应认定为保管

对于印社所藏“固定性文物”与“可动性文物”,主函称“希望尽量保留”“分别移交”,附函也笼统称“唯有献诸人民群众管理”“社产呈请政府接管”;而邵函先表示为“在原地保管”“交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后又称“盖今日……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但随后邵裴子在致杭州房管处康玉生函中又言“社中所有文物,概由该社移交省文管会接收。至其房产捐献,则为我等私人受托代办”(详见下)。有关部门如杭州市民政局则在呈代市长吴宪报告与致杭州市建设局函中则都提到:“房地同意捐献……文物准予保管。”(详见下)可见,对于社藏文物等物品的移交性质,应认定为代为保管。这也是恢复后的西泠印社提出“代管”说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是物随社走,都归了国有。

(三)主要捐献人是吴振平

前两函反映出,吴振平的捐献意愿更为明确,态度更显积极;且在与王福庵正式致函前,他已为此奔走杭州,分别相商于邵裴子、陈锡钧与印社管理人。主函王福庵置先,是王福庵属长辈。

吴振平,浙江绍兴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字石潜,1867—1922)幼子,随父居上海,承父业并以善制印泥出名,也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1947年与韩登安、叶良本(叶为铭次子)同被推为印社的干事。[11]

1951年8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税务局房地产税编查表》、1951年11月4日纳税人为叶秋生的《浙江省人民政府税务局房产税缴款书》与1947年西泠印社契照(均杭房藏)显示:其时西泠印社有土地5.678亩,房屋合计建筑面积701.13平方,时值230275000元(1955年币改后为23027.5元),代理人吴振平、叶秋生,房产证由吴振平收执,表明已是吴振平实际掌控印社这一主要资产,这与印社的成立与发展以吴隐的贡献最大直接有关。建社初期四位创办人公捐,吴隐出资达大洋490元,占四人捐1084银圆的45.2%。[12]又,吴隐父子早期以西泠印社名义大量出版书籍与出色研制印泥,促使西泠印社声誉鹊起。因此,其他创办人或其继承人即使有处置意愿,也须经吴振平同意方可提出。而到此时,并不见其他两位共有人即丁辅之、叶为铭(时均已故)后代有任何表示(叶良本直到1951年11月2日移交之日才出现,详见下)。至于创办人以外的其他社员,不享有对印社财产的支配权,这在邵函中也述及。

在历经战乱、民生艰苦的情况下,吴振平等为西泠印社的保存与发展不计个人得失,令人敬佩。可惜他的这一大功,至今彰显不足。

(四)捐献为谋求印社的存在与发展,直接促因是社团登记

附函所称“登记条例”“今限期已迫,不可置之不理”及“登记处所”,背景是1950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3]次年即1951年初,浙江省人民政府也发出补充规定,要求“各地的社会团体限四月底前登记”[14]。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1年3月23日又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施行细则》,对民间社团实行登记制,规定由社团负责人申请登记,“限令各旧有的社会团体,于一定期间内补行申请成立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以自动解散论;抗不登记继续活动者,得由该管人民政府解散之,并得予该社会团体负责人以惩处”[15]。杭州市民政局也刊登通告,规定了当地的登记期限,“已进行筹备设立的社会团体及已成立的社会团体,限于七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卅一日止向本局办理补行申请登记”,并重申了后果。[16]

前两函提到的“现在社员散漫已极无法团结。……欲求进步,殆不可能”与“按原有社员组织,衡诸登记条例,绝对不够条件。如欲重加组织,则决无人肯出而负责与领导”,确为实情。作为民间结社,西泠印社的组织结构本不健全。所举社长马衡(1881—1955),1949年前就是挂名的,其时远在北京另有要职;所举总干事韩登安(1905—1976),因曾任职旧政权,当时正被强制管训,无暇顾及社团事务。且因新旧社会更替,社员情况变化太大,有的甚至无法联系,不仅缺乏负责人而不能登记,更无法填报该《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各项登记内容,诸如章程、计划、目的、主要负责人姓名与主要经历、组织情况及人员数目等,从而面临自动解散。而且,印社本就“向以公诸大众为原则”,为求印社的延续与发展,“以更有意义的贡献于人民大众”,在当时只有赠交国家才能实现。

以上也说明,这一捐献移交的提出,与丁辅之、马衡、韩登安等人无涉,更不存在其他直接起因或政府的强权行为。

四、焦点事项

如果没有这批档案的存在,谁也不会相信这一重大捐献移交所引起的焦点事项,是政府接收部门能否同意印社管理人叶秋生(约1897—1972)、叶德生(1911—1994)两家在原处生存续操旧业。

叶家三代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小本生意,与西泠印社可以说是相互依托。在为观光游览者带来参观休息与购物方便的同时,印社也借以保持生气,扩大影响,并得到日常的照看接待,甚至各项税费承担。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八年,公私所藏文物图书大有损失,不乏荡然无存者,即便如邵裴子、陈锡钧也不幸免。[17]而叶家却能“维护社产及社内保藏之文物丝毫无损”,实为奇迹,令人刮目相看,故邵函方有“盖今日尚有印社,可将动产、不动产分别献给政府有关部门,实赖秋生等护持之力”这样的由衷之言。当印社归公后,当地政府部门能否满足管理人的这一要求,捐献人无力干预;且在历经战乱、百业凋敝的背景下,管理人全家的生存也确非捐献人所能担当。为此,邵裴子只能反复提请政府接收部门同意。但到各项交接完成日,有关部门仍没有任何实质表示,邵裴子等只能进一步致函(杭房藏;另见底稿,浙博藏)吁请并详陈理由:

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房产管理委员会房产管理处[18]:

我们已遵照约定于本日代表西泠印社将该社房产(连同契据)、器具及文物照缮具清册分别移交贵会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至对于原管理人叶秋生、叶德生兄弟及秋生之子松柏、松泉希望照顾一节,前由园林管理处周主任通知裴子“西泠印社闻业奉到上级批示同意由房管处接收,交由园管处管理。对于叶等的照顾,闻:上级认为适当照顾,但不能作为条件”等云。查裴子、锡钧前函园管处,代表在上海之该社原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等表达愿将该社房产连同土地捐献政府之时,曾请照顾原管理人叶秋生等生活,但并不以此为捐献条件。兹承允“适当照顾,但不能作为条件”,与原来声请的意思正同。除前已向园管处说明叶等与社之关系外,今再向贵会陈明,以资了解:

西泠印社创设至今已四十余年,闻始即由叶秋生之父叶洛九管理,订定不给报酬,但许其利用一部分房屋卖茶及经售印谱、书籍、书画及其他物品,不收租金,以资补贴。管理、清洁均由其负责,房屋小修及房地租税亦由其负担,直至于今不改。洛九年老,即由其长子秋生实际负责管理。其后洛九病故,由其子秋生接管。再后因营业范围稍稍扩大,秋生识字不多,不能书写、做账,即召回在上海习商之胞弟德生帮同料理。最近因秋生二子均已长成,由秋生将所营各部分生业,分配由其弟及二子与自己四份分理,每部分的收入由分理之人享受。其一家大小十余口,均恃此为生。故印社房屋捐献之后,若不能继续其从前所受之待遇,则全家衣食即生问题,因其此外别无其他生理。再叶家三代为印社服务达四十余年,平时颇能尽心,沦陷期内,保存社产,丝毫无损,尤属不易。本社于社产捐献之后,不能再直接予以照顾,念其前劳,故为声请。现经叶等表示意愿,自以资本不多,且经营缺乏领导,以至难以改进。最好能就其现在营业范围,许其与政府合营,庶经营既有领导,管理亦可加强。所望似尚合理,为此陈明其与印社多年之关系,并为代陈意愿,尚祈酌夺,本“适当照顾”之旨,予以处理是荷。

此致敬礼!

西泠印社代表人

邵裴子(并印)

陈锡钧(并印)

吴振平(并印)

叶良本(并印)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

住址:龙兴路十五号省文管会转

但印社移交后,紧接着叶氏兄弟两家被全部迁出,另行安排。[19]社址由杭州园管处另派专人负责维修,社址向有的门店经营全部取消不存。各类活动因无场所无法举行,印社形同消失,此状持续多年,结果大大出乎人愿。

五、邵裴子功绩

王福庵、吴振平委托邵裴子作为第一代理人,是英明之举。观整个捐献移交过程,邵裴子尽力有加,直接出面以外,今见到其亲拟信函就达六通,以致杭州有关部门在函牍中多次称为“邵裴子等捐献”。

邵裴子(1884—1968),名长光,浙江杭州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出身,民国间先后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等职。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他与陈锡钧[20]都善书,喜鉴藏金石碑帖,同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

以邵裴子的地位、学识与威望,他的出面经办,自然得到杭州市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迅速反应。其功绩还体现在:

第一,提出可动性文物交浙江省文管会接收保管。这既可为之妥加保存,也是出其背景。时杭州市尚未设文物保护机构与收藏单位,而印社所藏多纸质文献,一旦保存不当,即面临霉烂、虫蛀、鼠啮。又,文物书画的点收造目,远比房地产复杂得多,外行难以胜任。

第二,提出“请保留‘西泠印社’名称,依旧使用”。这一可谓高瞻远瞩的要求,只出现在邵函中。

第三,积极吁请房地产接收部门照顾管理人全家的生计。西泠印社所藏文物、字画、图书,是极具文化内涵与既往繁荣的见证,但向来缺乏详细完备之登记目录,实际上完全由管理人掌控。邵裴子这一善举,有利于社藏物品的如数顺利安全移交。

邵裴子的这些作为,为数年后西泠印社的恢复埋下了伏笔。但他仅据王福庵、吴振平委托就直接操办,特别是他认为“社员定必一致同意”并对政府部门释疑,显为不周与过于自信。交接中,他与陈锡钧既充当移交方西泠印社的代表人,又是接收方浙江省文管会的代表人(详见下),实属不妥。

六、事记及文录

1951年7月15日,王福庵、吴振平致函邵裴子、陈锡钧(前录),正式表示捐献意愿,并委托他俩经办。此前,吴振平来杭分别趋访相商于邵裴子、陈锡钧与叶氏兄弟。

1951年7月24日前,叶氏兄弟按吴振平嘱趋访邵裴子、陈锡钧,并递交了《叶秋生、叶德生请求事实》报告(浙博藏)。

1951年7月24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函杭州市园管处主任周永年(前录),正式向政府部门提出捐献并明确相关事项。

1951年8月4日,杭州市建设局致杭州市民政局《为西泠印社愿将房屋土地捐献政府,交由园林管理处接管,函请查正核办并希见复由》(杭房藏):

接本局园林管理处八月二日林管字第1459号报告:以西泠印社社员邵裴子、陈锡钧二君,转附该社发起人王福庵、吴振平二人原函,愿将西泠印社的房屋土地捐献政府,要求本处接管,并提出两点要求……经本处研究结果,认为西泠印社在孤山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孤山风景而言,确有统一管理的必要,原则上同意由本处接管。唯究竟应否交由本处接管?以及当应具备何种手续?谨检附原函贰件,报请核示等情:本局同意由园林管理处接受,统一管理。兹检附原函弍件,函请查正核办,并请转报市府核准!至捐献手续,应如何办理,并希复示,以便转知。此致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计附邵裴子等原函贰件[21]。

1951年9月10日,杭州市民政局呈代市长吴宪《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呈请核示由》(底稿,杭房藏;正本杭州档案馆藏):

……职局意见:房地同意捐献,由房管处接收,由园管处管理,文物准予保管,管理人叶秋生、德生等,由园管处按具体情况酌予照顾,不能作为接收房地后之限制。是否有当?呈请核示。

1951年9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杭州市民政局(杭房藏)予以同意。

1951年9月26日,杭州市民政局致杭州市建设局《为西泠印社捐献问题,提出意见函复查照由》(底稿,杭房藏),告知已获同意的请示市政府内容,要求该局通知杭州房管处进行接收,并请转知其下属园管处与房管处联系办理。

同日,杭州市民政局致函杭州房管处《为西泠印社捐献土地,业经呈奉市府同意,函请你处予以接收由》(另见底稿,均杭房藏)。

1951年10月16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康玉生(杭房藏):

康同志:

裴子前在开会期间,承枉顾,见询西泠印社房产老契问题,并约以三日后答复。此项产契,系由何人收执,裴子向不明了。经询印社管理人,始知系由创办人某君保管。已嘱该管理人去信接洽,请其寄杭(保管人向住上海)。一俟寄到,当即奉知。

此事系裴子与同事陈伯衡先生同受该社创办人王、吴两君委托办理。同时,社中所有文物,概由该社移交省文管会接收。至其房产捐献,则为我等私人受托代办,与我会并无关系,特此附白。此致

敬礼!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六日

1951年10月20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致函杭州房管处康玉生(杭房藏):

康同志:

关于西泠印社老契移交事,前已有函奉洽。兹得上海创办人方面致此间管理人叶德生函,略称:“已蒙当局允予接管,至为欣慰”。嘱叶“将可以移动之物件,分两部分造具清册:①交与园管处者;②交与文管会者(按:此指文物部分,交园管处者为器具部分)。另方面请与有关各方磋商移交手续与日期。诸事明确后,详以见告。图照及契约,当于移交时亲自携来”等云。现我已嘱叶德生赶办清册。办竣后,即行通知贵处指定日期,再函上海方面将图照等携来交上。先此奉知,即致敬礼!

邵裴子

同启

陈锡钧

十月二十日

1951年10月22日,杭州房管处致函邵裴子,要求持该房产权证于1951年10月25日去该处办理交接手续(图3,浙博藏;另见底稿,杭房藏)。

◎ 图3 杭州房管处致邵裴子公文

1951年10月23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杭房藏):

兹奉贵会清字第二四七六号致本人便函,敬悉。此事曾经贵会派康同志前来了解,以我适参加省人代会议,未能会到,经函复。此事乃由西泠印社发起人王、吴二君托我及我会同事陈锡钧代表转为申请,已嘱在杭之该社管理人函上海王、吴二君,请将契据寄来。旋得上海与该社管理人复信,嘱为分造器具及文物清册(器具备移交园管处,文物备移交我会),俟造好后再结定交接日期,由王、吴二君之一亲自携来契据来杭交换。我已于隔昨函知康同志。兹接来信,定于廿五以前持证前往贵会交接,实来不及。当俟各项清册造好,由我再行函请贵会指定日期,一面即据函沪上之原发起人持件前往贵会交接。今复奉洽,此致

房产管理处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三日

我与康同志二信,可以取看,以资接洽。又及。

又原发起人准备将:(一)房产证,(二)器具,(三)文物,一次交出。以住在上海,多次往来或久留杭州,均有未便之故。

1951年10月26日,邵裴子致函杭州房管处(杭房藏):

西泠印社管理人已将器具等移交清册造好。请你会决定移交日期告知,以便即函上海通知该社创办人如期携带契据来杭交接。今日为星期五,希望当日或星期六得到你处回信,再预备信件和人。杭沪往来共四日,如定为下星期五交接,当尚从容。是否即定为下星期五,请你会决定见复,转沪接洽。此致

房产管理处

邵裴子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六日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邵裴子《函复西泠印社交接日期地点由》(浙博藏;另见底稿,杭房藏),表示同意邵裴子所提日期,决定11月2日上午9时在西泠印社社址办理交接手续,并请即通知在沪负责人,按期到达办理交接手续。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浙江省文管会《函告请派员会同接管西泠印社文物由》(底稿,杭房藏):

本处准市民政局转奉市府指示接管西泠印社捐献之房地产。查其文物部分拟由你会接收管较为合适,用特函达。……

1951年11月2日,完成全部移交手续。

该日点收完成的《西泠印社移交文物碑刻清册》(杭房藏,载图书、印谱、字画、文物、碑帖等约380多件,包括在原地保管的不可移动文物)末尾显示:“移交人:西泠印社代表邵裴子、陈锡钧、吴振平、叶[22]。接收人:文管会代表邵裴子、陈锡钧、朱[23]。会同接收人:房管处代表康玉生。”

该日点收完成的《西泠印社移交器具清单》(杭房藏,载家具等约280多件)末尾显示:“移交人:西泠印社代表邵裴子、陈锡钧、吴振平、叶良本。接收人:房管处代表康玉生、金家祥。会同接收人:文管会代表邵裴子、陈锡钧、朱寿潜。1951年11月2日。”

同日,邵裴子联名陈锡钧、吴振平、叶良本致函杭州房管处(前录),再次要求印社管理人能在原处继续旧业。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公安北山路派出所(底稿,杭房藏),要求准吴振平将其私人所有的家具运出。此前,吴振平提交题为《吴振平寄存家具》清单一页(杭房藏),要求归还家具等物件。

1951年11月6日,杭州房管处高副处长就11月2日邵裴子等四人函要求下属提出意见(杭房藏)。

同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税务局西湖区分局《为准民政局转奉市府指示接管邵裴子等捐献西泠印社房地产请查照由》(底稿,杭房藏)。

1951年11月9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民政局《为函复接收西泠印社经过请查照由》(另见底稿,均杭房藏)。

同日,杭州房管处呈代市长吴宪《为请示将西泠印社交园林管理处管理由》(底稿,杭房藏)。

1951年11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杭州房管处(杭房藏)予以同意。

1951年11月19日,杭州房管处致函杭州市建设局《为奉市府指示西泠印社房产交你局园林管理处管理由》(底稿,杭房藏),要求该局于11月21日上午9时派员前来会同办理交代手续。

至此,该项捐献移交历经四月告结。

现在看来,吴振平、王福庵这一历史选择卓有远见。

本文应约据《西泠印社国有化钩沉》(载《中国书法》2016年第9期,署名王巨安、周刃、吴琼俐)改写。

【注 释】

[1]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编:《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2]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卷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77页。

[3]如西泠印社官网的“百年西泠”栏目中,有“西泠收藏故事——丁辅之的嘱托”一节称:“丁辅之紧紧握住王福庵的手说:‘龙华已有炮声了,创社四人,吴石潜、叶为铭皆先而故,印社的重担由你一人承担了。好在解放已近,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听着躺在病床上老友的嘱托,王福庵潸然泪下。……1951年夏,王福庵带着老友的嘱托,与吴石潜之子吴振平商议,联名写信给在杭社员邵裴子、陈锡钧,请他们代为转呈捐献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地产、社藏文物的信,信中提出唯一的请求,就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

[4]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佩智编著《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与《回望西泠印社六十年(1949—2009)》,分别于2005年、2009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5]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6]即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当时各地普设。

[7]指杭州西泠印社。

[8]周永年(1908—1990),原名彬。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1948年起任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处长、主任达30多年。

[9]指主函。

[10]同上。

[11]1948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出版的《美术年鉴》第二章“西泠印社”条载:“八十翁叶品三以精力就衰,推韩登安、吴振平、叶良本为干事,并由韩登安总其事。”

[12]陈振濂:《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书法研究》1992年第4期。

[13]详见《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1日第3版。

[14]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2月12日第3版。

[15]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4月29日第3版。

[16]详见《浙江日报》1951年7月12日第2版。但浙江省该项工作至1952年底仍未完成,为此,该报1952年12月31日第3版载《省府民政厅指示本省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完成社会团体登记工作》。

[17]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垣旧事——杭州文史资料第25辑》,杭州市政协文史委2001年9月印行。

[18]从档案看,当时此名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处”通用,故本文在陈述时均称“杭州房管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5月7日成立,是此后至1951年浙江省和杭州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

[19]据叶秋生孙永茂惠告:叶秋生一家被安置在湖滨一公园对面居住,并在楼下设西泠礼品店;叶德生一家回祖宅延定巷46号居住。

[20]陈锡钧,江苏淮阴人。清代两江法政学堂出身,民国时期在浙江各地法院与政府部门任职,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长,有“碑帖大王”之称。

[21]指主函与邵函。

[22]即叶良本。

[23]即朱寿潜,时任浙江省文管会秘书。

西泠艺丛》投稿邮箱:xlyc@xlys1904.com

咨询或订阅电话:(0571)87035360

责任编辑:陈心怡、陈 涛

原创文章,作者:手帕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esp-4u.com/keji/1793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