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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 宁波市拘留所图片

前言:

今年7月,我们报道的《 这也是隐秘的角落:死囚灵魂摆渡人② 》中,讲述了杭州市看守所民警钱锦标的故事。

在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监管区工作6年,他讲述的高墙之内的心灵救赎,有想象之外的唏嘘。

而比起这些不为人知的内心风暴,17年前,艾滋监区从无到有的创建,更非坦途。

听闻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集中关押,全国数十家媒体等候在此,记者们关心的是,这种和艾滋小偷不断纠缠的困境,是否就此能真正破题?图为资料照片。

2003年11月,当12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集中关押进西湖区看守所……这在当时的杭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抉择。

艾滋病人犯法不关押?这一理所当然的想法,从此,在杭州终结。

1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

很多老杭州也许都还记得,17年前,不少人把翠苑一带称为杭州的“小香港”。

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有一种闹猛,是别处少见的街巷经济,沿街的服装、小吃店铺,学院路上的夜市,至今仍有很多人谈起时,依然津津乐道。

但一样让人困扰的是,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小偷猖獗。市民出门买菜或是去超市,总要特别提防。

正因如此,在当时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里专门有一个小组,就叫“反街头犯罪活动小组”,主要任务就是抓小偷。

《三联生活周刊》是当时国内最早关注艾滋小偷现象的几家媒体之一,图为2003年7月报道截图,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在采访中体验民警抓捕时,写到的施警官,就是我们寻访的施炳权。

民警施炳权就曾是这个小组的组长。

找到他时,他刚刚去儿子家,帮孙女喂了金鱼。

施炳权,已经退休两年了,可说起17年前的抓捕,依然历历在目。讲到激动时,他要侧过身子去指指窗外的路,仿佛,他依然是那个穿梭在人群之中的便衣警察。

他说:“这些个小偷,从其他城市窜来杭州,以为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毒瘾,并有其他传染病或并发症。我们民警压力很大,这确实是个难题,但如果老百姓说我们警察不作为,埋怨我们抓不到小偷,这种话听到心里更不是滋味。”

2

有的小偷为了不被抓想成为艾滋病人

“街头犯罪主要就是偷窃和抢劫,其中,偷窃占80%以上。有些偷窃被发现后,猛跑一阵儿,一旦被追上了,拼命还击,上手就捶,是为了能甩开警察,让自己逃掉,出手非常狠。

艾滋小偷不一样。”

施警官回忆。“他们好像不怕我们警察抓。好像艾滋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挡箭牌。

第一次抓到艾滋小偷时,是在一个服装店。

他偷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手机,还有一些现金。

我们刚要靠近他,他马上举起双手,大喊不要抓我,我是艾滋病人。

等送去派出所,带去做尿检,真的是艾滋病人。

这些艾滋小偷到翠苑来偷,却住在拱墅,那里房租便宜,但他们的犯罪事实是在翠苑发生的。案发量的数字,让我们这些民警,从早到晚像‘住’在大街上一样,盯着他们。

从文一路天桥俯瞰两边街道,井然有序的城市面貌,安全感油然而生。

那段时间,我们统计过,仅仅是上午,就有两个偷窃作案高峰,一个是在早上8点左右的公交车上,大家都在赶着上班,那时,还没有支付宝,手机也很贵,小偷最喜欢扒包,偷现金和手机。

另一个高峰是在9点左右,沿街的店铺,刚刚拉开卷闸门,可能手机和钱包随手放在一处,就去忙着准备当天的营业,小偷们特别能钻空子,进去抢到就跑,2000多块钱的手机,他们转手拿到二手交易市场去,能卖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这是很多的。当时,一份大排饭只要5块钱,加一个卤蛋和小炒菜,也只要8块。

第一个艾滋小偷被关进派出所,尿检确定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后,无处关押,只在派出所关了24小时,就又回到街面上了。

他偷东西了,我必须抓。他偷东西了,他也承认。但之后呢?反反复复被抓,反反复复与又被放掉。

最可恨的是,有的艾滋小偷会明目张胆地去和市民讲条件。‘你手机给我吧,我有艾滋病。’碰见这样的小偷,有的大学生真的会被吓住。

有一天,最多时,我竟然抓到了十多个艾滋小偷,这十多个小偷中,完全没有一个是陌生面孔,我至少在偷窃现场抓过他们两次,有的甚至次数更多。

我把他们所有人集中到文一路物美大卖场旁边的小广场上,苦口婆心和他们讲,这么年轻,去做份正经的工,不好么?

有一个小偷,看着都不如我正在读中学的儿子高,他们没有健康证,也没读过什么书,没办法工作。

我又问他们,那能不能去拾荒?捡矿泉水瓶也能卖钱啊?

他们非常不屑,说要吃毒品,必须有钱,捡破烂的钱怎么可能够买毒品?

我问他们,你们能不能离开杭州,别在翠苑偷了。我这个老警察,也要面子啊。

结果没几天,确实在翠苑看不见他们了,但在黄龙附近抓到的小偷,又是这些‘老面孔’。”

3

杭州警察很温和

抓,还是不抓?

抓起来,放,还是不放?

如果不放,关押在哪里?

2003年,王擎坤是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回想起当时的抓捕,记得更清晰的,是当时的困惑。“他们构成了犯罪事实,我是警察,我不能不抓。”

2003年11月15日,发生在杭州翠苑农贸市场里的一起普通被窃案,揭开了“艾滋扒窃团伙”的内幕。图为当年审讯现场资料相片。

王擎坤说:“抛开警务职责,会想,有没有什么方法给他们转送走?或者让他们回老家?

但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送这些艾滋小偷返乡的警察都没回来杭州,这些熟悉的小偷面孔就又在街上出现了。

身为警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是,我们抓捕的对象都是有犯罪行为存在的,要根据我们查证的事实来决定,最后决定他们去哪里的,是要法院、检察决定的,构成犯罪的应该关押,不构成犯罪要劳动教养的。”

王擎坤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有关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其中第一条就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人。

“艾滋病人属于慢性传染病,加上这些扒手中许多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应该被关押,但艾滋病毒携带者关押的最大问题是,一旦出现并发症,转为呼吸系统的疾病,就不是看守所能控制的范畴。”

“在抓捕中,搜身时,发现这个艾滋小偷身上有封已经写好,但还没寄出的信,大概意思是说,让老家的同伙快来,说杭州生活很好,杭州人钱多又容易偷,杭州警察很温和。”

王擎坤回忆,“很多人问过我们,既然抓捕、关押这么难,这么没把握,有没有想过要避重就轻地做这件事?

我可以非常负责坦荡地回答,完全没有。

既然要干,就整体地把整个一团伙能够查清楚,能够全部打击掉。如果当时的领导不担当,或者担当没有这么彻底的话,我们可以抓几个人,抓几个人关几个人,然后影响那些人,让没有被抓捕的那些人跑掉。

但我们要整治的是真正保障区域环境的,还老百姓一个清朗的空间。所以我们下了决心。”

就在王擎坤随时准备抓捕时,西湖区看守所所长倪宏峰接到任务,要做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进行集中关押的准备工作。

4

谁来负责第10监区?

倪宏峰,第一次见到防护服,是2003年,非典疫情时,他在电视上看见的。

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这年深秋,他的办公室里也多了这样一套从头到脚,除了眼睛、完全套住自己的“防护服”,只是,他奋斗的“战场”,在监区。

2003年,倪宏峰36岁。

10月15号,他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报到,担任西湖区看守所所长。

没过多久,分局领导找到他,问他最快多久能做好关押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的准备。

领导问他,有没有困难?

倪宏峰答,没问题。

17年过去了,倪宏峰办公室的三层玻璃书柜里,依然保留着当时的民警工作日记。

其中,11月24日,星期一,天气晴,12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集中关押进西湖区看守所。

11月25日,全国媒体纷纷赶至杭州,对此进行报道。

但倪宏峰没有讲的是,11月24日这天夜里,所里负责艾滋监区的5位民警整夜未眠,每两个民警一组,轮流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防护手套,守在监区的铁门外。

当时的西湖区看守所,在古荡附近的山脚下。

在做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集中关押的准备中,倪宏峰和所内民警商量,所内10个监区,走廊尽头的第10监区作为艾滋嫌犯专管监区。

这样考虑的缘由,首先是,在走廊尽头,方便与其他监区形成一定的隔离距离;另外,第10监区,有一面墙壁紧靠放风场,方便民警在墙角及时收集嫌犯的各种动静。

“那时的监区,还是老房子,隔音不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的记者来采访,都说这是全国最大规模、首次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进行集中关押,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不确定明天是不是也能扛过去?但局里有命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严防死守。”

问倪宏峰,假若现在他依然在西湖区看守所工作,在做好对首次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进行集中关押的准备工作时,对比当年,他还会像当年一样,一股脑地回答,没问题?

倪宏峰沉默了一瞬间,再抬起眼睛时,目光坚毅,他回答到,没问题。

从接到命令,到正式关押,倪宏峰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请防疫站的医生来看守所,所内17名民警全员参与了什么是艾滋病,怎样具体防护的基础知识学习。

有民警得知所内马上要关押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会有排斥反应,找倪宏峰说,吃不消的。

但倪宏峰工作笔记上写了这样一句,“不进行关押,老百姓吃不消的。”

在民警审问时,有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毒瘾突然发作,图为民警帮嫌犯擦拭呕吐物。

其次,最让倪宏峰和所内同事担心的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们一旦出现并发症,该怎么医治,送去哪个医院?但当时没有充分时间对此进行周密的预案,只是采购了一些应急的医药物品。

最后,关键问题是,谁来主要负责第10监区?

倪宏峰成立了工作小组,他是组长,另外选择了四名党员民警,在正式工作开展前,先请这四位民警的家属到所里开会。倪宏峰在会上保证,只要他在所里,一定首先最大能力保证所有民警的安全。

倪宏峰安慰大家,“只要他们是人,说人话,就总有办法的。”

但仅仅是11月24日这第一天的关押,就让倪宏峰感受到了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的不同寻常。

“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被关起来,而且,是长期关押。

这些嫌犯之中,很多都在吸毒,很多都是为了吸毒去偷,关押,意味着,他们彻底没法吸毒。

这让他们在精神上受了绝对的刺激,集体绝食,但精神兴奋。

他们用方言唱歌,集体撞铁门。朝民警吐口水,用洗脸盆装各种污浊物,倒在监区铁门外。

在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正式被关押前,西湖区看守所专门请来理发师,给每个嫌犯理发,并且让他们统一换上干净的囚服。

第10监区的铁门,是在正式关押之前,重新加固过的,但那一整晚,撞击的声音,几乎没有停过。

考虑到他们是艾滋病人,绝大多数都是有毒瘾,并有其他传染病或并发症,身体上不如其他在押嫌犯。

在伙食安排上,特意多给他们盛了一大碗肉,所有人像是商量过一样,只要出去。”

但11月24日这天,倪宏峰无法预料的是,这些看起来身材矮小,身体孱弱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危机。

5

擦肩而过的扑克血牌

11月26号,12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正式被关押的第3天。

倪宏峰总值班。

傍晚巡监时,在第10监区门口,有嫌犯打报告。

倪宏峰立即请他出来谈话。

“他说,让我们救他。不要送他回监区,要不他马上就会被其他嫌犯合伙推到墙上,被撞死。”

倪宏峰说,“17年过去了,后面也经历了很多案子,也和危险擦肩而过,但现在让我回忆,那一个半小时,是我从警以来,最为惊险的时刻——

当时是这样的。为避免感染风险,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

我们也是从人性执法的角度考虑,特批给他们第10监区,一副扑克牌。当时,主要是想,不能让他们闲坐着,给他们安排点事情。

但如果不是这个报告人,我们不知道的是,第10监区的12个嫌犯,他们每人都抽取了一张扑克牌,其中,谁抽到的数字最小,谁就要成为那个被撞死的人。

而这个报告人,就是抽到最小数字的嫌犯。

报告人讲,他们想出去,但是感觉这次是出不去了,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死一个人,把事情闹大,让看守所担不起责任,把他们放走。

当时,他们计划是晚上9点执行。

其实,在关押之前,我们对所有监区进行了改造,其中就有一项是,给每个监室都新装了一盏应急灯。

就怕他们把灯管砸坏,做其他坏事,但绝对没想过,他们会这么残忍。

从报告人这里了解到情况,大概是晚上7点,来不及和分局领导报告,我决定马上去第10监区,这一次,我没有穿防护服。

我们小组5个民警都在看守所,我找了个子最高的老左陪我一起进监区,他也没穿防护服,站在我旁边。

那时,就觉得必须要开诚布公地和他们恳谈一次,穿上防护服就没意义了。

民警当时最基础的防护措施就是戴手套、口罩,但为了能人性执法,也渐渐习惯了面对面交流。

我进去和他们讲,从刑事责任上说,他们虽然盗窃,但只是盗窃罪,判刑后,只要改过自新,还可以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但如果他们就这样不懂法律,集体把人撞死了,那么就成了杀人犯。

杀人,就要以命偿命,谁起的头,谁判刑最重。

谁不想活着呢?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也一样想活着。他们去偷,也是为了能活着。

一开始,我站在他们面前说,他们也是站着听我说。

后面,讲了一会儿,觉出他们好像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了,就又索性胆子再大一点,直接坐在监区的地上,他们也就都陆续坐了下来。

最近时,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30公分左右。

大概谈了1个半小时,等再走出监区,关上铁门,感觉到了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能说完全放心了,但至少这次冒险是值得的。

我是后怕的,但我不后悔。”

6

一旦感染上,一辈子都搭上了

2003年11月26日。

在当天的杭州市公安局打击处理难点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艾滋病又一定传染的危险性,西湖区的管教民警压力很大。

10天之后,在杭州市公安局召开的紧急工作会议上,杭州市看守所副所长徐平领到一个新任务,要求杭州市看守所,在12月25号前,做好关押艾滋病毒携带者犯罪嫌疑人监区的相应准备。

徐平的工作上笔记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记载着当时的紧迫。

“不要仓促运转。

要尽可能充分。

管理方法处置预案要做好充分准备。

要防止病毒传播。

要尽可能确保技术安全……”

会议结束后,徐平和所里同事跑了两家医院,一是省人民医院,二是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这些院长、专家讲的中心点还是如何防止感染风险,这个事情最没底的是,没有能彻底医治的药,一旦感染上,一辈子都搭上了。”

从医院回来,一方面请教专家做处置预案,一方面也开始改造监区。

徐平说:“当时,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全国的省会城市里,杭州应该是第一个要正式建造艾滋监区的看守所。

没有现成的经验,给我们参照。只能自己上。

在监室改造上,拆到原来的水泥墙,改成了全透明的玻璃墙,监室的门也改为内外两道。

这些其实都还来得及,关键是,让谁来负责这个监区?”

徐平首先想到的是葛品洪。

2003年,葛品洪31岁,在进入艾滋监区之前,负责重刑犯监区。周围同事都说他很爽直。

葛品洪,1米74,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只是,当他从你身边经过,闻到了一种长年累月的烟味。

问葛品洪,是不是经常吸烟?

葛品洪答:“我是进入看守所工作后,才吸烟的。”

当所里第一次和葛品洪谈,想让他挑担子,从重刑犯监区转去艾滋监区时,他义不容辞地直接应下来。

12月15日,杭州市看守所召开全体民警大会,会上,请相关疾控医生普及了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后,强调了当下建立艾滋监区的意义使命,考虑到这个监区确实有不用寻常的风险性,所里号召全体民警主动报名。

据徐平工作笔记中记载,当时全所民警中,有超过一半的民警都主动报名。

徐平的工作笔记上记录着,葛品洪等8名民警作为艾滋监区的首批监管民警,这8名民警被杭州看守所的同事们称为“八大勇士”。

监区民警确定后,杭州市看守所又请来这8位民警的家属。

民警何勇的妻子回忆到:“所里考虑得很仔细,说带我们去他们马上要工作的监区去转一圈,这样感觉会更放心些。

可是,一到监区门口,就有警嫂哭了,她说什么也不肯进去,坚决不同意自己的老公在这里工作。

这些民警里,也有让自己未婚妻过来参观的,气氛很差,都觉得胆战心惊。当时,我们儿子刚刚去读大学,我家里问题不大,老何也是主动去报名的。

但从老何开始去艾滋监区工作后,他不再穿警服直接下班了,他都是在看守所洗好澡,换好自己的便服,再回家来。按他的话说,是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宁留给家人。”

7

不是医生,却常常要治愈

民警何勇,在杭州市看守所艾滋监区,工作了12年,直至退休前才离开。

他说:“最怕他们生病,他们生病时,即使入睡了,我也每隔几分钟就来看看他们。有时,他们皮肤溃烂,口腔粘膜破了,吃不下什么,我也把同事给我的喜糖分给他们。”

艾滋病毒嫌犯被关押在西湖区看守所时,最让倪宏峰一筹莫展的,也是怕有嫌犯生病。他们中,大多是都吸毒,一旦毒瘾发作,有时候会呕吐不止,发烧,一旦发烧,就担心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

图为微电影《七号监室》剧照,这是以宁波市看守所艾滋病监区管教民警毛卓云为原型的电影,电影里,毛卓云帮嫌犯处理手上伤口的镜头让人感动,而实际工作中,监区民警给嫌犯的关心,更多更暖。

倪宏峰说:“当时,我们看守所里只有一辆全顺,一有嫌犯生病,保外就医时,就开这辆小面包车,连基本的围栏隔离都没有,大家都是坐一起的。

常常,跑了三个医院,有时油箱都跑空了,也还没有医院可以收治。人在生病时都脆弱。虽然他们没有哭出声音来,但能看得出他们也难过的。

回到所里,再给他们煮上一碗热汤面条,这时候,他们从来都是不声不响的。

关押到杭州市看守所以后,听说他们又像刚关进我们西湖区看守所时闹监,我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会沟通的民警去杭州市看守所艾滋监区,看看他们。

他安慰嫌犯,关到市看守所不是因为要判刑更重,而是因为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我们西湖区好,万一他们哪里不舒服,可以得到及时的治愈。”

17年后,在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监区。这里依然关押着艾滋病毒携带者嫌犯。也依然会不断有嫌犯生病。

民警们不仅记得他们的名字,也学着去了解嫌犯们化验单上血氧饱和度。就像倪宏峰说的,“我们是警察,但带着他们出去看病时,又像是他们的父母。”

8

采访手记

行走在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监区,空气清新,即使是当年创建这个监区的亲历者,好像也渐渐淡忘了当年试水破冰时的艰辛。

杭州市看守所内种植的紫薇花,和别处一样缤纷。这是一个隐秘的角落,但也从不缺少蓝天和阳光的眷顾。

也许是因为,警察,总是站在风暴中间的人,每一个案件都有凶险,才让他们觉得这段往事,似乎只是使命使然,无足轻重。

也许,有人会问,艾滋病毒携带嫌犯,也仅仅是所有犯罪事实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花大气力去打捞这段浮沉往事?

只是想说,不在其中的人,无法转述这是怎样一片海洋。

只是想替杭州市民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生活在杭州,总会觉得风里也有甜丝丝的湿润,即使夜里走在回家路上,也不会有一丝丝担忧,不仅仅是桂花醒来了,而是因为这些警察铸就的平安。

王擎坤回忆,“我们这个案件办了以后,在全国范围影响力非常大,央视新闻栏目专门到我们这来跟踪采访。

对杭州来说,这批触犯了刑法的艾滋疑犯作为大规模集中关押的一种尝试。案件办了以后,本身就有口口相传的,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嫌犯而言,是有明显的震慑力的。”

2014年年末,在杭州市看守所,随着在押嫌犯数字下降到个位数,考虑到要合理分配警力,当年的监区设立时“八名勇士”也陆续转去其他监区。

这个采访是从7月末开始的。

万国政、徐平、何勇、葛品洪、施炳权、王擎坤、倪宏峰……他们中的很多,在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时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局长施金良。

王擎坤讲:“如果是领导不担当或者担当没有这么彻底的话,我们可以抓几个人,抓几个人关几个人,然后影响那些人让那些人跑掉。但在当时,连假设都不存在这种可能。”

徐平说:“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摸着石头过河,就根本看不清,到底有多少石头。如果我们被难住了,其他城市的警察也许也会受到影响。这个事情从开始做,就抱着一定要做成的担当。”

据相关媒体报道,2005年,上海开始集中收押艾滋病罪犯。

2005年6月,湖北省首个艾滋病犯监区正式成立。

2007年,江苏省监狱管理部门已拨出专款,为全省各监管的艾滋病罪犯设立单独关押场所。

毫无疑问,艾滋病毒携带者犯罪嫌疑人的集中关押,杭州提供了宝贵经验。

- 完 -

编辑:李坚

注: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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