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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玺创作用字漫议 皇玺

【摘要】拟古玺创作,是近几十年来篆刻创作的热门方向。这类创作,如何选用鉩文是一大难题。本文漫议四个既相关又不很成体系的话题:提出印用文字与入印文字的概念,指出以印用文字进行篆刻的继承传统意义和用字客观性、严谨性要求;梳理从唐代古文入印到当今拟古玺创作的篆刻风格和用字之流变;鉨文字书及相关字书之选用;拟古玺创作中的鉩文用法辨析。希望对当今拟古玺一路的篆刻创作有所启迪。

【关键词】 篆刻 文字学 拟古玺创作 字书 字法辨析

作者/莫小不,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印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两大部分。理论研究除了史论研究外,另一大块就是文字研究。这个文字研究与“汉语言文字”下的文字学既相联系又有不同。联系在于文字学下包括了专门的古文字学,其中也包含有玺印文字研究方向;区别在于古文字学下的玺印文字研究重在文字的释读考辨[1],进而为考古研究服务,为读通古籍文献、认识历史服务[2];而印学下的文字研究,目的除释读、研究古玺印等美术史价值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为拟古玺印的艺术创作服务。

过去我们有时以“印章”或广义的“篆刻”一词来涵盖古玺印和文人篆刻艺术。近年来多倾向于将两者连称为“玺印篆刻”,有时又分别专指。须要说明的是,两者不是简单地按时间划分,也很难简单地按是否具有艺术性划分。本文也采用“玺印篆刻”来指称相关概念,其中“古玺”主要指自春秋至秦以前的玺印[3],“拟古玺创作”则属于篆刻范畴。

01

印用文字与入印文字

书法上,我们都熟悉篆、隶、草、行、真五体,当然还可以细分出一些小字体。就篆书而言,狭义的仅指“小篆”[4]。《说文解字》释“篆”为:“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而谓史籀所作曰大篆,既又谓篆书曰小篆。”广义地,篆书是“大篆与小篆的统称。”[5]《中国书法大辞典》认为篆书广义地“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等”。不过它认为狭义“主要指‘大篆’和‘小篆’”,还指出篆书有许多变体。[6]但玺印篆刻方面,我们还没有鉨、摹、缪、叠、杂这样熟悉而亲切的诸体连称。

玺印篆刻文字,包括鉨文(玺文)、摹印篆、缪篆、九叠篆、杂篆、“书体篆”等及一些非篆字体。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两类:印用文字和入印文字。

印用文字是指专门用于制作印章的文字,也是一类印章(官印为主)的专用文字,主要有鉨文、摹印篆、缪篆、九叠篆等。众所周知,摹印篆是专用于秦印的,缪篆是专用于汉印(主要是新莽后印)的。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得明白:“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使杜下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7]广义的摹印篆,可以包括古代用于玺印的各种字体。九叠篆唐时已有,到宋代大大发展,专用于官印,直至清代、民国。明丰坊《书诀》:“五曰缪篆,汉晋印章之文,图书私印宜其体;六曰叠篆,今官府印信所用……”[8]这表明各种印用文字虽然都有起用和兴盛的时段,但终点并不明确。用途才是更主要的。

本文重点要说的鉨文,是指制作古玺所用的文字。最早提及“玺文”二字的大概要数徐锴对汉许慎《说文解字》摹印一体所作的注:“萧子良以刻符、摹印合为一体。徐锴以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应别为一体。摹印屈曲填密则秦玺文也,子良误合之。”[9]不过此“秦玺文”与我们所言之玺文,并非同一对象。之后,当人们真正认识古玺时,有王国维称其为(或归入)“古文”,归于六国文字;王人聪、罗福颐把“玺文”称为(或归入)六国古文。当代古文字研究有较为全面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成果。《古文字诂林》将上自殷商下迄秦汉的古文字分为八类,分别为: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10]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能够较准确反映古文字全貌的分类法。在玺印文中,我们根据具体需要再将其分为玺文和印文。印文包括上述摹印篆和缪篆等,玺文主要是战国玺的文字,在当代论著中多称为“古玺文”。“鉨”一般视作玺的异体字,其实是战国时六国古玺专用的玺字,一字而有“古玺”二字之含义。所以我们通常用“鉨文”替代“玺文”或“古玺文”,有将秦代及秦以后皇玺所用文字排除在外的意思。但按照我们上面对古玺的界定,除六国古玺所用文字外,鉨文也包括了绝大部分的秦印文字。

古玺是中国印章中最早的、成熟的、大宗的印章,见于实物或文献著录的古玺,至少有万方以上。鉨文是专用于制作这些印章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印用文字。

入印文字,是以原本主要作其他用途的文字,为要篆刻印章取而用之的文字(以篆书为主)。这个转化过程,即“印化”或“鉨化”,转化后利用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为以某文字“入印”。如杂篆入印、楷书入印、隶书入印、行草书入印等。其他文字的入印,是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其中包含着审美追求在文字这一基本元素上的落实。大致有几种类型:一是将当时的实用文字较普遍而明确地用作印文,如元代的押印,用楷书(包括魏碑)或行楷。二是用篆书通行时代的非玺印文字改造入印,如将甲骨文、古文、金文(彝器、诏版、镜铭、兵器文字)、钱币文、陶文、简帛文等,印化作为印文。所谓“印外求印”,多从文字入手。通常认为“印外求印”论的倡导者和开拓者是清末篆刻家赵之谦,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三是直接从书家自创、独擅的篆书风格,稍做印化调整,用于篆刻,即所谓“印从书出”“以书入印”。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齐白石等,皆个中高手。

一般而言,今日之篆刻,关注并采纳印用文字,意味着重传统,特别是对有着极高艺术性的实用玺印的继承,进而发扬光大;而更关注入印文字,则意在革新、独创,也包括后人对此法成功者的摹仿、继承。印用文字是千百年前的一个既成事实,用它来作篆刻创作,必注重其客观性、严谨性,在此前提下顺势而得古拙、灵变之意趣。入印文字是篆刻家的发明创造,篆刻中,无论参用前人已入印的文字,还是自己以古文字新变入印,都追求艺术性、新颖性,在此前提下又要不失对古玺印和古文字的敬畏之心,谨防篆法离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便可以清楚,后世看似面目相近的一些先秦文字篆刻,因所用文字不同而分别成类:主要以古文入印的“古文印”、主要以金文入印的“金文印”和用纯正鉨文进行的“拟古玺创作”。

02

从古文入印到拟古玺创作

从古文入印,到金文入印,再到拟古玺创作,是一个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篆刻艺术演进过程。这一演进的动力主要是审美上的尚古追求,其基础是考古发掘和文字学研究在古玺印方面的推进和成果,最终落实于印文字体的主动选择。三类篆刻用的都是先秦文字,这是一个由入印文字回归印用文字的过程。

(一)古文入印

古文入印,据目前之研究,起于唐代,在宋代得以繁盛。这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文字(书写)发展、字书发展、玺印发展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应运而生,顺势而发。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中谈到宋代私印文字取法的问题时,认为:“宋代私印除了小篆、九叠篆以外,还出现了‘古文’入印,当是受到北宋时期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字书为代表的搜集、研究先秦古简书文字的学术背景影响的产物。”又指出了这种风气的源头在唐,说:“书写古文的风气在唐代已经出现,有代表性的遗迹如咸亨元年的《碧落碑》。私印中所见古文入印有珍秦斋所藏‘敦实’,从形制、铸造工艺来看,都具有唐代的特点。……也是后世以‘古文’入印的先声。”[11]

温大鹏《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研究》,首先将文中“古文”界定为“传抄古文”一类,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对所研究的唐宋印中入印古文的判断。接着,文章分析了唐宋时古文存在状态及背景,具体涉及唐代古文经学、书学、科举制度与古文的关系,唐宋经学与古文应用的关系,以及宋代金石学与古文的关系。对于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的形成条件,文章指出三点,分别是:文人印章艺术化对入印文字的多样性要求;古印谱的集辑及对古文入印的影响;作为古文入印基础的古文字书。文章还分析了唐宋时古文书法的特点和古文印化的情况,包括:保持古文原型、古文入印的金文化、叠篆化、小篆化和缪篆化。[12]其中,编纂古文字书的影响远胜于集辑古印谱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应该说,也是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图1)

◎图1

如果说唐宋时期古文入印是兼有实用目的和文人好古审美色彩的话,那么经过元代的被批评被冷落之后,古文入印在明清阶段有了一个从复兴到衰落的起伏过程。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直接将古文入印称为“传抄古文印章”。文章在介绍了明代和清代两部分传抄古文印章之后,着重剖析了传抄古文印章衰落的原因和传抄古文入印的启示。作者站在传抄古文入印的立场上,将这类印章衰落的原因归于“‘印宗秦汉’的制约”“清代金石学的影响”“主流社会用印的影响”三方面。[13]其实,唐宋时古文入印本是尚古的审美追求,只是当时的印人不知也不识战国玺印,误将传抄古文当作古文字之正宗,作为一种积极探索而用以入印。在明代文人篆刻中,是更有风格创变意识的自觉行为,但清中期文人篆刻家对印章之古趣、古韵有了良好的审美体验和篆刻实践,并知晓传抄古文或有误后,自然对其热情骤减,转向他途。

就篆刻家个人或流派论,也有专热衷于古文入印的。著名者如苏宣[14]、丁敬、黄士陵及黟山派[15]等。从苏宣到黄士陵,传抄古文的字法特征和书法趣味,也在渐次降温。

张炜羽《唐宋至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对吉金文入印与古玺创作之影响》是一篇综合论述古文入印和金文入印的颇有价值的文章。文中把“吉金古文印”分为“吉金文印”和“古文印”;对各时期古文的搜集、著录研究情况结合当时的金石学、文字学学术背景作了简略交代;对部分古文印文来源做了说明,对大部分仅点出某方印或某一印文来源于古文;还包括对某些古文入印后的书法风格做了阐释。[16]但应当指出,“古玺创作”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今人篆刻,即使与古印惟妙惟肖,甚至放到古印中亦莫能辨拣,也不能说这就是秦印创作、汉印创作,而当加一“拟”字在前。

(二)金文入印

一般认为,金石学盛于北宋,金文入印是同金石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而米芾又为最早的印学家,所以称金文入印起于宋代。金文入印在元、明时并无明显的发展,但晚明出现了对金文和古玺的突破性认识。到了清代,金石考据和古文字研究趋热,金文研究亦渐复兴,加上篆刻艺术大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文自然而然被印人们引入创作,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而到晚清黄牧甫的时候,他直追先秦之上,致力于三代金文和古玺的研究,堪称金文入印的集大成者,其弟子更是多有发扬,风气之盛,至今不衰”。吴炬《流派印对金文入印的认识与实践》一文对金文入印有较为完整和客观的阐述。除了论金文研究与金文入印的发展关系外,还梳理和解读了历代印学家对金文入印的认识,罗列、简述了明清印人对金文入印的实践。[17]

这一类型的印章,古人对其之认识与评价,主要还是集中在用字问题上。吾丘衍《三十五举》之二十九举曰:“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18]全从不悖古法的角度立论,全盘否定。吴先声在《敦好堂论印》中认为:“钟鼎古文,皆周秦款识,原不施之印,后人每取用之。今作朱文亦复不免,但须得体,不可杂凑。狐裘续羔,缁衣补缟,则贻笑大方,良复不浅。”他清醒地认识到金文、古文皆非印用文字,只是后人常“取用”而已。他不简单排斥之,而是提出“得体”和“不可杂凑”的用字要求。[19]林霔在《印说十则》中说:“刻印有用古文、钟鼎文者,必全体俱古文、钟鼎,不可错杂成章,贻笑大雅。然此只可用之闲杂印;若名字印,除摹印篆、小篆外,间有用古文者,钟鼎文断不可入。”[20]他也要求一印中字体统一。也许名字印是自古有之,故须以摹印篆等印用文字为之。

在陈西的《黄牧甫古文入印及对黟山派的影响研究》中,“古文入印”是泛指的古文,包括了金文入印和传抄古文入印。文章对黄士陵的这两类印作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发现“黄氏运用‘吉金文’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传抄古文’,并且在一方印章中时常会出现部分字运用的是‘吉金文’而部分则是‘传抄古文’”[21]。这也反映出以上尚磊明文所说的古文入印之衰落趋势。并且黄氏的古文入印,已有更多结字、章法上的印化,以及以书入印的笔意讲究,而非简单的两头尖中段肥。黄士陵毫不隐瞒自己的金文入印,更喜将取法所自和盘托出,如“若日”边跋:“若篆见《散盘》。牧甫仿。”“德彝”边款:“逸荐观察属仿钟鼎文。”“德”很可能取自《大盂鼎》,“彝”取自《□鼎》。“俞伯惠”边款:“俞,篆见《鲁伯厚父盘》,今从之。”(图2)

◎图2

清末民初,古玺已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清楚,篆刻家也开始有摹拟古玺的创作,但金文入印仍为大多数印人喜爱,各种尝试和更深入的研究并未停止。从文字的角度看,与古文入印之古文既非印用文字又经传抄而多有讹误相比,金文虽非印用文字但确多出自古器物,字形真实可靠,加之钟鼎铭文的研究日趋深入,这是金文入印印风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三)拟古玺创作

不同于古文入印、金文入印,是拿了别的文字来作印章文字,拟古玺创作是直接用先秦的印用文字来作篆刻文字的。无论是出于尊重传统,敬服前贤,还是出于一心想要探究博大而悠远神秘的古玺之美,人们一旦接触并认识古玺之后,便更指望用正宗的原材料去做至上至美的作品。这正宗的原材料就是鉨文。

关于历史上古玺和古玺文字的被认识和研究,包括著录、考论、考释等情况,前人已有不少整理和论述。笔者在《论拟古玺创作用字的增补及用例举隅》一文中,也有谈及,故不再在此赘述。值得一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古玺研究的高峰期。大型印谱如康殷、任兆凤主辑的《印典》(1989年),黄惇主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先秦印风》(1999年),沈沉主编的《中国篆刻全集》卷一(2000年)等;重要字书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998年),汤馀惠《战国文字编》(2001年)、小林斗盦《中国玺印类编》(1996年),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下册,2008年。初版1980年)等,皆为标志性的成果。除了印谱与字书外,民国以来,有关古玺的研究面也在逐渐扩大,涉及古玺考释、古玺分域、古玺通论等。考释文章有丁佛言《古玺初释》、黄宾虹的《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何琳仪《古玺杂识》等,分域研究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等;古玺通论有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曹锦炎《古玺通论》等。此外还有对罗福颐《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的研究校订,如吴振武、林素清、施谢捷、肖毅等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拟古玺创作的热潮,正是稍晚于这研究高峰而掀起,绝非巧合。

拟古玺创作,大概可以朱简的朱文小印为起点。朱简曾指出:“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22]他指出先秦印的特征为“文极圆劲”,又说:“印文古无定体,文随代迁,字唯便用,余故曰印字是随时代使用之俗书。试尝考之,周秦以上用古文,与鼎彝款识等相类……固非缪篆,亦非小篆,明矣。”[23]更指出这类印文字随时随地随人随用而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指出了其与金文的相似性。朱简曾作《印品》二集,上集摹刻古玺,下集摹刻汉印。

通过这种摹刻,朱简对古玺文字及艺术风格应当有了一定的掌握。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朱简的两方姓名朱文印“修能”(图3)与“朱简”(图4),它们虽不能说是严格的拟古玺创作,但确为此种探索的早期作品。修能为朱简之字,“能”字与古玺“钟能之鉨”之“能”字形近,但更与中山王鼎“能”字形近;“修”,鉨文、金文皆无,虽“脩”通“修”,但在“修能”词义中,二字不能互通。朱简之“修”,很可能从小篆鉨化而来。朱简,本姓朱,但他作姓名玺,以邾代朱。这本是先秦时以国(邾国)代姓的典型做法在古玺中的反映。不过无论鉨文还是金文,“邾”左部中间均应为二横,至秦小篆,方改为一横;“简”无鉨文,有金文,通过比对不难看出,“简”字在此是用鉨文部件的拼合而成,而非金文鉨化或小篆鉨化。从篆刻风格看,此二印最接近的还是拟古玺创作,尽管它因边不够宽、文不够细挺而不像典型的三晋小玺,但与某些阳文吉语玺的做法却颇相近。朱简相当重视篆刻字法,曾言:“以商、周字法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混融无迹。以唐、元篆法入汉、汉晋印章,如以词曲句字入选诗,决不可也。”[24]意即:古字今用可,今字古用不可。

沙孟海是20世纪著名书法家,其实,沙氏在篆刻和古文字学方面,亦有极高的造诣。沙氏的拟古玺创作,在当时篆刻界也是鲜有能及的。他的“孟海”私印,“海”字形及在整体章法上的关系,完全仿自古玺“者海”(《吉大》43);“孟”字形在鉨文(《玺汇》1345)和禾簋“孟”字之间;整体章法与“者海”相较,边、文关系及印文在印面上的充满程度,有较明显的差异。“以大革命之岁生”,纯以燕系阴文鉨之章法作分布,印文各字亦合于纯正的鉨文。(图5)

◎图5

拟古玺创作,在清代、民国乃至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里,进展并不显著。我们曾以《二十世纪篆刻名家作品选》作为样本,对其中印文为先秦文字者作逐印排查,查其文字来源,得出这样的结论。[25]但我们也注意到,该书是以卒年为准来遴选名家。假如我们兼顾在20世纪末最活跃的篆刻家,兼顾艺术水平高而尚未出名的青年篆刻家,假如我们也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的篆刻展赛,就可能会看清一个拟古玺创作突飞猛进的热潮。

林剑丹2001年出版《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书名就框定了所有作品选用文字之类属。据其“后记”称,以古玺文字书联,乃其先师方介堪之夙愿,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小做尝试,“受到书画界名公巨擘不约而同的赞赏,认为它既有金文遗韵,又无小篆俗尚,另辟一径,高古秀雅,清新可爱。只可惜古玺文字能够释读的不多,要加以变化运用,首先应当深知篆书篆法,要‘遵修旧文而不穿凿’,笔笔须有来历”[26],戴小京则在序中说道:“近年以来,出土文字资料迅猛增加,战国文字的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学科。”“现存古玺文字可释读者不足三千字。这个数量用于限定内容的创作是明显不够的。”[27]补充一点,这里所谓“三千字”,还包括了许多非常用字,甚至是隶定古文。而拟古玺创作,也成为篆刻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印风。

沈颖丽2003年出版《沈颖丽印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其拟古玺创作的“《诗经》篇名系列”。这里所选几方(图6),可以看出她对于战国玺多种风格的把握,笔意、刀趣的融入,章法上的灵变与严谨并存。在鉨文应用方面,也颇见功底。[28]

◎图6

我们认为,拟古玺创作至少在现阶段来看,是对古文入印、金文入印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提高篆刻艺术的学术价值方面。它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突然崛起,是与古玺与古玺文字的研究进展分不开的。杨亮有个说法:“篆刻家与其使用一部有争议的‘古文’字书,不如规规矩矩以缪篆入印,既可以上溯秦汉,又避免使用错字贻笑大方。以‘古文’入印以求古求变,反不如摹刻先秦古玺,有据可查。”[29]

03

鉨文字书和相关字书之选用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选用合适的字书,是成功篆刻的良好开端,尤其对拟古玺创作而言。学界对古玺文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鉨文考释的论文(集)和鉨文字书。但假如我们的印人欲进行拟古玺创作,却又不熟悉甚至不知晓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的创作用字便只能是自说自话,这种创作也只是自娱自乐。

篆刻的工具书,主要有两类:印谱与字书。印谱属图谱类,字书属字典类,两类都十分重要。印谱有利我们认识和分析艺术风格,启迪创作思路;字书则让我们得以选定构建印章的“基础材料”——篆刻用字。

因为玺印篆刻类的字书,有为艺术创作利用之功能,所以又产生了第三类——图谱类的字书。1996年2月小林斗盦出版《中国玺印类编》,罗福颐为之作序,其中说道:“近又得斗盦先生惠书,谓将编古鉨及秦印为字典式,行将付梓,并寄示印样。展读之余,见每字之下,罗列打本,对古印无割裂章法之弊。回忆曩昔,予寓旅顺时,编《古鉨汉印文字徵》,有人建议,以为摹取印文固便初学,惜古印章法则不得见为憾,时予虽谢其言之中肯,要而愧力所未逮,并窃以为国内印刷亦未臻完善也。”[30]与其他类型印章相比,古玺之章法构成更复杂也更具魅力,所以其章法构成也更为后世印人重视并取法。罗也因此而非常赞同小林斗盦这种做法。这类字书也可以理解为字典式的印谱,因为它比一般印谱增设了检索途径。事实上,罗氏自己早在1981年出版《古玺文编》《古玺汇编》,若将二书配合使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关于鉨文字书,古菲有较深入的研究。其《鉨文字书研究》一文,包括:鉨文字书探源、鉨文字书流变及总括、鉨文字书解析、对未来鉨文字书编纂的展望。[31]这一研究成果,对鉨文字书论述较中肯、详尽,不只是有学术上的意义,拟古玺创作者也都值得一读。本文亦不再赘述。鉨文字书最近几年的新发展,也值得关注。

这里说的相关字书,是指专业字书之外有利于我们查找、选用以至增补、辨识鉨文的字书。以下谈鉨文字书和相关字书的选用。

选用字书,首先要注重专指性。鉨文字书才是拟古玺创作的专业字典。过去,一方面可能是人们过于看重了甲骨文、金文在先秦文字中的地位,而忽视了其他种类文字;另一方面战国文字尤其是古玺文字方面的研究确实比较落后,所以这种专业字典问世比较晚。人们更多的是先入为主地沿用着《古籀汇编》《金石大字典》《金文编》等来查字。

古菲曾作过分析和判断:“1930年,罗福颐编纂的《古玺文字征》(与《汉印文字征》合为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其中见于《说文》者419字),附录约650字,这标志着古玺文字的研究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出现了,是书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鉨文字书。”[32]其《鉨文字书研究》整理并罗列、分析了21种鉨文字书,其中有专指的,有综合的。

专业字书主要有:《古玺文字征》《古玺文编》《中国玺印类编》《秦印文字汇编》。

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当欲创作印文中的某一个字没有对应的鉨文时,就须要去解决缺字问题。就找字而言,一种是同(近)字体在时序上向古今延伸,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及的甲骨文、古文、金文鉨化入印和小篆鉨化入印;另一种是在同时代(战国)而不同类文字中横向拓展,找适合的文字鉨化入印。

在纵向找字的思路中,首选者当为金文,因为它是当时最正规的文字,时代也与鉨文大致相当或更早些。金文为钟鼎彝器之铭文,在两周时往往代表正宗,代表官方,地位崇高;金文与鉨文中有不少字,其本身的构形就相同或相近,所以金文鉨化是一种很可取的策略。须要指出,金文鉨化、古文鉨化同金文入印、古文入印等是不同的。金文入印是将金文用于篆刻,其印文尽可能采用金文,最终是追求有金文书法效果的“金文印”,而拟古玺创作,是在从印文到整体章法、局部结构、线条等,都求与古玺逼似,得古玺之韵味、气息。一般是竭力运用鉨文字书,在鉨文阙如时,无奈而用金文鉨化来补缺。当然也可用甲骨文鉨化入印,而尽量不用小篆鉨化。正如朱简“古字今用可,今字古用不可”思想所倡导的,古文鉨化亦不甚妥当,因为传抄古文相对讹误多一些。

在横向找字的思路中,首选者当为战国封泥,因为它本身多为古玺戳打钤压的痕迹;次为战国陶文,它也是古玺或类似古玺之印模钤打而留痕;再次,也可考虑用战国的金文、简牍文、石刻文乃至钱币文鉨化入印。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毕竟这些文字都是战国时期的。

有时想要严格地采用同一地域(系)的文字来摹拟古玺创作,是更难的事。若有旁系之鉨文,如何“改造”成本系的文字,也是十分考验篆刻家文字学功夫和修养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文字类编》(修订本)、《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编》都是重要的字书。

要重视利用考释型、诂林型字书,更准确地找到对应鉨文,分辨字间关系。“考释型鉨文字书的主要特点是:有字形著录也有文字考释。在各种同文异形或同文同形的鉨文字形中,选录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写法。少数字书还能综合各家考释,得出关于某字形、音、义解释的定论;无定论的,则罗列诸家之说以备考。”“综合诂林型鉨文字书的主要特点是,不仅对古文字字形进行著录,而且原文罗列诸家考释成果,有的还加入按语,形成较为丰富的资料汇编。”

考释型字书包括《古籀汇编》《常用古文字字典》《战国古文字典》等;综合诂林型字书有《古文字诂林》。考释型数种,也都是综合型的,但其中都包括了鉨文。[33]

我们可以通过《战国古文字典》了解到字间关系。如鉨文B,“A之初文”;鉨文D,“C之省文”;鉨文E,“读F”,等等。掌握这种关系,并细加辨析,便有可能通过间接对应关系做一些可用鉨文的增补。[34]通过《古文字诂林》看到各家之说,尽可能避免偏见,不致盲从。

综合利用各种相关字书。这对了解古今字字形和用法上的差异,十分重要。利用《说文解字》,可以大致判断某字是否有对应的小篆形态。《汉语大字典》在各字头下,先列其主要的古文字字形,包括《说文》小篆,所以它也可用于判断某字是否有对应的小篆形态,并且检索更便捷。对于没有《说文》小篆的字,组合造字似乎更不靠谱。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去探究该字是否有间接对应的字间关系。

《说文解字》“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之展转传写,又经唐朝李阳冰之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板,始得流传于今世”。徐铉除纠正脱误外,又有五项增改。其中第四项为增加注释,其中又分数项,第二项为“时俗讹变之别体字与《说文》正字不同者,亦详辨之,皆题‘臣铉等曰’为别”。该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末附《检字表》,表分三部分:1.部首;2.正文;3.别体字。《别体字表》,列出小篆正体与后世俗别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以徐铉所注而摘引出来的。如“仗,篆作杖。一二三上。”对应第123页“杖,持也,从木丈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仗,非是。直两切。”[35]这样让我们知道,作小篆,“仗”应查“杖”。类似地,“晴”应查“夝”;“帆”应查“颿”;“佑”应查“右”,等等。

《汉语大字典》,共计收录单字56000个左右,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此书正文字头下的古文字字形及出处,反映了形体演变过程;收入中古音和上古音,可用于判断两字通假时是属于音近通假还是音同通假;收入了常用义、生僻义,多附于古籍中之应用实例。附录有《通假字表》《异体字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等。有助于我们确定字间关系、辨析字义,以及是否需要或可能转查另字。

此外,胡双宝《异体字规范字应用辨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欧绍华《常见通假字字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版),以及祝鸿熹的《繁简字 异体字 正体字举例对照辨析手册》、王辉的《古文字通假字典》、高启沃的《简明通假字字典》《古籍通假字选释》等,都可用以查找和辨析字间关系。

历史上,有的篆刻家十分重视篆法、熟谙字书,甚至精通学术、编纂字书。如西泠四英之一王福庵便著有《作篆通假》,后由其弟子韩登安校补而成《作篆通假校补》。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出版时,于“出版说明”中说:“如今为篆刻印者每惑于后起之字,若便从今体,固无不可,然又恐有不谙六书之讥。而得此书,则有‘如获津梁’之便。”[36]但多数篆刻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对篆法、字书作较深广的了解、钻研。也正因为如此,为了促进篆刻艺术的学术性进步,在印用文字增补和用法辨析等方面做一些专门性的基础工作,就显得必要以至紧迫。

04

拟古玺创作中的鉨文用法辨析

关于拟古玺创作的用字增补,笔者几年前做过一点工作并已撰文交流。这里再谈谈鉨文用法辨析问题。

篆刻创作用字,第一步便是将待刻印文内容中的简体字转换成繁体字。这种转换并非一一对应,如“获”:獲得、收穫;“尽”:竭盡、儘快;“台”:燭臺、颱風、檯燈;“发”:頭髮、發達;“干”:幹部、乾淨,等等。正确转换,方可去找相应的篆书。

即使是拟秦摹汉,用小篆体系的文字,也有个古今字、正体字与别体字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说文》《别体字表》,列有:“快,篆作駃”。但事实上,《说文》小篆既有“駃”,也有“快”。《说文》:“快,喜也,从心夬聲,苦夬切。”即现代汉语中“快”字表示“愉快、高兴”之意。“駃,从馬夬聲。臣铉等曰:今俗与快同用,古穴切。”表示速度高、时间短(跟“慢”相对)之意。又如常用字“创”。惩创、创伤的“创”,小篆应为“刅”。《说文》:“刅,伤也,从刃从一,楚良切。创,或从刀,仓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疮,非是也。”《集韵·阳韵》:“刅,或作创。”而在表示“创新、创造”时,用“刱”更合适。《说文》:“刱,造法刱业也,从井,刃声,读若创,初亮切。”这些个关系,“别体字”表也未予表明。这说明留心辨析字义之必要。疮,《汉语大字典》无小篆形,亦未见于《通假字表》《异体字表》,但在字典正文中有“①伤口;外伤。也作‘创’。《玉篇·疒部》:‘疮,疮痍也。古作创。’”这样,其小篆形亦为“刅”。

丁洁《拟古玺创作用字再增补与用法辨析研究》,对拟古玺创作中增补字中的常用字做了用法辨析。这一部分包括:词性及用法分析,几种重要相关工具书的选择,鉨文与拟古玺创作用字字义匹配的整理、辨析。以下摘取数例,来说明鉨文用法辨析的具体做法与意义。

壴,“鼓”之初文。郭沫若《卜辞通纂》:“乃鼓之初文也。象形。”壴,陈列乐器、鼓架之意。鼓,从壴。支,象其手敲击之。另唐兰《殷虚文字记》:“‘壴’为‘鼓’之正字,为名词;‘鼓’为‘击鼓’之正字,为动词。” 在某个历史时期,“壴”和“鼓”被区分开来使用,以“鼓”专动词。且我们从象形的角度来分析“壴”与“鼓”两字之间的差异,认为在表示名词意义的“鼓”时,用“壴”之鉨文为宜。但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只有“壴”,现在的常用字中只有“鼓”,所以我们认为在现今拟古玺创作时,可将这两字视为义项完全吻合,即“鼓”在各种义项中都可用“壴”之鉨文。

半,“判”之初文。《说文》:“判,分也。从刀,半声。”《说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可见“半”与“判”意义相通之处在于表示“分开、分离;半,一个整体的二分之一”之意时,若想用“半”作为“判”之鉨文,则待刻玺印的文字内容须符合这一义项。例如天地剖判、判裂。而“区分、分辨;定、判定;政府等执法机关对案件的裁决;唐宋官制”等义项,不可用。

㦡,“樂”之繁文。“樂”为“乐”之繁体字。《广韵·铎韵》:“㦡,娱也。或从心。”《正字通·心部》:“㦡,俗樂字。”当“樂”表示“喜悦;愉快”时,如欲刻内容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樂”可用“㦡”之鉨文。而在表示“樂”字其他义项时,如“音乐;乐工;乐器;唱、奏;指儒家六经中的《乐经》;生;姓;乐于、安于;安乐;笑;喜好;治疗”等义项时,不可用“㦡”,只能用“樂”。[37](图7)

◎图7

异体字及其用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字现象。裘锡圭对此做过严谨的解析:“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式,也可称包孕式,就是一个字的用法为另一个字所包含。……另一类是非包含式,就是彼此既有共同的用法,又各有不同的用法。……非包含式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往往很复杂,而且有时找不出规律性,不能类推。……狭义异体字跟部分异体字的界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8]前述朱简拟古玺创作,用“修”不用“脩”,即是明白“部分异体字”用法才有的明智之举。通用字之间具体关系的确定,同样有相当的难度。依此看来,要通过对特定异体字、通用字关系的理解来增补拟古玺创作用字,并经辨析而选择性利用,确是值得探讨、深究的事。

参考资料

[1]“然则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尤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2]“由于古玺涵有种种人名、地名、官名等等,从而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李学勤:《古玺通论序》,载于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4页。

[3]通常认为“古玺”不包括秦统一以前的秦国玺印,但“实际上,秦统一以后仅仅存在了15年,况且秦国印和秦代印确实不易也不可能予以区别,从考古学上讲也很难把统一前后的秦划分开来。所以,与其将这部分玺印称为‘秦印’,还不如统合于‘古玺’更为合理,因为它们的绝大部分毕竟属于战国时代。”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4]“汉字字体,秦朝整理字体后规定的写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92页。

[5]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2页。

[6]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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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丰坊:《书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07页。

[9]同[7]。

[10]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凡例第1页。

[11]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2]温大鹏:《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中国书法》2017年08期,第126—129页。

[14]杨亮:《苏宣与古文印风的兴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3期,第22—25页。

[15]陈西:《黄牧甫古文入印及对黟山派的影响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6]张炜羽:《唐宋至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对吉金文入印与古玺印风创作之影响》,《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17]吴炬:《流派印对金文入印的认识与实践》,《中国书画》2017年第4期,第14—17页。

[18]吾丘衍:《三十五举》,《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版,第18页。

[19]吴先声:《敦好堂论印》,《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版,第211页。

[20]林霔:《印说十则》,《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版,第396页。

[21]同[15],第18页。

[22]朱简:《印经》,《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版,第140页。

[23]朱简:《印品》附录《发凡》,载于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4]朱简:《印章要论》,《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版,第144页。

[25]郑晨:《拟古玺创作用字增补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8页。

[26]林剑丹:《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后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版。

[27]戴小京:《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序,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版。

[28]沈颖丽:《沈颖丽印选》,浙江当代中国画院2003年刊行。

[29]同[14],第25页。

[30]罗福颐:《中国玺印类编》序,载于小林斗盦编《中国玺印类编》,日本二玄社1996年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1]古菲:《鉨文字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32]同上,第5页。

[33]同[31],第15页。

[34]莫小不、郑晨:《论拟古玺创作用字的增补及用例举隅》,《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660-680页。

[35]同[7],顾韵初“前言”,第123页,检字第60页。

[36]王福庵著,韩登安校补:《作篆通假校补》,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版,扉页第2页。

[37]丁洁:《拟古玺创作用字再增补与用法辨析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19页。

[3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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