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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罗素在中国 杜威为什么没当上总统

罗素和朵拉临别前与《罗素专刊》同仁合影。后排:从左到右,瞿世英、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前排:从左到右,蒋百里、朵拉、罗素。

学生们等待聆听罗素的演讲

罗素和朵拉在北京的家

罗素和朵拉与赵元任(左三)等友人在天台聚会

罗素、杜威、赵元任在中央公园合影。

本报记者 孙文晔

1920年,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应邀远道而来。这是五四时期,继杜威访华后,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又一件大事。

这次访华不仅引起轰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社会主义思想论战”就是由他而起。

罗素带着真诚而来,但种种错位和误读,最终使人们由期待变成了失望。对于报刊上出现的罗素主张,陈独秀曾写信质询,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的讲演,说他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各派人士对罗素也是各种“看不惯”。虽然遇到了种种尴尬事,但这位名哲对中国却充满善意,并且在临别之前留下诸多发自肺腑的建议。

如今,罗素的中国之旅已成历史,但他在1922年写就的《中国问题》一书,仍有很多真知灼见言犹在耳。

接到讲学邀请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伯特兰·罗素恐怕是西方哲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了。他不仅名头多,而且寿命长、情人多、段子多,以至于今人仍常在微博、微信里遇见罗素,品味着他的只言片语。

一百年前,罗素在中国知识界中的声望,更甚于今。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张申府是《新青年》的编委,他首次在杂志上向国人介绍了罗素。1919年至1920年,在不足14个月里,张申府就翻译、注释和撰写了10篇罗素论文。《新青年》只给三个人办过专号:前两个是马克思和易卜生,第三个就是罗素,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对这段历史,张申府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比如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

对于这位25岁的罗素专家,罗素本人是认可的,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讲:“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作为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张申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张申府以“R”为笔名在共产党刊物《少年》上频繁发表文章,采用这个字母有三层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这个笔名的意思,即“我是红色的罗素”。

从张申府身上,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崇拜,可见一斑。当时北京大学还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问题是:“中国之外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参加者1007人,测验的结果是列宁第一,威尔逊第二,罗素第三。

其时国人敬重罗素,不仅因他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大哲学家,更因为他是社会改革的导师,是勇于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

罗素出身于英国伯爵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他宣称:“我是因为战争结果,从自由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作为著名的反战人士,他发表了澎湃的时评政论,并因言获罪,被革了职,罚了款,还曾入狱半年。

1920年五六月份,作为战后西方世界的寻路者,罗素踏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一心想取得“社会主义”真经的他,东奔西走地考察,与列宁等大人物对谈,历时一个月,但看到的却并非是他所想象、向往的社会主义。他感慨人民的生活依旧贫穷;也不喜欢个性受到限制;空气中弥漫着的压抑感,让他感到疑惑、失望。

6月30日,回到伦敦的罗素,被深深的幻灭感折磨着。恰在此时,在大量积压的信件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讲学邀请。

信中邀请他到中国讲学一年,酬金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讲题包括哲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等内容,具体由本人自定。然而,罗素却很难把这封信当真,信中没有讲明主聘单位和具体的讲学地点,写信的傅铜和转寄此信的缪尔赫,罗素更是全然不认识。

抱着开玩笑的心态,罗素回信要求对方先寄200英镑定金,没想到对方痛快地寄来了支票。谁会拿这么多钱开玩笑呢?罗素当时处于低潮期,情感不顺,政治上也受到左右两派的围攻,正想找个地方散散心,他7月6日复信,答应“本年或明年秋间必可来华”。

2000英镑的讲学费用,并非小数。为此买单的神秘机构为什么连自己的大名都不提一下?原来,这是一个梁启超正在筹办的机构,当时只有构想,没有实体。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然而,从讲学社的缘起及运作方式看,此事又非梁启超不可。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这就决定了,必须要有跨团体、跨区域、跨学界、跨思想界的大合作。

1919年杜威来华,起初是应胡适等弟子之邀,但他抵达后,北大的预算却出现了严重缺口,事先承诺的酬金,一时无法筹措。胡适和蔡元培一筹莫展,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并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

尚志学会等几个学会虽然名称不同,但背后的掌舵人都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与胡适政见相左,但却慷慨伸出援手,促成学界共襄盛举。后来,杜威续聘一年,也是靠梁启超的讲学社出资。

依戏剧大家焦菊隐的说法,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为此,梁启超规划蓝图,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梁启超在欧洲时,曾登门邀请过“生命哲学”的创始人柏格森,但他因故不能来。

恰在此时,杜威在讲演《现代三个哲学家》中多次推崇罗素,称其为西洋三大哲学家之一,称其数理哲学深奥得连自己也不明白,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热烈期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敬芳和傅铜向梁启超提议邀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于是这封信由北大哲学系讲师傅铜执笔,寄给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时的指导老师缪尔赫,并由缪尔赫加上他本人的介绍信,转寄罗素。

信寄出去的时候,讲学社还八字没一撇,所以就没写主聘单位。

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后徐新六提议,“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不仅在京有益,罗素到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助教育界人士。

傅铜的意见则更显开阔,他把此事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宜作长久计,年年延聘。这种类似基金会的设想,使得组织不再局限于民间,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化缘”。

梁启超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写明,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五四以后,教育经费紧张,连北大老师都常被欠薪。两万银元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万,堪称一笔巨款。要不是梁启超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又肯亲自向大总统徐世昌游说,怎能获如此支持。

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正式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该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

在讲学社的推动下,1919年至1924年,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包括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

对每一位大咖,主办者都会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刊杂志还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形成一个热点,虽然学者的影响各有侧重,但作为整体,构成了五四后的文化壮举。

遗憾的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化界已经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还有强调“东方文化”的,在中国应如何改造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知识界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虽然讲学社想把罗素作为中国新知识界共同的客人,但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由他们出面来邀请、接待罗素,自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冯崇义在《罗素与中国》就说,这样一种安排,影响了罗素同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人物的接触。

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恩恩怨怨,罗素自然不明就里,他哪里知道,访华之旅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上海,初识的尴尬

博学的罗素,早就读过中国的唐诗和老庄之书,他那本论述社会改造的书——《到自由之路》,卷头就题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此时到中国去,也很契合他的心境。一战的野蛮厮杀,让他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对苏俄的实地考察,又使他困惑不已。他热切希望考察不同于西方和苏俄的“异质文明”,从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寻求拯救西方的智慧。

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访问苏俄“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8月,他由情人朵拉·勃拉克陪伴,乘着“波多”号法国客轮,踏上了去中国的茫茫海路。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枯燥、乏味。同船有一群罗素的英国同胞,知道他去过苏俄,便都好奇地催他说说见闻。

罗素侃侃而谈,但他的报告里却有所选择。因为他已摸清这帮同胞有橡胶园主、大商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宠儿,他可不想在他们面前丢社会主义的丑。因而对苏俄尽拣好话说,隐去了失望和不满。

富人们立场鲜明,都无法容忍他的“亲俄”“通共”的表现,更不满他的“布尔什维克宣传”。船到上海时,一帮人还情绪激愤地向船长提出,不许这个“反英分子”登陆上岸,更有甚者,偷偷给北京的英国总领事馆发去电报,告发了他的种种“罪行”。

事情一下被升级、闹大了。驻京英方人员立即给伦敦的外交部和国防部通报情况,回音传来,国防部认定依照《战时条例》,对有颠覆行为的罗素应立即拘留或遣返回国。但一查《战时条例》,这个月却刚好过期失效。伦敦方面虽然放他一马,但发出明令,对此人要进行严密的“内控”监视。

罗素侥幸逃过一劫,上岸后却发现,竟然没有东道主来迎接,这使他有点不知所措,甚至认为这次邀请也许是一个“奢侈的玩笑”。好在中国朋友很快来到船上,这才不至于让罗素“夹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

没人接船,不是中方招待不周,而是 “波多”号到得太早了。梁启超早在九月中旬就安排学生蒋百里和罗素专家张申府赶到上海迎接,并且精挑细选了赵元任作为翻译。由于罗素的学说十分深奥,因此译者既要有充分的哲学素养,又要兼通数学、现代物理。选来选去,只有28岁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能当此重任。他当时在清华教心理、物理两门课,被“借”后便匆匆抵沪,却见“波多”号早已漂在江上,这才知道自己来迟了一天。

罗素本来不开心,但接待到位后,他的不快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把他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找不到一丁点儿瑕疵。朵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俩受到的款待,就像国王和王后。

风度翩翩的罗素还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他精瘦而干练,黑白相间的花发,明亮的眼神,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给人谦和又善良的感觉。赵元任也在日记中记下对罗素的第一印象:跟我在照片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

记者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报道,让罗素度过了“三天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尴尬难堪的日子”。

美丽干练的朵拉与罗素同船而来,罗素又刻意没有介绍她的身份,于是媒体凭常理推断,恭敬地称呼她为“罗素夫人”。等记者弄清朵拉是罗素的“剑桥弟子”,而不是夫人时,又一阵着慌,急忙登报更正、致函道歉。

接到《申报》的道歉信后,罗素大度地回信说,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根本就用不着深究、道歉,同时也转弯抹角地说,“其实他俩的关系,除了需法律上的认可外,与夫妻也没多大差别了”。

如梦初醒的记者们这才发现,眼前不就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嘛。上海的报章杂志,顿时热闹起来。《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等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罗素式婚姻”对包办婚姻大加批判,将罗素的“自由恋爱精神”大大吹捧了一通。

虽然被中国人称做“自由恋爱”,但罗素心里清楚,这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事。罗素与妻室多年分居,正在闹离婚。婚姻之外,他享受着英国贵族圈风行的婚外恋、敞开式婚姻。到上海之前,他身边还有三四个情人,朵拉只是其中之一。

介绍朵拉就够让罗素尴尬的了,应付络绎不绝的上门者则更让罗素为难:他对中国尚且陌生,但拜访者,却无一不是以他为改造中国的导师,等着向他索取真经的。如果他给出答案,未免太轻率,不给,中国人又腹诽他滑头。

一封落款为“袁琼生”的信可谓代表了当时进步学子的期待:“我们非常高兴,您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就连孙中山都赶着来见他,只是双方行程冲突而没有见到。

罗素真正想看的,其实是“中国式”的风景,来华第二天他就在小桥流水的半淞园流连了两个多小时。追随罗素行踪的记者们,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在报上披露说:“罗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国社会之实况,故欣然游上海,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

当晚,七个知名团体联合设宴,为罗素接风,陈独秀等百余知名人士参加。

第一次接触这么多中国人,罗素发现,他们能用流畅娴熟的英语和他交谈,不时还表现出在这种社交场合所应有的恰如其分的诙谐。“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很久以后,他在自传中写道。

国人则回夸他“您是孔子第二啊”。其实夸某人“孔子第二”是中国文人惯用的客套,就在一年前,蔡元培就说过杜威是“孔子第二”。

也许是依然沉浸在半淞园的游兴中,罗素在晚宴中,几乎声声不离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更疾呼,对这样的文化,中国人千万要珍重保存它。

不想,头一次的发声就闹出了风波。在《申报》的报道中,他的演说被冠以一个醒目的标题:“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保存国粹”这四个字,一下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首先发难的是周作人,他在10月17日《晨报》上刊发《罗素与国粹》一文,劈头就说:“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但我却不能赞成。”他还告诫说,“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便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张申府此时正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边筹建共产党组织,一边追星似地跟着罗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场。他撰文为罗素辩护称,这场风波是《申报》曲解了罗素的意思,把“保存国粹”四字加在罗素身上,“很恐不但诬了罗素,并要误尽苍生”。

双方争论之时,罗素已离开上海一个月,正在北京讲学,他风闻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场争论,不得不投书《申报》,作了自我辩护。不知是出于真心抑或无奈,文中的他已经改了调门,鼓励中国最活跃的改革者奋步前进,面对必然不可避免的“美术上损失”,可以“不予以过分之珍惜也”。

这场风波不大,但却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最初一边倒尽是赞叹、褒扬的气场,对他的责难、质疑渐渐多起来。

长沙,引发一场论战

在杭州时,罗素对西湖风光大加赞赏,“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当时天气很热,罗素他们坐轿子翻山,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轿夫歇息十分钟。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我记得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

作为一个外国游客,罗素赞扬中国轿夫的乐观友善,这不能说有什么错,至少跟那些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洋大人”有着本质区别。但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鲁迅,却很不以为然,他在《灯下漫笔》中讽刺道:“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鲁迅是从来不信“神”的,即使对被奉为神的罗素也如此。

杭州、南京之后,罗素又溯江而上,长江上的航行也让他心旷神怡,“与在伏尔加河上旅行的压抑、恐怖形成鲜明对比”。

在湖南长沙,杜威和罗素,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第一次碰面了,同来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等中国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蔡元培即将往欧美作为期10个月的文化考察,在赴欧前,他特地赶到长沙,陪同罗素讲学,并当面邀请其担任北大客座教授。

这次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可谓风云际会,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位书记员。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东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参加和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他不仅前往听讲演,还应邀担任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

美国人杜威在长沙讲的是教育哲学,学生自治;而英国人罗素,讲的正是毛泽东最关心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因此毛泽东给罗素当速记员自然是顺理成章。

讲台上的罗素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神采奕奕,口若悬河,赵元任更是出彩,能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显然,罗素比杜威更有人格魅力,但奇怪的是,他在观众中得到的认可却远比不上杜威。

社会主义有很多流派,罗素信奉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它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奉行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正因如此,罗素一会儿劝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会儿又对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模式提出严厉批评。由于不能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一个一锤定音的解决方案,观众先是疑惑不解,“最后是讥评四起”。

思想激荡之后,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写出了自己的想法,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当时三十岁出头的张东荪,是上海《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自称对罗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他回上海后,在11月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的文章,把罗素说成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这篇文章本就有断章取义或假传圣旨之嫌,又与布尔什维克思潮迎头相撞,引得陈独秀率先发难。他在公开信中对罗素表示不满: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也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据说,罗素曾给陈独秀回过信,但是中途遗失了。不过,即便收到了,恐怕也难以让陈独秀满意。此后,许多左翼人士都以为罗素是站在张东荪一边的。

12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左派们火力全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借着讨伐张东荪,重炮猛轰了一通基尔特社会主义。

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若要发展社会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种改良的方法,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

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论战,跌宕起伏。罗素本人肯定没想到,他的中国之行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一环。

依据现有资料,人们甚至无法证实罗素看到了陈独秀的公开信。他从未回应这场论战,只在自传里写了一个笑话:

我要离开北京时,一位中国朋友赠我一块极小的手刻板面,上的字迹细微难辨,他又将这段文字用优美的书法写出送给我。我问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等您到了家的时候去问翟理斯教授吧。”我听从他的意见这样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师卜辞”,在这段卜辞中,巫师只是劝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国朋友是拿我打趣,因为我总是拒绝对中国人当前的政治难题给他们提出建议。

很长一段时间,罗素都避免谈到“中国改造”的问题,更很少直接回答或给予明确的答案,总是以“对中国问题尚待观察和思考”为由,予以婉拒。恐怕他心里也清楚,自己说的话不过是“巫师卜辞”。

吊诡的是,罗素遭到“进步的中国人”抵制时,却差点因为在华宣传“危险思想”而被北洋政府驱逐出境。所谓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他撰写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文,上海的共产党小组曾将此文印为传单。

北大,每周讲学两次

罗素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讲学社给他的待遇,比原先约定的还要优厚许多,除负责所有差旅费外,支付的酬金足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罗素与朵拉、赵元任一起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2号,他们用中式的古董家具布置房子,还雇用了专门的厨师、家童、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生活相当舒适。

他们经常把星期一作为休假日,并时常到天坛去做一日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然后离开那儿回来准备以镇定和平静的心情面对我们自己那个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

11月19日,讲学社在北京美术学校礼堂为他举行欢迎会。也许是对社会主义论战有所感触,梁启超致欢迎辞,并借此亮出讲学社不分地域门户的宗旨。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哪样就买哪样。”

不过,梁启超的胸怀并不是谁都有的。据赵元任晚年回忆,胡适告诫他要小心,不要上了进步党的当,并试图阻止他应聘罗素的翻译,因为胡适认为,梁启超等人想借机“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

对于胡适的抵触态度,梁有所耳闻,并主动与他沟通过。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不过,胡适对罗素始终心怀芥蒂,访华九个月中,他俩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甚至最后罗素的告别演讲,也因“为雨后泥泞所阻”未能如愿。胡适自己笑称“无缘”,其实是“无心”。

或许是为了表明讲学社并无“挟洋自重”之意,梁启超等“研究系”人士与罗素没什么深交。在北大,罗素每周讲学两次,到1921年3月为止,除了临时追加的一些单篇讲演外,陆续还进行了5个系列的讲座:“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均与研究系的主张无关。

北大师生还发起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每周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自然也想把“绝活儿”数理逻辑,传授给这些资深的中国弟子。但他只讲过一次,学生都说听不懂,还抱怨这不是哲学。连罗素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除一人是满清皇族外,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不想听技术哲学,只需要社会改造的建议。

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

深入到学术领域的交流后,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生,罗素自己也开始抱怨:“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

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在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次演讲中,礼堂没有生火,而绅士的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结果引发肺炎。连日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的草稿,还作为见证人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日本报纸未经核实就发布了罗素的死讯,这个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和罗素离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出版的英国报纸上,也让罗素读到了各种对于自己的讣告。作为报复,罗素日后回敬日本记者一个字条,“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自传中,罗素还打趣说,中国人要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那样我本会变成一个神,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倒颇为风雅。”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让他成了和杜威一样长寿的哲学家。不过,他早已无心逗留,只想提前离开中国。在给英国情人的信中,他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

另外,朵拉此刻已经怀孕,这是罗素的第一个孩子,他已经四十九岁了,一直期盼着自己能有个后代,此时他只想回英国迎娶朵拉,给孩子一个名分。

7月,刚能拄着拐杖行走,他就迫不及待地买好了船票,准备与杜威同日离京。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

最让中国人吃惊的是,他不再含糊其辞,而是就中国的现实问题、走什么道路开出一剂药方: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在目前产业幼稚、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模式采用民主的体制,而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若避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需仿效俄国的方法,第一步惟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

“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是罗素最终指给中国人的方向。对此,保守派和改良派自然是强烈不满。

张东荪对罗素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离华半个月后,他在《后言》中抱怨这段离别赠言“有许多地方和他向来的主张相矛盾”,“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

就连胡适都发现了:罗素虽然是梁启超请来的助战者,却也是一位与他们的主张不那么合拍的“助战者”。他作了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诗来奚落他:“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的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傅铜辩护道:“罗素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对欧美各国最合乎理,与他劝中国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无冲突;因为欧美与中国情形不同,罗素提出的方案也不同。”

为什么临别赠言与刚来时的论调不一样了呢?中英文化交流会常任理事李丹阳认为,与很多易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不同,具有怀疑特质的罗素,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以现实观照理论,修正对社会的认识。他这番话是在华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深思熟虑后才讲的。

巧合的是,就在罗素离开中国的当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

7月10日,蹒跚而行的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相对于中国人要么崇拜,要么质疑的二分法,罗素则公正得多,他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不理解和诋毁,而失掉同情心和理解力,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热忱。

1922年,罗素对自己的中国之行加以总结,写就了《中国问题》一书 ,这也使他成了西方最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书中就预言中国必将崛起,并且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他期待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把强敌扫地出门时,也能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

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无原则的溢美之词。他告诫中国人不可采取的两个极端态度——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即使今天,在对待外来文化时也依然适用。而他所批判的中国人的“贪婪、怯懦、冷漠”,不也是相当深刻吗?

“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正是出于这种深切的理解,他呼吁英国当局归还庚子赔款,并将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当中国发生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时,他激越地为大洋彼岸辩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杜威等发表公开信,严正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为此,他在朝鲜战争时斥责过美国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出面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是当时国际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

一份2008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罗素曾致电周恩来和他的剑桥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速停火撤军。对于罗素的来信,总理还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

罗素不仅把中国的立场传达了出去,还派助理到边界调停。当时为中国说话的人确实不多,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请罗素访华,并请何兆武等学者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不过,罗素年事已高,终究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来。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他既激进又保守,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恐怕,才是罗素,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涵。

感谢人民大学历史系高波教授接受采访并提供帮助。参考书目:《罗素自传》;蒙克著《罗素传——孤独的灵魂》;冯崇义著《罗素与中国》;朱学勤著《让人为难的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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